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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監管升級、金融去槓桿，產能過剩行業和高負債槓桿企業流動資金較緊，近期上市公司接連違約，信用風險在持續暴露。而企業兌付危機的爆發，往往伴隨的是貸款逾期情況的出現。
從2017年A股上市銀行的年報數據來看，除部分銀行外，上市銀行資產質量壓力有所緩解，資產質量整體穩健。但不可忽視的是，隨著企業的影子銀行表外融資渠道受阻，民企的違約潮持續上演，而國有企業、地方債務平臺仍有不小的債務壓力，銀行業資產質量仍然面臨挑戰。
跨市場交叉風險
受資管新規出臺的影響，對接民企和地方平臺公司的銀行理財資金受到了限制，對企業的輸血能力減弱。以貸款和債券發行為主要融資渠道的企業流動性遇阻，債務風險有所顯現。
截至5月中旬，相繼有十幾只債券出現違約，債券違約規模已遠超過2017年全年的水平。根據中信建投統計， 2017年僅有9只債券違約，合計違約規模為72億元。
其中，一季度債券市場共有10只債券發生違約，累計違約金額45.51億元；進入到4、5月，基本上每週都會出現一到兩起企業的兌付危機。5月份，已有中安消、凱迪生態、盾安集團等多家相關企業接連爆發信用風險。
“金融去槓桿，企業融資渠道受到一定影響，非標、同業、委貸等業務受限，信用債方面因為違約風險暴露，較低評級債券發行後投資者投資意願較低，部分企業流動性風險加大。”蘇寧金融高級研究員趙卿表示。
“監管趨嚴後，一些企業通過非標對接的資金斷裂，償付能力有所下降，再加上前期債務槓桿較高，造成了近期的一些違約事件。”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熊啟躍告訴記者。
此外，實體企業資金緊張，尤其是產能過剩行業客戶和高負債槓桿企業的信用風險仍在持續暴露。而企業債券的違約，伴隨的是貸款逾期情況的出現，或將影響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攀升。
近期發生債券違約的*ST中安，在近一年內已涉及兩家銀行的訴訟，金額共計約2.11億元。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ST中安有息負債總量為 28.85 億元，其中銀行借款16.94億元，佔據有息負債的近六成。
以陷入“450億債務危機”而備受關注的盾安控股集團為例，根據該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的信息顯示，截至2017年9月末，該公司與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幾十家銀行的地方分行有借貸合作關係，且貸款集中在浙江省，還款日期也多集中在2018年期間。
另外，隨著當前銀行對信貸的收緊，相對於大型央企和國企，民營企業不容易獲得銀行方面的信貸支持。
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認為，截至目前，今年已發生債務違約的主體全部為民營企業，延續了2017年以來的趨勢。2017年隨著央行貨幣政策的持續偏緊，各行業融資成本都有明顯上升，但國有企業仍然佔據融資成本更低、融資條件更為寬鬆的優勢，財務費用的漲幅也明顯低於民營企業的漲幅。
廈門國際銀行發展研究部任濤告訴記者：“實體經濟去槓桿的本質是降低資產負債率，金融去槓桿的本質是消除資金空轉，兩者還是有差別的，金融去槓桿讓資金回表內以更為直接的方式進入實體經濟，這樣做的目的實際上是用低成本的負債去取代實體經濟高成本的負債。”
“短期內實體經濟還會繼續困難下去，以增量替換存量畢竟有一個過程。”任濤表示，“對實體經濟是利好，當然該目的能夠達到的前提是金融機構有資金去進入實體經濟，所以降準等措施在當前就顯得非常有必要，甚至是必然的趨勢。”
難言不良拐點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2016年四季度末達到了1.74%，環比下降0.02個百分點。這是自2012年一季度 0.95%以來，商業銀行不良率一路上漲後的首次拐點。並且2017年四個季度的不良率均保持在了1.74%的水平。但這一穩定趨勢在今年一季度被打破。
對此，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連平團隊認為，一季度商業銀行不良率小幅反彈主要是受到季節性因素的影響。
從2017年A股26家上市銀行的年報數據來看，除中信銀行、貴陽銀行不良率上升外，整體資產質量壓力有所緩解。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上市銀行的逾期90天以上貸款餘額高於不良貸款餘額的。
“銀行的不良率拐點從數據上看應該是在2017年正式來臨，但今年一季度不良的反彈似乎又讓市場產生了一些憂慮，而監管降低撥備也是為了讓風險充分暴露。因此現在談拐點可能還有點早，特別是對於那些規模較小的銀行。”任濤認為。
監管層曾在今年3月份指出銀行的信用風險方面的問題，存在資產分類不真實、隱藏不良資產、虛假出表等情況。
3月份，原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對媒體確認了坊間流傳的《關於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 “7號文”）事宜，該文件計劃將銀行的撥備覆蓋率由150%調整為120%~150%，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2.5%調整為1.5%~2.5%，以引導銀行更真實地暴露不良。
“銀行業隱藏不良可以說是公開秘密，這從關注貸款率、逾期貸款率、撥備覆蓋率等指標便可以看出。不過後面的資產質量指標應該說離真實的水平會越來越近，小銀行的壓力會比較大，並進一步侵蝕到業績指標。”任濤表示。
“估計未來三年將是風險集中暴發期。”任濤表示，“不良貸款的處置方式有很多，因為大中型銀行的不良率仍是下降的，可以類推今年一季度小銀行的資產質量有逐漸暴露的跡象。”
而金融環境也將持續嚴監管和資金面偏緊的狀況，信用債違約或將不是個案，隨之而來的債務交叉違約風險，是銀行風控的關注點。尤其在債券違約潮的當下，當銀行認為企業經營出現問題，“抽貸”的案例不時發生。
四川金座標律師事務所合作人律師任耀龍表示，銀行需從存量業務的貸後管理、增量業務合規管理以及對風險項目進行人員儲備、風險處置流程等方面進行關注。
任耀龍介紹對已發生違約，作為債權人銀行主要通過三種途徑追償：“第一，與債務人進行協商，達成債務重組方案；第二，對於有擔保或抵押物增信的債券，銀行還可以向擔保人追償或處置抵押物就處置價款優先受償。第三，尋求司法救濟，包括違約求償訴訟，破產訴訟（重整、清算）等。”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市君澤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白哲表示：“在金融爭議解決領域，我們觀察到，近年來因類似債務危機引發的訴訟案件數量持續走高，案件標的也越來越大。我們當然可以憂心債務危機的爆發和對經濟的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些債務的糾紛和危機正在更傾向於通過法律的途徑包括訴訟、執行、重整和破產清算等方式進行化解。這也說明我們的市場經濟更加成熟，市場經濟歸根結底是法治經濟，樹立法律意識，堅持合法合規的發展才是金融機構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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