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們能記得在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很遠很冷的地方，有一百多個大人和小孩，和一群充滿了靈性的馴鹿生活在一起，就夠了。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彭懿說，他對查坦人的迷戀，是從這張照片開始的——一個小女孩躺在一隻白鹿身上酣睡，又奇又幻，像一個夢。
世界上竟然會有這麼夢幻的地方？或者說，這麼純淨的地方？
後來，他了解到，這個地方在蒙古北邊的一片泰加森林，“泰加”在蒙語中意為“白雪森林”，小女孩是查坦人，“查坦人”在蒙語裡是“擁有馴鹿的人”的意思——因為馴鹿只吃一種叫石蕊的地衣，所以他們的族人每年都要隨著馴鹿不斷遷徙，一年多達五到十幾次。
作為古老的突厥人的後裔，查坦人的遊牧生活延續了三千年。三千年來，他們從未離開過那片遙遠、幽深的森林，至今仍然信奉薩滿教，崇拜山川，並相信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神靈。更重要的是他們與馴鹿之間的共生關係——他們不僅在生存的方方面面依賴馴鹿——喝鹿奶，吃乳酪，交通、狩獵，他們的文化身份與性靈皈依也與馴鹿息息相關。
這張照片的拍攝者Hamid Sardar Afkhani是一個伊朗裔美國攝影師，也是民族誌學者，在哈佛大學拿到過中亞語言學博士。從2000年開始，他就在蒙古北境的泰加森林裡拍攝馴鹿部落。他說，是內心深處某種遊牧民的古老基因，驅使他一次次踏上那片土地——“那裡住著麋鹿、熊、馬和鷹，人類與野獸之間存有一種神聖的關係，人類不是世界中心，而只是廣闊圖景中的一部分而已。”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彭懿不是人類學者，他是一名兒童作家、攝影師。作為作家和攝影師的雙重身份的直覺告訴他，只要能去到那裡，一定能找到精彩絕倫的故事。
作為一名成名已久的兒童文學作家，他第一次嘗試將攝影融入童書，是在《巴夭人的孩子》裡。
在這本書中，他將鏡頭對準了馬來西亞仙本那一群貧苦又快樂的“巴夭人的孩子”。他們住著簡陋的水上屋，爺爺和爸爸以打魚為生，媽媽每天在家裡忙個不停，而他們每天就是奔跑、戲水、爬樹、無拘無束，出門直接跳到海里……
巴夭人是一個神秘的民族，因為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珊瑚礁三角區，漂泊海上，又有人把他們稱為“海上的吉普賽人”。
《巴夭人的故事》出版以後，各種讚譽也紛至沓來，但他自己覺得，那更像是一次浮光掠影的採風，因為語言的障礙，他並沒能深入到那些孩子的生活裡去，美則美矣，缺了點靈魂。
但這次不同，查坦小姑娘與馴鹿共眠的畫面在他的腦海中持續發酵了半年多，“這一生從來沒有為一個題材這樣興奮過”。
當機會終於到來時，他甚至沒訂回程票就上了飛機。從北京飛到烏蘭巴托，片刻不停驅車800公里到查干諾爾。再從查干諾爾僱了一大隊人馬（5位馬伕，14匹馬），一路“跨過一條又一條溪流，穿過一片又一片沼澤地和原始森林”，終於在兩天之後到達了查坦人的部落。
從查干諾爾出發前的那個晚上，他做了一個夢。以前從來沒做過那樣的夢。山坡上有水留下來，有一條公路，水從公路上繼續往懸崖上流。路面上有一條大魚，一米多長的大白魚，在跳動。這個夢很吉祥。
“路上走了三天，我從馬上掉下來三次。翻譯也掉下來一次，一開始以為是腦震盪，結果第二天又沒事了。在那種地方，如果真的出了事情，那就是必死無疑的。就是這樣與世隔絕的環境。”
他的確非常幸運。他找到一個規模很大的馴鹿人部落，有5戶人家，500頭馴鹿。
還有一個五歲的小男孩，叫托克尋。這個男孩成了他的主人公。
他趕上了最好的季節。秋天的色彩最為飽滿豐富，難得還下了一場雪，雖然那場雪到中午就化掉了。“攝影師遇到秋天的雪，那簡直是天賜的良機”。
就這樣，他蹲在馴鹿人部落的帳篷門口，近距離觀察他們一天的生活，拍攝他能拍到一切日常。看遠山巍巍、秋草悽悽，看白雲悠悠、溪流潺潺，看馴鹿悠閒地走來走去，看查坦人放牧、打獵、在爐子上烤麵包、用秋天採來的小紅莓做果醬，在小溪裡捕魚、一網下去就上來100多條魚，又看著他們收拾行裝、準備踏上另一次遷徙。他離開那天，小男孩一家正要往更高的山裡走，茫茫風雪瀰漫，進去了出都出不來。他們一年要經歷15次這樣的遷移。
與《巴夭人的孩子》一樣，《馴鹿人的孩子》也是從一個男孩的自述中開始的，他講他的爸爸媽媽，他的馴鹿，他的部落，他的忙忙碌碌的一天，以及即將到來的又一次遷徙與別離。
我叫托克尋，今年五歲，我是馴鹿人的孩子
很多孩子讀了《巴夭人的孩子》，表示願意跟巴夭人的孩子交換童年，彭懿他猜想沒有多少孩子願意與馴鹿人的孩子交換童年。這裡恐怕缺乏一種令他們興奮、或者渴望的童年生活的場景。
在這個“比北風的源頭還要遙遠的北方”，童年可以說是嚴酷的，孤獨的。夏天很短，冬天很冷很漫長（最冷的時候達到零下52度），沒有玩具，也沒有什麼玩伴——大一點的孩子都去山下上學去了，小的連站都還站不穩。爸爸給他做了一把木頭槍，也沒有人可以一起玩。
這個5歲的小男孩每天在荒野裡奔跑，上山、下河，家裡的水是他從河裡提回來的。他一個人能熟練地為自己的馴鹿安上鹿鞍，爬上鹿背，跟著大人一起去放牧。
每個查坦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頭守護馴鹿。這些部族孩子第一次生病時，當地薩滿就會找一頭馴鹿與之相連。直到馴鹿死前，它都會替主人承受病痛。托克尋也有一頭馴鹿，取名叫“鷹”。
只有在撒嬌的時候，你才會意識到，這只是一個五歲的小孩子。媽媽做衣服的時候，他躺在媽媽身邊滾來滾去。爸爸給他做了一支小獵槍，那支槍就沒離開過他的身邊。“他好像時時刻刻都跟著爸爸媽媽。大人勞作的時候他在身邊幫忙。到了晚上，一家三口緊緊地睡在一起。”
彭懿的攝影機捕捉到了許多這種親密的鏡頭。“那麼遙遠陌生的文化，但我發現我們的很多動作都是一樣的。媽媽摟著親他，給他戴帽子、戴手套的動作裡透著我們十分熟悉的親密。”
這是托克尋的母親。這些鹿緊緊地跟著她，是為了舔鹽。這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承擔了生活中所有的艱辛。
托克尋的父親，名叫納蘭夫。每天凌晨四點，他都會爬起來把熄滅的爐火點燃，然後把妻兒的被子掖好。他打獵、放牧，以最質樸的方式給兒子傳遞一個查坦人的價值觀——“馴鹿不怕冷，我們馴鹿人就不能怕冷。”
托克尋與爸爸媽媽一起去串門，山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馴鹿人部落，他們一共只有兩頂帳篷，十頭馴鹿。
但奇怪的是，這樣的童年也不併讓人覺得有缺憾，至少彭懿是這樣覺得的。
在這片並不適合人類生存的苦寒之地，馴鹿人的生活中自有一種純淨、誠實的美。也許是遊牧民的基因天生如此，他們活得豁達、開心，而他們的孩子有著城市兒童不可企及的硬朗、聰慧與獨立。
在彭懿的鏡頭中，人，包括小男孩托克尋，並不佔據畫面的中央，而是永遠與動物、與山川草地連接在一起的。
這是一張憂傷的照片。深藍的溪水中流淌著亙古的時光，小男孩和他的馴鹿的背影中有著與他們的年齡完全不相符的蒼涼。“這個畫面我拍完以後，就是想好，要放在結尾。”
托克尋說，“唸完書，我還是要回來，我要像爸爸那樣，當一個最好的馴鹿人。”
但是，彭懿知道，這個男孩不會再回來了。在這個幽深的白雪森林裡長大的他，並不理解這個世界運轉的方式，更不會明白，氣候變化、經濟困境、國家政策（蒙古政府將馴鹿人的狩獵地化歸為國家保護公園，禁止狩獵）、以及外部世界的衝擊，如何令他的族人延續了三千年的傳統無以為繼。
在Hamid Sardar Afkhani的記錄中，幾年前的查坦人還有44個部落，但當彭懿到達這裡的時候，已經只剩下13個部落了。馴鹿也從原來的2000多頭減少到現在的700多頭。沒有馴鹿，馴鹿人也將不復存在。
他們是註定要消失的人群。
即使存活下來，他們的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要走向死亡。
時間的大河滾滾向前，沒有什麼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曾經有人問Hamid Sardar Afkhani，為什麼遊牧民的消失會讓我們感到悲傷？
他的回答是，“當我們選擇定居，我們就選擇了與自然決裂，而與自然的連接原本是我們不可割捨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的祖先都曾是遊牧民族，遊牧的特性是我們在潛意識中強烈念想的。這些牧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讓人著迷的根本原因，是他們讓我們看到了自己缺失已久的那一部分。現在，我們為他們不可避免的消失而悲傷，是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我問彭懿，是我們以一廂情願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浪漫化了馴鹿人的艱難與衰敗嗎？
他說，不。“從始至終，我都覺得，那是一個夢幻之地。離開的時候，我已經有十幾天沒洗澡了，照理說應該迫不及待想要回家。但我滿腦子卻在想，要能留下來多好。我已經不覺得他們的生存環境惡劣了。相反的，我覺得在這裡生活也很好。因為特別美。水，溪流，松樹。空氣無比清潔。”
所以，他寫下這本書，希望他的讀者，包括大人和孩子，“能記得在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很遠很冷的地方，有一百多個大人和小孩，和一群充滿了靈性的馴鹿生活在一起，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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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馴鹿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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