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津老城东门外的宫南、宮北大街是天津早期一条颇具特色的繁华商业街,而最为难得的是这种特色一直保持并逐步发展到了今天。这里所谓的“宫”,是指位于三岔河口的天妃宫(后称“天后宫”),而宫南、宫北大街的繁华也正是得益于此。 图为敕建天后宫
1946年,国民政府将沿河大街、山口街与前法国河坝接顺,并统称为“张自忠路”。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最初在冯玉祥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将领，1936年5月出任天津市市长。 图为沿河大街
早在康熙初年,清政府便通过官、商捐助修筑了一条由天津城区向东南至成水沽的叠道,成为连接天津与大沽、新城等地的通衢。此后因为年久失修,到了雍正年间便坍塌损坏了。乾隆初年,在天津道陈宏谋的建议下,清政府对此前的叠道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和延伸。因其位于海河右岸,又直通“海下”大活口,所以人们将其称为“海河叠道”或“海大道”。 图为清末海大道
1860年天津开埠,为海大道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英、法紫竹林租界就划定在海河与海大道之间。直到19世纪末,海大道始终都是租界与华界重要的分界线,以至于在许多近代西方人看来,海大道就是“文明”的边界。 图为英租界内商业繁华的海大道
英租界内的海大道最初是木质路面,租界工部局先用灰土将路面碾压密实,再将用沥青浸过的加拿大进口红松木块年轮面向上地竖排,并用钢丝固定,最后在上面加沥青混凝土碾压成路。 图为19世纪末的英租界码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沉睡多年的壁垒,中国从此进入了命运多舛的时代。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先后开辟了近三十处租界,成为了外国侨民居留、贸易的“国中之国”。 图为英租界码头
租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外国人篡夺了本应属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方面的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外国侨民选举的工部局或居留民团行使各种权力。租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代表,它是近代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产物,对于中国城市的近化产生过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图为河坝码头
英、法租界在紫竹林一带划定界址后,天津府、县的地方官员禀报崇厚,决定仿照南省水关的形势,在紫竹林一带搭盖浮桥,设立公所,令英、法商船载至紫竹林即止,“即行卸货,不得潜逾”。对于这个办法,地方官员颇以为周密,非常有成就感,而英、法两国也“颇形悦服”。 图为河坝道
清政府的本意是为了控制洋商、洋船的活动范围,从而实现“人船并聚，中外界清”,但这一举措在事实上为租界乃至天津的发展确定了新的方向。 图为民国时期河坝道
天津的地方官员在紫竹林河坝设立税关的做法,不仅为洋商货船的装卸与交易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而且直接决定了租界市政建设的方向和步骤。从修筑租界河坝码头开始,英租界将其紧临海运输通道的区位优势发挥到极致,逐渐形成了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窗口和基地。 位于领事道的老英国领事馆
租界的繁荣和拓展也进一步带动了近代天津城市中心的转移,传统的三岔河口核心商贸区的地位慢慢被租界取代,从而莫定了天津城市区域沿海河向东南方向发展的基本格局。 图为维多利亚路
图为利顺德饭店，其各层为内廊式布局。首层设有门厅、餐厅、厨房、台球室等,并有单间客房5套。二层和三层各有公寓两套,单间客房17套。每套公寓均设有卧室、客厅、图书室、餐厅、厨房以及阳台。半地下室为水泵、锅炉、动力设备、冷库以及服务人员用房。楼内设有三座楼梯,并有三座外挎式安全疏散楼梯。塔楼內设小楼梯,可直达五层。
早在19世纪20年代,外国侵略者便开始在天津设立洋行以从事进出ロ贸易。开辞租界之前,这些洋行大多聚集在天津域外东北侧的宫北大街,传教士则住在城里靠近鼓楼的房子里。 图为戈登路与维多利亚路
1886年,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通过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关系取得了佟楼以南养性园的大片土地。由于德璀琳同时又是赛马会的负责人,因此他在养性园附近又强占了约13.3万平方米地,筹建新的赛马场。同时,德璀琳还从墙子河的德门,也就是俗称的“小营门”,开始向西南方向修筑一条通往赛马场的道路:这便是后来著名的马场道 图为赛马场看台
19世纪60年代开埠以后,天津作为华北地区唯一的进出口贸易口岸的地位日益重要,不仅是洋货源源不断输入的枢纽,而且成为了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土特产品输出海外的基地。 图为清末咪多士道
开滦矿务总局大楼是咪哆士道上最宏伟的建筑。1920年1月,总局经理纳森认为在旧址里办公有失体面,应该建造新式办公楼以适应总局的需要。于是,矿务总局斥资53万两白银在旧大楼旁建造了一座新楼,并于1922年全面落成,随即投入使用。 图为从旧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俯瞰开滦矿务总局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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