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8 一位旅美學者的回憶:北大教給我的是學者要有點自尊,別出賣學術

本文作者王治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8-199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任《國外社會科學》副主編,現任美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一位旅美學者的回憶:北大教給我的是學者要有點自尊,別出賣學術


記得在社科院《國外社會科學》編輯部工作的時候,曾經有同事就我是不是北大的有過爭論。雙方各執一詞,當然是各有各的理由了。倒不是懷疑我的文憑有假,大概只是想以“是否恃才傲物”來進行判斷。


因為北大人給人的感覺通常總是有那麼點氣吞寰宇、胸羅百代的傲氣和狂氣。


按照這個標準,我大概不算是北大的。因為那時的我已近而立之年,那種少年書生特有的狂傲,已收斂得所存不多。當雙方求證我本人時,為了編輯部的“安定團結”,我當時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燕園七年敬畏學術


現在可以說了,我是北大畢業的。加上研究生的三年,我青春歲月中有七個年頭是作為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在末名湖畔度過的。


正是在燕園,我懂得了敬畏學術,進而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理想。


本科的我是哲學系78級的。現在依然還記得第一天到北大報到的情形。那是八個中學同學騎著八輛自行車陪我來的。在當時,其隆重程度不亞於今日八輛卡迪拉克相送,因為我是我們學校那年唯一考上北大的。


後來住進38樓,一間寢室睡8個人。下上左右鋪一打聽,幾乎每一個都是當地狀元,其中甚至還有中學校長,老師,野戰軍的連長。


待見到張岱年、朱德生、黃楠森、王太慶、楊辛、葉朗、湯一介、趙光武等哲學系著作等身,名重一時的哲學前輩時,對“天外有天”這4個字有了更深刻領會。


可惜我課堂上一直不是個用功的好學生,現在想來頗為後悔。讀本科時,成績始終維持在“良”的水平。雖然也曾在口上辯稱“每門課都保持在‘良’也實屬不易,因為不僅要具有防止下滑的實力,而且更重要地是要能剋制向上的慾望”。但是自己心裡清楚:功夫沒下到。青春時代畢竟太多的誘惑。


學術尊嚴意味著什麼?


1985年重返燕園讀研究生的時候,依然不是個標準的好學生。


雖然掛個85級研究生黨支部書記的頭銜,但上課總犯迷瞪。以至於楊適老師問師兄謝文鬱:這王治河是怎麼搞的,為什麼總是迷迷瞪瞪的?文鬱師兄仗義地替我辯護:可能是沒睡好。


下次課,我依然迷瞪。於是認真的楊適老師就又問文鬱:怎麼他又沒睡好?好在哲學系老師大都有一種寬容的精神。這是我至今感念不已的,其中王夢真老師和楊辛老師對我和美筠的關愛更是終身難忘。


檢點七年北大哲學系的生活,雖然書沒有讀得太好,但體會到了學術的尊嚴,嚐到了思想的快樂,這是我燕園生活的最大收穫之一。


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尊嚴學術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尊,不出賣學術;二是尊他,就是講包容。


關於學術自尊,7年的哲學系生活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哲學前輩的學術風骨,特別是他們矢志學術的“孤往精神”(熊十力語)。他們不曲筆阿時,更無意用學術釣名譽,謀富貴。真稱得上是學術尊嚴的守望者。在官路,財路之外,他們用自己的親身垂範,昭示著第三條路,一條學術人生之路。


到社科院後,有幸遇到同是北大哲學系畢業的葉秀山先生,更加深了我的這一體認。以葉先生的道德文章,又處在社科院這樣一個位置,要用學術謀取個一官半職的話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葉先生對此卻真的興趣了了。對沒能上到二樓吃小灶,而是擠在一樓同一般研究人員一起吃大鍋飯也無怨無悔,真正做到了看淡名利。


臨出國前,曾請葉先生手書我所喜愛的袁枚名句“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在克萊蒙當學生讀書的日子裡,不時拿出來欣賞,藉以自勉。


許多人中途下了車


時代的艱難,使許許多多曾經胸懷大志的才情之士在學術之路上中途下了車,而這些可敬的哲學前輩卻將油門踩到底。他們安於清貧,矢志學術,再現了古人安貧樂道之風。據說在後現代社會里,一切都是膚淺的、無聊的。


然而“在一個多元化的後現代社會里,有人‘無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實實做著‘有意義’的事情”。這些哲學前輩就是這樣一些“素心人”。


由於學術尊嚴,形象地說,北大哲學系更推重“陣地戰”,於是就與學界浮躁的遊擊作風格格不入,更與一劍江湖式的空疏學風無緣。崖岸自高,目空一切,喜持一孔之論是少年書生常愛犯的毛病。《莊子‧秋水篇》借河伯之口所說的話,昭示的不僅僅是一種做人的道理,而且也是一種做學問的境界,唯有真正潛心於學的素心人才可能有此博大謙遜的胸襟。


學術的確可以起到“平才士之矯矜”的作用。只有真正地置身學問之海的人才懂得學問是做不完的


一劍江湖式的好漢只能存在於金庸武俠小說的世界裡,在學問的世界裡可以說是沒有他的地位的。這是北大哲學系的共識,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國內學界不時湧現出各式各樣意欲“一統江湖”的好漢和高調“走出”的遊擊“領袖”。


但最有資格出這種“好漢”和“領袖”的北大哲學系卻始終不湊這個熱鬧,保持著沉默,堅守著陣地。我理解,它其實是以這種方式捍衛著學術的尊嚴。


創立體系本是個好事,“走出”也有助於拓寬視野。只是有意思的是,在當代中國,最熱衷於建構體系的人,最高調“走出”的人,往往是學術功底薄弱的人。可以設想,基礎不夯實,大廈的塌陷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這實在是誤人誤己的雙輸結局。


北大哲學系對夯實學術功底的強調一面捍衛了學術的尊嚴,另一方面也使我們這些後生學子受益無窮。


記得做碩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非常想做當代的。但是作為教研室主任的王大慶先生卻反對,問了句:古典的是不是已經搞好了?當時被迫改了題目,做了斯賓諾莎,心中很有些不理解。現在回過頭看,不由得對王先生心生感激。


2001年在芝加哥開會遇到趙敦華先生,一起談到王先生治學的嚴謹,仍不勝欽佩。也正是王先生傳授我高質量翻譯的秘訣:對,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對。


當王先生跟我談這一字秘訣時,我腦海裡出現的是“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這個“綠”字可以說就是對出來的。今天想來,王先生能成為一代翻譯大家實在有他的理由。很顯然,學術於王大慶先生已是幾近神聖的事業。


比錢更重要的是什麼?


來美讀書後,對北大哲學系強調“夯實基礎”,體會尤深。我所在的宗教哲學專業對博士生的外語要求是德語和法語,由於我在北大哲學系學了一年德語,稍加複習後,便成功地一次考過了,節省了一大筆錢。而我的許多美國同學要考好幾次,上好幾次補習班,一次就是1000美元。


此外,哲學系所列的西方哲學必讀書目,也大都是我們專業教授所列的。這樣我只要修48個學分就可以了,另外24個就免掉了,因為北大哲學系的課他們認,這樣又省了一大筆錢。要知道我所在的克萊蒙研究生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學分價格當時是1000美元1個學分,一算你就知道我省了多少錢了。


比錢更重要的是治學的方法。


北大哲學系教會了我如何讀書,治學。哲學系一向以注重經典著作著稱,現在還依然記得上課討論英文版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情形,真是一句一句地扣,一段一段地過。這樣正規的學術訓練,不僅打磨了外語的功底,而且有一種直接與思想大師對話的美妙感覺,對於觸發自己的思想,開拓新的視野功勞巨大。


更忘不了朱德生先生指導我們幾個師兄弟一起研究古希臘辯證法的日子。閱讀,討論,撰寫,修改,該研究持續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成果就是後發表在《南開學報》上的《古希臘辯證法辨析》一文。為了這篇文章,我們著實下了些笨功夫。


若以今天的眼光看,當時所投入的精力和時間,今天足可以寫好幾本書了。但正是這些笨功夫,使我初窺學術的殿堂,也嚐到學問的甜頭。昔日對古希臘辯證法的鑽研,也惠及我日後對後現代思維的研究。


另一層意蘊是尊他


尊嚴學術的另一層意蘊是尊他。就是對差異本真地欣賞。哲學系的許多老師都是蜚聲海內的一派宗師。但七年中我很少看到他們之間發生囿於門牆互相攻訐的情況。這方面,王大慶老師和朱德生老師的量度淵容給我印象尤深。


王先生是國內西方哲學史料名家,是沒有材料不說話,其吐屬給人一種絢爛歸至平淡的美感。而我的導師朱德生則是個著名的“思辨哲學家”,是沒有思想不說話,其講話充滿著令人神往的思辨魅力。二人又在同一個西哲教研室,而且一個是教研室主任,一個是系主任。


按說兩個治學風格如此軒輊的人,出現文人相輕的現象是很難避免的事。可我三年研究生學下來,二人的課都選了不少,由於做支部書記的緣故,往兩家跑的次數也不少,但是從沒有聽到兩人中的任何一個人背後比長挈短地議論對方。相反,彼此相互交好,相互欽佩,常在我面前讚譽對方。


知易行難,這說起來沒什麼,但是要做到,且多年如一日地做到,實屬不易。沒有彼此寬容,彼此欣賞的情愫在,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所謂北大的“兼容幷包”實源自於這種內在的對差異的欣賞。


20世紀大哲學家懷特海曾強調,存在於人類社群之中的多樣性與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為人類的精神冒險之旅提供了“驅動力和原材料”。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的結尾處他有一段文字非常精闢,在那裡他強調,“習俗與我們不同的其他國家並非敵人。它們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禮物。人需要鄰居具有足夠的相似處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夠的不同之處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夠偉大之處以便博得敬仰。”王朱二位先生可以說是懷特海的知音。


有感於哲學前輩這種“和而不同”的君子風範,住暢春園55樓310室時,我曾經跟同屋的周憲兄一起談到:希望我們這一代學者能把這份襟懷,這一傳統保守住。有了這份襟懷,才能真正做到學術氣度廣大。


這種襟懷的美學依據是對他者的欣賞。


一代學人要堅守怎樣的擔當?


胡適先生曾經說,哲學系是培養“不惑之人的”。這話沒有錯。只是所側重的是認知層面。我更願意說哲學系是培養“有感覺之人的”。所謂“有感覺”就是要對他人有感覺,對自然有感覺,對一個時代的憂鬱有感覺。其本體論的根據就是懷特海所講的“prehension”,也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感通”,“心有靈犀”。在佛教,就是“覺他”。


凡事試著站在他人的立場想一想,欣賞他者身上的美。有了這份感覺,寫出的文章才不會空疏無當,說出的話才不會令人乏味。


對自然有感覺,才能“我看青山多嫵媚”;對他人有感覺,才能“醞釀兩間和氣”。


一雨潤千山。哲學系不教人烤麵包,一代思辨哲學家朱德生的知名度也遠不如一個三流小歌星(這不是朱先生的錯),但它卻能散播學術的種子。


所謂學術的種子就是自由的種子,就是思想的種子。有了這些種子,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也才有了希望。因為尊嚴學術的人,是“不向生存事實屈服”的人,是專制的狙擊手,他不懂落井下石,更不會助紂為虐。


尊嚴學術說到底就是尊重自由,尊重生命。維特根斯坦曾經談到:“一個人不認真去做事情,猶如自己對生命犯下了真正的叛逆罪。”


從我個人來說,七載北大哲學系的求學生涯豐富了我的生活,也昇華了我的生命。


一個人所能擁有的最寶貴的財富就是他的理想。


燕園的生活雖然清貧,但由於充溢著理想,卻感覺貴勝王侯。因此之故,我永遠懷念燕園裡的美好時光。那種永恆的美好,將永駐我們的心間。


來源及版權:原文刊載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系友回憶錄,見王宗昱編:《苦樂年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本文收入《新三屆致新生》一書,廣西師大出版社2018年版。


END

文章為必記本改編,原標題為“學術尊嚴意味著什麼?”,為傳播而發,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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