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7 三峽開縣秦巴古道路線考述

一、開縣基本概況

1、自然環境

開縣，地處大巴山南麓與川東平行嶺谷的結合地帶，全縣大部分是山地，平壩不足全縣總面積的6％。最高山一字梁，海拔高達2100-2300米。開縣“面毗盧之蒼翠，枕盛山之巍峨，彭溪帶其右，清水環其左，雄峙巴國，冠冕夔巫。……雙江匯流，千峰環峙，土壤沃美，民物雍熙。”名山勝景不絕於耳，如“山如‘盛’字”的盛山，又因唐代韋處厚作有《盛山十二景》詩而出名；“以形似名”的熊耳山；“四面懸絕，東面有城，間有浦，多鯉魚”而得名的鯉城山；“日常三潮，冬熱夏涼，頗為神異”的三潮溪；因產茶而得名的茶嶺；每年有三個月積雪而得名的雪泡山等等。

巴蜀地貌特點是“無山不水，無水不石”。開縣水系發達，縣域內的河流統稱為小江水系，東河、南河、普里河是小江上游的重要支流。 開江即今南河，古稱彭溪水。《水經注》記載：“（彭溪）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經漢豐縣東，清水注之。……彭溪水又南經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於江，謂之彭溪口。”《明一統志》襲之。清江即今東河、巴渠水，“水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普里河，古名北集渠、墊江、濁水、小河等，源出開縣南青崗（岡）山。《水經注》記載“（北集渠）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經其縣西，又南百里至朐忍縣南，入於江。”《太平寰宇記》也載：“墊江水源自縣高梁山，東北流於縣南，入常渠水。”清代，因其流經普里而稱普里河。彭溪河，古稱蓬溪、疊江，匯全縣之河流於小江，流量大而穩定，河道寬闊，是歷史時期境內主要的航道。

開縣山嶺重疊峻險，河流遍佈其間，多樣性的動植物分佈明顯，物產豐富。先秦時期，開縣屬於梁州地，《禹貢》記載：“（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開縣境內特產眾多，氣候溫潤，是宜居之地。如石門山之嘉魚，“春社前即出穴，秋社即歸其出也。……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鹻泉也。”味道極其鮮嫩，為域內名餚之資。民諺曰：“嘉魚不下灘，鯉魚不上灘”，可見嘉魚惡熱，鯉魚惡寒，開縣多山多巖穴正符合魚類習性。開縣茶嶺產的茶葉“味甚佳，不生雜卉” ；縣南溫井之水“冬夏常溫”；溫湯井“煎鹽輸課”等等。杜甫在雲陽酷熱難耐時，嚮往開縣涼爽宜人的天氣，詩曰：“開縣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心。”自古文人相惜，韓愈在韋處厚被貶開縣後，因惋惜韋處厚的為人和才華，便感嘆“盛山僻郡，奪所宣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才，”而置身於開縣的韋處厚，卻被域內的自然環境所深深吸引，終有《盛山十二景》留於史冊，被後人傳為佳話。開縣群山橫臥，河流密佈，給開縣交通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不便，但勤勞的開縣人在群山、河谷間開通了這條秦巴古道。開縣豐富的物產源源不斷地流通於秦巴之間。正是這特有的自然環境創造了開縣渾厚的人文氛圍。

2、人文環境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雖然開縣人居於群山大河之間，依賴於自然環境賜予的物產，靠山吃山，但他們不囿於此，有著敢於超越的精神，有堅強的性格和大河般奔放的氣度，漢晉時期就北越大巴山，南入長江口。融容向上，浪漫闊達，剛韌有為，勇猛銳進是開縣人文環境的總特點。

開縣文化在總體上屬於巴文化，但在幾千年與蜀文化和秦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過程中，已熔成一個多元一體的“盛山文化”。開縣居於秦巴文化走廊上，是巴文化發祥地之一。《華陽國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於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2000年，山東大學考古工作隊在開縣渠口餘家壩發掘出大量兵器，顯然與巴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表明，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民很早就走上了歷史舞臺。

漢晉時期，朐忍始有鹽井的記錄，“朐忍縣有靈壽木、橘圃、鹽井、靈龜”，“翼帶井鹽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兩漢時期，鹽業已成為這一地區顯著的行業。《華陽國志》載：“漢豐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置，在（巴東）郡西北彭溪源。”這是本境設漢豐縣的肇始，據《太平寰宇記》載：“漢豐縣以漢土豐盛為名。”歷史時期，人口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西漢時期開縣人口只能推斷出估計數據，人口密度約為5.4人/平方公里；東漢時的人口密度為7.22人/平方公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三峽地區的漢族與巴人、僚人間的界線被打破，自由遷徙，人口流動大，加之戰亂原因，漢豐縣人口數很難統計。在城鎮發展方面，漢豐縣的設置標誌著今天開縣明確地成為縣級行政機構的治所，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歷史。

唐代，設開縣，轄開江、新浦、萬歲三縣。開縣戶數有5660～5644戶，人口數量在30421～30125人之間，天寶年間人口密度達到9.51人/平方公里，為川東人口密度最高地區，甚至比夔州府平均數（6.57人/平方公里）還高出1/3。這說明，開縣在唐代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商貿方面，此時開縣有產茶的歷史，韋處厚在《茶嶺》一詩中寫道：“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據史料載，“（萬歲）有鹽”，“鹽泉在（萬歲）縣二十餘里平地。”這表明，唐代開縣萬歲縣就產鹽。開縣居於通往關中地區的洋萬涪道，開縣的茶、鹽和貢品就是通過這條秦巴古道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地區。當然，關中物產及風俗也隨之輸入開縣。據史料顯示，唐代有十多位官員被貶至開縣，如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給事中穆質、功員外郎杜易簡、禮部員外郎唐次，還有竇群、崔泰之、竇思純、楊汝士、柳公綽等。這些被貶官員為開縣帶來了新風氣，推動漢學在開縣的傳播。如韋處厚的詩《盛山詩二首》，盛讚開縣的自然景觀茶嶺、盛山等處。《盛山十二首》一經問世，便在唐朝的都城引起了一股和詩的風潮，如張籍有《和韋盛山十二首》，杜甫還為韋處厚的詩做序。韋處厚任開縣刺史時，在開縣設立學宮，建立儒學署，在開縣掀起重文興教的新風尚。

宋代，開縣人口變化顯著。據《太平寰宇記》載，開縣主客戶數10545戶；而到北宋中期，戶數徒增到25000戶。將近增加了2.5倍，人口密度仍然是夔州路各州中居首，為32.92人/平方公里。人口數量和密度表明宋代開縣經濟發展迅速，農業開發加快，鹽茶業等商貿發達。這樣快速的開發，與南宋末年蒙古軍隊視開縣為戰略要地是有直接關係的。宋元豐年間，開縣耕地數達673750畝，開墾指數為11.87％，為三峽各州之首。北宋時，開縣只有一個鹽井產鹽，《文獻通考》記載：“開縣一井，二十萬四千斤”，不及夔州路幾個州的井鹽產量。如雲安軍下的雲安監，雖只有一井，產量卻高達八十多萬斤。宋代人口的增長推動農業的發展，也使茶葉產量提高，推動了開縣茶文化的繁盛。開縣茶葉在唐代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質量上乘。宋代時，漢豐縣內茶商往來頻繁，據《寰宇通志》載：“虞公著，仕宋知開縣，有盜數千至境，（盛山）郡人大震，公著不為動，徐遣州兵御之，不勝，又募茶商逐之出境，賊遂敗。”宋代，開縣土貢是白紵和車前子，《元豐九域志》載：“開縣土貢白紵五疋，車前子一斗。”

明代，開縣人口數增加至1.57－4.7萬，居於三峽各州縣前列，但在人口密度上則居於各州縣的中後3.6—7.8人/平方公里。明正德年間開縣實際耕地數達1925902畝，墾殖指數達27.9％，遠遠高於其它州縣。《寰宇通志》、《皇輿考》等史書中都有開縣產茶的記載。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開縣的人口總數達169437人，居於三峽各州縣的倒數位置。而到宣統年間，開縣人口達491757人，人口密度達124.21人/平方公里，回升到三峽各州縣的中間位置。墾殖指數達26％，與其它州縣相比居於前列。“開縣在夔府糧米最裕，雲、奉亦資其接濟也。”這一時期，開縣的重要場鎮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舊土城明成化中甃以石，髙一丈二尺，週二裡，計三百六十丈。明正德六年（1511年），署縣訓導楊文建樓浚池，深廣一丈，門四：望仙、瑞石、留陽、盛山。”清末，縣內臨江市已發展成僅次於漢豐鎮的重要城鎮。鹽茶貿易方面，“開縣鹽井一眼，設鍋十五口，每口榷課銀二兩五錢，水引五十五張，陸引七百三十九張，於本縣並雲陽縣買鹽至本縣行銷。”“開縣原額邊引（茶）十三張”。上述材料顯示，開縣的鹽業不但在周邊銷售，還行銷內地，茶更是銷往邊境地區。清代，縣北所產的龍珠茶一度成為貢品。如今，縣北還有茶嶺，在大進古道邊還有“茶園”等古地名。

二、歷代秦巴古道路線考

秦、巴之間被東西走向的秦嶺、大巴山切割，萬山重疊、群峰縱橫、千溝萬壑，蜀道之難可見一斑，但勤勞智慧的秦巴先民從未敬而遠之，而是胼手胝足、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通了秦巴之間的通道。

開縣，地處秦巴樞衢，東望湖廣，南達渝黔，西通四川，北接三秦。境內千峰競秀、百川匯流，物華天寶、蘊玉藏金。隋時，開縣被譽為“水陸所輳、貨殖所萃”之地，宋元又處於“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峽上流之唇齒”的戰略要地。開縣因農業發達，物產豐富，號稱巴蜀的“小天府”，素有“金開縣”之稱。開縣境內的秦巴古道，正是巴渝通往三秦和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之一。

1、唐宋元時期秦巴古道路線考

唐以前，開縣對外交通道路較為模糊，僅有一條史料可以佐證秦巴古道的開通。《晉書》卷1記載：“（太和）四年（369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安康）斫山開道，水路並進，溯沔而上，至於朐忍，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據考，“新豐”為“漢豐”之誤，這次伐蜀的進軍路線是從漢江逆流而上，翻越大巴山直殺漢豐縣。這證明了能通過千軍萬馬的秦巴古道早已開通。

唐宋時，開縣通往長安的官道已很明確。據《太平寰宇記》卷137載，開縣領開江、萬歲、新鋪三縣，其四至八到：“東至夔州雲安縣龍日驛一百九十里，從驛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北至東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從江陵水路陸路相兼至洛陽二千六百八十里，北取通、洋兩州路至長安一千四百三十里，南至萬州小路一百六十里，大路二百里，西至達州四百九十里，東北至萬州梁山縣一百五十三里，西北至達州石鼓縣一百二十八里，東北至姚州界二百八里，東南至達州石鼓縣一百二十八里。”

可見，在唐宋時開縣的交通已是四通八達，而開縣至長安的秦巴古道是經通州，越過大巴山達洋州，再經子午道抵長安。《太平寰宇記》又載：“（涪州）東至萬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萬州取開縣、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長安二千二百四十里。”《元和郡縣誌》也有類似的記載：“（涪州）從萬州北開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歷史上從洋州經通州、萬州達涪州的通道稱為“洋萬涪道”。再參照《通典》、《元豐九域志》所載各州里程可推知，這條古道起於渝州，順江340裡到涪州，350裡到忠州，260裡到萬州，棄舟從小路160裡或大路200裡到開縣，然後順下蒲江（今後河），北上翻大巴山沿洋水到西鄉，取子午道抵長安，約三千里左右。這條古道成為巴渝到長安的捷徑，開縣就位於長江與大巴山之間，居於秦巴交通的樞紐之地。

這時期，萬、開、通（宣漢縣）州的道路里程在史書中沒有詳細記載，依據相關資料可以推知大致的線路。從萬、開、通州的地望來看，萬州經開縣、通州宣化縣之道，應該有大、小兩條路。小路從萬州登陸，往西北過新鋪達新寧，再直北到通州的宣漢縣，並沒有過通州的治所，可能就是隻有160裡的小路。大路從萬州登陸，沿著今天的普里河直上到開縣治所，再從治所西北折經竇（豆）山關，達到宣漢縣，可能就是200裡的大路。這裡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唐宋朝時期開縣與今天的開縣地理範圍是不一致的。唐代開縣下屬開江縣、新浦縣和萬歲縣，兩宋開縣領有開江縣和清水縣。其中，唐時新浦縣的治所在今天的南門，更靠近萬州，前面推斷的開縣小路，經過新鋪治所而到通州就成了可能，因為不能說經過州治才算經過開縣的。

五代時期，“後唐天成三年（928年）二月，興元府奏修斜谷開道二千八百餘里。四月洋州奏重開入蜀舊路，比今官路近二十五里。五月夔州奏開新路至房州。”由於唐末兵燹，入蜀的洋萬涪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至天成三年才提出重開此道，理由是比金牛官道還要近二十五里（又說三十五驛）。

據《太平寰宇記》記載可知，川陝古道東線（秦巴古道）共有三條，即洋萬涪、洋渠道和荔枝道，傳統上把這三條秦巴古道統稱為洋巴道。但是三者走向和道路里程有很大差異，上文所述的洋萬涪道大多穿行於川東地區的平行嶺谷間，路途艱險，比之於洋渠道和荔枝道要迂迴、曲折，路途艱險。除涪州、萬州到長安取此路外，黔州、播州也是走此道北上。據《元和郡縣誌》載：“（黔州）北取萬、開縣路二千五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載：“（播州）北取開縣路至長安三千二百七十里”。思州、夷州也取此道北上。以上材料表明，唐宋時期開縣已成為川東及黔北地區北上出川的交通樞紐，不僅周邊的萬州、雲陽、涪陵、忠縣、彭水北上出川要取用此道，遵義、沿河、鳳岡北上出川也要經開縣。北宋劉光義、曹彬平蜀是到萬州後舍舟取陸而行，南宋范成大也是在萬州舍舟取陸到成都的。宋時開縣萬歲縣縣令劉源，見通道“有灘，舟楫之源，熾炭虞石，淬之以醢其石，立碎灘為通流，民立祠於灘側，號開灘長官祠。”

宋嘉熙元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帥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鈞等將領，自鳳州（今陝西鳳縣）出兵，經大巴山古道“謀窺開、達”。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軍隊由間道直入開縣。可見蒙古軍隊入蜀正是從洋萬涪道而來。降蒙大將楊大淵認為“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開縣居於夔州和達州之間，據有開縣就可以控制夔州局面，因而把開縣推到了戰略要地。從1237～1275年間開縣戰局膠著，幾易其手。由於宋蒙之戰的原因，開縣戰略地位提高到“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峽上流之唇齒”的地位。

元代，廣置站赤。開縣設盛山站，經到高粱站（萬州）至在城站（梁山），往西至榮城站（大竹縣），與峽路各站赤相接；往南經在城站直抵長江邊的溉雲根烏蒙站。秦巴古道的開縣段，仍然是起到承三秦啟巴渝的關鍵節點上。

2、明清時期秦巴古道路線考

明清以來，陝西入川之道“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也就是說，秦巴古道的戰略地位下降，但並不說此道廢棄，反而成為區域內商貿活動的重要通道。這一時期開縣交通更加發達，形成了西北、正北、東北、東、東南、南、西等呈放射性大道，是秦巴古道在開縣的拓展和延伸。

① 秦巴古道

明代以來，由於這條古道地位下降，官宦和旅行者或是走四川北道進入成都，而後沿江下轉重慶，順長江至小江口登岸；或是走水路，經瞿塘峽到小江口，再登陸進入開縣。清代，進入開縣的秦巴古道出現了幾條叉道，可分作西北道、正北道。

西北道在唐宋時期就已經非常活躍，即開縣到宣漢縣接秦巴大道。清代這條古道進一步加強，陳明申在《夔行紀程》中對這條古道作了詳實的記載：

“自定遠白廟塘上滾龍坡入川境，三十里梨樹溪為赴太平、城口總路。……山溝溪石堆磊。詢諸土人云：夏秋山溪水漲人不能通行，須度山越嶺，攀援而過，行旅苦之。……（五十里）至大竹河，商賈聚集，為太平通水程之所。河自東而西，可行船，山內所產藥材、茶葉由此順流而下至陝西紫陽任河口。（三百六十里）合漢江直達襄樊。襄樊花布等貨泝流至此，起旱運發各處。……太平廳……梅子關入開縣境。由紅崖子而下山勢漸坦……（榨井壩）人煙聚集，每逢三五八日於此趕場。……譚家壩山逾寬坡，逾平，麥壟稻塍依山岡而闢，兼種雜糧，施葉土肥沃。……溫湯井鹽出，總路鋪戶百餘家，儼然成市……（沿河）竹林蔥蔚，氣候暄和，時未立夏，已割麥插秧。……馬家溝……溫湯井，產鹽之所。東西兩山相對，中隔一河……譚家壩之下游河東為溫湯老井，河西為裕泉、玉龍、青谷三井……長店房，系開縣近城大市場。四十里抵開縣縣城。……開縣開河不能行大船，船名橈柺子……推搖出開縣南門，即登船河流湍激，節節皆灘……三十里渠口場。高陽場為開縣赴雲陽、萬縣水陸通衢。”

這是對秦巴古道最為詳實的記載，是這時期旅行者從秦地沿入蜀舊道進入開縣的記錄。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線路來：大巴山→梨樹溪（今萬源縣梨樹隘）→大竹河→太平廳（今萬源）→梅子關→紅崖子→榨井壩（今大進）→譚家壩（今譚家）→溫湯井鹽場→馬家溝（今樂元）→溫湯井（今溫泉）→長店房（郭家）→開縣縣城→渠口場（普里河與小江口交匯處）→高陽場→小江口。唐宋時期這條古道為官道，而且具有較強的戰略地位；明清時期古道的地位下降，南北往來不及以前。我們從梨樹溪土人所言可知，“夏秋山溪水漲，人不能通行，須度山越嶺，攀援而過，行旅苦之。”如此看來，這條道常年失修，夏秋通行多不易，具有季節性的限制。

秦巴古道北段除上文提及西北道外，還有一條正北道，即開縣通往城口、太平縣的道路，最終與洋萬涪道會合，是秦巴古道重要通衢之一。具體線路如下：

（開縣）北四十里謝家壩（今郭家鎮謝家壩），二十里到六堂溪，三十里小茶園（今官面鄉小園村），四十里安樂坪（今官面鄉安樂坪），三十里青灣子（今白泉鄉青灣子），三十里雪泡山（今白泉鄉雪寶山），四十里寒溪河，三十里梭羅寨（交太平縣界），東六十里白沙河（今萬源市白沙鎮），六十里舊院壩（萬源市舊院鎮），四十里井溪壩（萬源市井溪鄉），三十里響水硐（萬源市井溪鄉響水洞村），三十里橋壩嘴（萬源市蜂桶鄉橋壩咀村），二十里七里溝汛（萬源市蜂桶鄉七里溝），六十里雞鳴寺汛（城口縣雞鳴鄉），三十里寒溪寺，三十里雪泡山，交開縣、大寧縣界。此路在開縣境內“沿途高山峻嶺，自青灣子以北，從老林中行走，極為幽險。”在太平縣境內，也是“高山峻嶺，入響水硐，從老林旁行走，極為幽險，沿途頗有墾荒人戶。”此路到達太平縣後，可接洋萬涪道，而達陝西西安。

秦巴古道南段（即開縣到萬縣道）除上文提到的水路外，還有一條陸路，即從開縣縣城出發，經過趙家場、陳家場，分作正南道和偏西南道。正南道從陳家場，經張家巖、大丫口，抵萬縣境；偏西南道從陳家場分道，經南門場、跳蹬場、沙河場，過五通廟至萬縣境。南道與萬縣的驛道交會，可抵長江邊。

②小川北道

據《蜀輶日記》載：“開縣產米，舟航四達……陸路由萬縣、梁山、大竹、渠縣、蓬州、南充、蓬溪、射洪、三臺、中江、金堂至成都，一千三百里，半月可到。”這條官道啟用時間很早，史稱“小川北道”，清代共設置了14個驛站：萬縣驛、分水驛、梁山驛、墊江驛，從大竹、渠縣、蓬州、南充、蓬溪、射洪、三臺、中江、金堂至成都。明清不少官宦和遊人從湖北取水路入川，因水路行程時間長，故到萬縣棄船，登陸北上，經開縣地界至達州，或從梁山往南至成都。因此，小川北道也可看作秦巴古道的延伸線。

③清代開縣東西通道

隨著社會生產發展，明清時期開縣的耕地數、人口數不斷增多，商貿交往進一步增強，開縣與周邊州縣關係更加密切，形成了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交通網。

鋪遞，即為驛站，後專指傳遞公文或傳遞消息的車馬、人員中途休息之所。最早見於《金史·世宗紀》卷八載：“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元明多有設置，清代鋪遞的設置更為普遍，與驛站並用。據嘉慶《四川通志》記載：“開縣，在府西少北二百三十里；東西距二百四十里，南北距一百二十里。東至大寧縣界二百里，西至直忠州、梁山縣界四十里，南至萬縣界六十里，北至直達州東鄉縣界七十里，東南至元陽縣六十里，西南至萬縣界六十里，東北至大寧縣界二百里，西北至直達州新寧縣界四十里。”在開縣內所設置的鋪站數中，南北鋪遞數最多，表明開縣南北交通是主要的通衢。這些鋪遞都派專人把守，及時傳遞外來文書等重要信息，也是對外傳遞信息的主要渠道。鋪遞設置均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起到了強化開縣秦巴古道的功能，推進開縣交通網絡發展。

清代開縣四方鋪遞數和距離對照表（以縣城為中心）

里程

方向

十里鋪

二十里鋪

三十里鋪

四十里鋪

五十里鋪

六十里鋪

七十里鋪

東

紅射鋪

渠口鋪

馬塘鋪

綱鹿鋪

南

想事鋪

盧家鋪

劉家鋪

梅子鋪

長林鋪

大面鋪

西

尚裡鋪

竹溪鋪

臨江鋪

豆山鋪

北

遊家鋪

長店鋪

舊縣鋪

柞井鋪

髙橋鋪

長城鋪

楊栁鋪

資料來源：嘉慶《四川通志》卷22“開縣”條，與咸豐《開縣誌》“兵制”條對照，地名多有同音異寫。

開縣往北、往南道與秦巴古道同。東道通往夔州府治，是比較重要的通衢。東道（開縣至雲陽路線）：開縣縣城→渠口鋪→口溪鋪→屈馬鎮→高陽鎮→雲陽縣。此道“計一百八十里，平原坦途。”

開縣至大寧縣（巫溪縣）東北道。（開縣）三十里到排埡口，二十里清山坡，四十里到路陽壩，三十里到馬竹壩，三十里到沙陀寺，三十里到黃泥坡，三十里到黃草坪，五十里到分水河，二十里寶塔，五十里到天心觀，三十里到雞頭壩，三十里到大寧縣。

開縣往西通道也比較發達，可通至東鄉、新寧等境，在臨江市分作三叉延伸，具體如下：開縣縣城往西，經關子口、觀音山北麓、竹溪鋪至臨江市，其中一路經回龍場、柞木店、南凹場，過竇山關達到新寧縣界。第二路從臨江市經回龍場，折向鐵鎖局、中路溪，達到巫山壩。第三路從臨江分道，經三和場、中和場，越過楊柳關至東鄉界。西段支系道路的發達，一方面是開縣通往洋萬涪正道距離最近，另外一方面山林較為平緩，有利於商賈通行。

④開縣內小道：清代開縣小路主要分佈在普里河東里，這些小路連接了連接了大路沒有連接的場鎮，這些小路總體分佈呈南北走向的“三縱一橫”特點，是秦巴古道的補充。

此外，歷史上開縣到長江有一條水上通道，稱為小江運道。小江舊稱開江、澎溪河，歷代都有從小江口航行到開縣治所的記載，此水路還可以往北到溫湯井以上，西支南河可航行至今臨江鎮。

三、歷史時期秦巴古道的功能

古道的功能就是方便行人往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秦巴古道自晉代開通以來，成為秦巴交通的主要通衢之一，成為以茶鹽為主的經濟動脈。古代戰爭對交通依賴程度很高，運送糧草和兵馬都要考慮較為便捷的通道，秦巴古道在宋蒙戰爭中提高到整個戰局成敗的地位。在客觀上講，秦巴古道起到了傳播中原文化的渠道之一。秦漢時期大巴山南北夷夏民族分佈明顯，文化習俗差異突出，“開在秦漢時，其荒僻無論已”。開通之後，加快漢文化南傳，“唐代猶為遠州，往往為朝臣左遷者居之”，在韋處厚等官員影響下，唐宋時期的開縣已是京城所知的地方了。明代“人才輩出，始彬彬然，與通都大邑埒焉。”

（一）秦巴古道是一條經濟動脈

秦巴古道是物流之道，是秦巴先民克服自然屏障而開通的一條水陸兼顧的通道，或沿河築路，或橫嶺越埡，或陡險盤旋。唐代以來這條通道在史書中屢見不絕，商貿以茶、鹽為主，還有運送貢品和官員往來的重要通道。

1、茶鹽商貿之道

各地自然資源分佈不均衡是導致物品交易的一個客觀因素。在古代，鹽茶是人們不易獲得的產品，是中央政權所嚴控的重要商品之一，歷代茶法、鹽法張弛，利益因之。古代的通道往往與鹽茶運輸息息相關，秦巴古道也是如此。

（1）茶葉

唐宋時期，巴山南麓形成了以夔州為中心的產茶區。唐韋處厚曾作詩描述開縣的茶：“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開縣茶葉味道“絕佳”質地上乘，還因為產量不少，所以就有了“吳商絕”和“蒙頂蜀信稀”的情況，即便是“顧渚”和“蒙頂”名茶也很難有立足。開縣及周邊的茶葉通過秦巴古道源源不斷地運往秦地，主要“沿任河河谷順流進入紫陽界，經父子關去西鄉至漢中。”明清時期，開縣茶葉給予了較高評價，《蜀中廣記》載：“茶嶺在縣北三十里，不生雜卉，純是茶樹，味甚佳。”嘉慶《四川通志》也載：“茶嶺在縣北三十里，產茶，味絕佳，不生雜卉。”

宋代秦巴古道上茶商之盛，我們可從北宋後期發生在開縣的“茶商護城之戰”略窺一斑。“開縣，有賊數千至境，郡人大震，（虞）公著不為動，徐遣州兵御之，不勝，又募茶商百餘人，逐之出境。賊敗走，一邑獲安。”倉促之間，竟能招募來百餘茶商來，可以推知開縣茶葉貿易之盛，亦可推知這條秦巴古道上有多少販賣茶葉的商貿隊伍。

明代以降，開縣的茶葉品質更臻上乘，何宇度曰：“夔門之開縣，初春所採，不減江南”的稱讚。

清代中後期，開縣茶業更加發達。嘉慶《四川通志》對開縣的茶葉貿易有了更加明確的記載：“開縣，原額邊引十三張，毎張榷課銀一錢二分五釐，徵稅銀四錢七分二釐，共徵稅銀六兩一錢三分六釐。每張運茶一百斤，隨帶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課銀一兩六錢二分五釐。於本縣買茶，在本縣發賣。原額腹引十一張，每張榷課銀一錢二分五釐，徵稅銀二錢五分，共徵稅銀二兩七錢五分。每張運茶一百斤隨帶附茶一十四斤，共榷課銀一兩三錢七分五釐。於本縣買茶，在本縣發賣。”這時期夔州府下屬的建始縣有腹引18張，大寧縣有腹引13張，奉節縣有腹引23張，雖然數量上與開縣持平或超出，但都沒有邊引，唯有開縣有11張邊引，可見開縣對巴山北部茶葉貿易之地位。“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戊戌，戶部議準：陝甘總督行川陝事尹繼善疏稱，開縣新增茶引140張，應徵稅銀，自乾隆十六年為始。從之。”道光三十年開縣茶葉邊引被裁，腹引增至150張。茶引數量的遞增，全賴開縣境內交通，因此，清代開縣界內稠密的交通網絡正是茶葉轉運之需所驅動。

（2）鹽業

唐宋時期，開縣物產豐富，《唐會要》載：“通州巴渠、新寧等縣，太（大）和三年（829年）正月興元府奏：通州原管九縣，寶曆二年（826年）停廢，伏緣本府租稅最重，開縣獨稱殷羨”。這時期，茶葉、生漆、苧麻、食鹽等成為三峽地區的主產品。這些在開縣都有出產，尤其以鹽業資源最為突出。

據《新唐書》記載：“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開縣萬歲縣“有鹽”，“鹽泉在縣二十餘里平地”。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唐代巴蜀地區井鹽的產地，主要集中在劍南東道、山南西道的巴南諸州和山南東道的峽內諸州。”開縣及周邊地區的鹽井陸續得到開發，這些鹽井所產之鹽，北上出川，必經洋巴道中的開縣段。溫湯井鹽場歷史悠久，影響很大。《漢書·地理志》載：“朐忍，容毋水所出，南有橘官、鹽官。”此後，關於此地的鹽業生產，歷代史書皆有記載。《新唐書》載：“萬歲，本萬世，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更名，寶曆元年省，尋復置，有鹽。”又《太平寰宇記》載：“開縣產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明正德《夔州府志》記載：“開縣鹽井五眼，七十五座，煎鍋七十五口，共榷課銀一百八十七兩五錢。”嘉慶《四川通志》記載：“夔州永安監……開縣一井……鹽斤各給本路。鹽則官掌，士民幹鬻。如數輸課耳。往境販賣，唯不得出川陝。”開縣當時有鹽井一眼，設鍋十五口。鹽業貿易額來看，開縣有水引55張，陸引739張，雖然限制於雲陽縣與開縣之間往來，從中可見鹽業貿易的興盛。延至咸豐年間，開縣配銷陸引達1673張，水引316張，加上分認行銷雲陽的陸、水引1308張，共2981張；每引按300斤算，近90萬斤鹽，這些鹽依靠秦巴古道開縣段交通運送四方。“溫湯井在縣東北五十里有松木、柏木、龍馬三井煎鹽輸課。”清乾隆、咸豐兩次編修的《開縣誌》都對溫湯井鹽業有記述。

嘉道年間任漢中府知府的嚴如熤，對開縣頗有了解，對開縣的溫湯井作了詳細記述：“開縣之溫湯井，舊本三井，曰溫湯、膏谷、裕泉。行本境東里一路，井在東溪東西岸，逼近溪流，夏秋水漲，則井浸水中，商人添開二井稍高，然亦防水患也。井作方形，每面寬三、四尺，深一丈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用竹竿至井拽水灌大木桶中，再用竹竿安木桶中，灌上層木桶以次而上，再用竹筒接長，分注各窖。先將鹹水和泥做團烤乾，曰泥鹺，挖槽安泥鹺，再用鹹水浸之，泥散，沉槽底面浮清水熬之。緣其經水不甚鹹，必和泥團煉之，始成鹺而可用也。熬鹽舊用薪柴，老林漸遠，取柴甚難。近於十里內外出煤窯，煤戶用四輪小車推之溪側，小船運載至窖場中。井場所用夫匠、水陸運煤及商販運背之人，井旺時日以萬計。其鹽行至太平暨定遠、資陽南境。背用木架，鹽用竹篾包安架上，揹負之。撐手有丁字木棒，小憩用木棒撐架，遭雨水輒不能行。至定遠不過六日行程，鹽背必半月，所負重常二百四十觔（斤），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輕，石崎樹角，偶一失足，墜陡坡深澗則人斃包爛。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極勤且苦，所獲僅足餬口，則亦當憐恤者也。”

近代以來，社會動盪不定，溫湯井鹽業發展處於起伏不定，或興或停。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長江因戰事交通受阻，海鹽、淮鹽不能西運。湖南、湖北民眾所用食鹽轉而依賴川內井鹽，這便是史稱的“川鹽濟楚”。其時，鄂湘西部商民入川購鹽者，絡繹不絕。光緒八年（1882年）《丁寶楨奏川鹽濟楚未能驟停疏》記曰：“維時全楚均食川鹽，岸廣銷暢，商情極形踴躍。”供不應求的鹽業貿易使得靠近鄂湘的川東各鹽場灶商不斷改進技術，並以附近出產的大量煤炭代替材薪煮鹽。與此同時，鹽價日日攀升，溫湯井鹽場進入了烈火烹油的繁盛階段。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長江運輸暢通，在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大臣們極力主張下，湘鄂地區重新食用淮鹽，川鹽境外銷轉為頹勢。

辛亥後，溫湯井河東、河西兩岸灶商分別成立“鹽價評議公會”，評議公會視其銷勢議定鹽價，掛牌通告。民國初年，地處川東北腹地山區的溫湯井鹽場，非但未遭破壞，更有暢旺銷路。此間，溫湯井鹽場不但在川內的原引岸悉數恢復，鄂湘西部販商通過秦巴古道的東段到溫湯泉採購食鹽，而且陝南黔北亦有商賈到溫湯泉購買鹽斤。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湘、鄂、雲、貴、陝等省民眾所需食鹽，多賴川鹽濟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時期，溫湯井鹽業通過秦巴古道輸往北方，為最後的抗戰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開縣鹽業的興衰與時局密切聯繫，秦巴古道從一個側面見證了開縣鹽業的發展史。

2、貢品驛道

《西漢會要》載：“巴郡朐忍縣橘官”。看來漢代在今開縣範圍內種植橘子已有一定的規模，還派駐了橘官。秦漢以後，開縣的絹、布、柑橘、藥材、茶葉、紵等相繼成為貢品。《新唐書》載：“開縣盛山郡下，本萬世郡，義寧二年（618年），析巴東郡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土貢白紵、布、柑、芣苢。”車前子也出於開縣，張籍在《答開縣韋使君寄車前子》詩曰：“開縣午日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慚愧使君憐病眼，三千餘里寄閒人。”這些貢品都通過秦巴古道進入關中地區。

唐代把全國分為15道，其中黔中道治黔州（今重慶彭水縣），開縣是黔州通往都城長安的必經之地。由黔州北去都城長安，有兩條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萬（州治所在今萬州）、開（州治所在今開縣）路。萬州和江陵府都在長江邊，可順江而下。黔州之北為忠州（治所在今忠縣），忠州在萬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萬州，道路顯得近些。開縣在萬州之北，由開縣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州），越過巴山，可以達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長安。就是這條通道，10年後為楊貴妃“嗜荔枝”而“改道置驛（官道）、飛騎馳貢”奠定了基礎。

據《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卷120）、《方輿勝覽》（卷68）等記載：荔枝道由涪州治所涪陵縣取蜀江水路350裡至忠州治所臨江縣（今忠縣），又260裡至萬州治所南浦縣（今萬州），又直取陸路小道160裡至開縣治所盛山郡（今開縣），又北直取160裡出開縣經通州之宣漢縣（今萬源西南至宣漢間），再越巴山山脈至西鄉縣（今縣南），約680裡。又東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嶺，入子午關，約630裡至長安。全程共2240裡。至長安不過3日，進呈貴妃的荔枝新鮮如初。可見，唐宋時期洋萬涪道作為官道，承擔著朝貢物品運輸的職能。

（二）秦巴古道是一條軍事通衢

秦巴古道山高路險，歷史上常被用作出奇兵之險路。《晉書》記載了（太和）四年晉伐蜀地，水路並進，沿著漢江而上，翻越大巴山，陳兵朐忍，並且拿下漢豐縣。伐蜀的進軍路線是取道後來的洋萬涪道，這證明了這條秦巴古道戰略地位。

宋代軍旅取用此道也很頻繁。乾德二年（964年），宋伐蜀，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及曹彬取江道上距夔州鎖江三十里，水陸並進，步軍先奇襲其浮橋，引舟而上，破夔、萬、施、開、忠諸州，同時曹翰“自石門經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成都以平”。

宋蒙戰爭中，開縣幾易其手，戰況尤為激烈。之所以如此，在於開縣位置險要，東控夔州，西制達州，可切斷四川同京湖的聯繫。嘉熙元年(1237年)冬，蒙古都元帥塔海率郝和尚拔都、梁秉鈞等將領，自鳳州(今陝西鳳縣)出兵，經大巴山谷道，“謀窺開、達”。 未幾，蒙軍經達州直逼開縣，在其境大肆抄掠，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後經宋軍頑強阻擊而返。蒙軍此次攻川，走的就是洋萬涪道：由關中翻越大巴山，經達、開二州直下夔州，威逼南宋心臟——京湖地區。此後蒙軍侵蜀，便可“一由利、閬，一由巴山”，收兩線夾擊之效。

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都元帥塔海率汪世顯、禿薛等將領八十萬，復攻川東。汪世顯率所部，由間道攀巖穿林，經達州直入開縣。開縣宋軍雖極力抵禦，終因寡不敵眾而城破，開縣首次淪陷。蒙軍佔領開縣後，未派兵駐守，隨即南下，開縣得以光復。

景定三年(1262年)春，蒙古閬州元帥楊大淵、楊文安叔侄奉忽必烈之命，進攻開、達二州。蒙軍與兩州宋軍戰於平田、巴渠等地，擒獲宋知軍範燮等將領。同年，楊大淵向忽必烈建議“取蜀必先據夔”，以夔州為平定巴蜀突破點，得到贊同。開縣作為夔之藩籬，戰事驟增。楊大淵遺其侄楊文安在開、達之界的蟠龍山築城，作為攻擊開縣等地的據點。宋夔路提刑鄭子發認為：“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處之，則夔難守矣，此必爭之地也，遂率兵來爭。”宋軍多次組織兵力前往爭奪，均被擊退。不久，蟠龍城築就，對開縣威脅更甚。

鹹淳二年(1266年)春，蒙古東川元帥楊文安率千戶李吉等將領，攻掠開縣大通地區，與宋將硬弓張(綽號)大戰。同年冬，蒙古東川都元帥汪惟正遣部將李木波等人，由間道襲擊開縣，楊文安派千戶王福率兵相助，兩軍會師於開縣城下，隨即攻城。千戶王福率先登城，引導蒙軍攻入城內。開縣守將龐彥海力戰不支，投崖自盡。蒙軍擒獲開縣副將劉安仁，派兵加以戍守。開縣第二次淪陷。

宋廷鑑於開縣位置險要，立即組織重兵前往收復。鹹淳三年(1267年)春正月，宋廷詔令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四川策應使呂文德親自率軍，爭奪開縣。同時，開縣相鄰諸州府亦派兵加以相助。宋軍齊集開縣城下“圍城三匝，築壘城外”。為解開縣蒙軍之危，蒙廷任命史樞為左壁總帥，徵調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處兵馬，前往救援；東川元帥拜答亦率先鋒使趙匣刺自駐地前往會援 ，蒙軍雖屢有小捷，但無法扭轉整個戰局的失利。宋軍歷經苦戰，當月便收復開縣。開縣會戰以宋勝蒙敗告終。德佑元年(1275年)正月，元川東諸軍乘夜銜枚，悄抵開縣城突襲，獲得成功，開縣第三次淪陷。同年，宋夔州路安撫使張起巖親率弋德等將士，前往攻打蒙軍，再次收復開縣。

開縣一地，能夠吸引宋蒙雙方投入如此之多軍力反覆爭奪，其所扼守的秦巴古道軍事戰略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如此，因這一古道不僅是扼守秦巴門戶之鎖鑰，更是連接巴蜀與長江中下游京湖地區的關鍵節點。據《太平寰宇記》載：“開縣東至夔州雲安縣龍日驛一百九十里，驛路至夔州二百二十里。”此處之得失，實關乎雙方戰略態勢之強弱。加之開縣經濟經過南宋開發，發展迅速，時人祝穆曾讚歎：“眷惟峽郡，莫若盛山。”開縣軍民在抗蒙戰爭中衣食無憂，除卻開縣傳統“俗重田神”外，更重要的是依靠食鹽生產貿易積累的經濟實力，並得到了京湖與川東諸郡的雙重支援；秦巴古道便利的交通物流，使開縣能夠依託整個巴楚作為後方基地，避免孤城自守的危險，正如此，開縣也成為蒙宋雙方都志在必得的戰略要地。

明代，開縣屬地臨江市處於開縣與達州、萬州之交通岔口，戰略地位顯著。《明史》載：“令副使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三年為請於朝，昊力爭謂：‘臨江市屬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觀變。其明年，賊果執敏叛。”明崇禎十三年，張獻忠從開縣出發，踏遍巴蜀，整整轉了一個大圈，又繞回開縣。在冷兵器時代，張獻忠的進軍路線也再一次證明，開縣秦巴古道在用兵巴蜀中的戰略地位。“汝才復自東至，與獻忠轉趨達州。川撫邵捷春退扼涪江，賊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官趙光遠、賀人龍守平陽百丈險，賊不能過，乃復走巴西。涪江師潰。獻忠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北渡陷永川，走漢州、德陽，入巴州，又自巴走達州，復至開縣。”次年，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追賊開縣之黃陵城。賊還戰，官軍大敗。士傑及遊擊郭開等皆死，獻忠東出。”

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也驗證了秦巴古道“巴夔西土之喉衿，襄峽上流之唇齒” 的軍事通道功能。清嘉慶二年（1797年），湖北襄陽的白蓮教起義軍，渡過雙江，擺脫追兵，經通江、東鄉與川省義軍會師於開縣臨江市，連營數十里，部眾20餘萬人。義軍在臨江駐紮了40多天，當地有數萬農民參戰，戰火燃遍全縣。在取得川東大捷後，又在川、陝、楚、甘數省的遼闊地域進行大規模作戰。清廷數易將帥，調集數省兵力，直到嘉慶九年（1804年）才將白蓮教起義軍撲滅。咸豐《開縣誌》載：“嘉慶初，蜀東初教匪亂者八載。”當地人民為求自保，紛紛建寨避居，據統計，嘉慶初開縣全境共建有大型寨堡54個，最大者可容納十萬餘人，最小者亦可容納四五百人，總計可容納三十萬人。此外還有許多天然洞穴，亦可就近容納當地居民實行堅壁清野。沒有暢通的交通要道支撐，如此大規模的軍事開展是難以想象的。

（三）秦巴古道是一條文化走廊

秦巴古道不僅是中國大三峽腹地通往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巴、楚文化交融之所。千年秦巴古道上鍾靈毓秀，人文薈萃，眾多名人通過此路與開縣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今天民風儒雅剛健的元帥之鄉，正是南北文化交融互補的結晶。悠悠千年，地處秦巴古道要津的開縣以其博大的胸懷對四方來者兼容幷包，涵育了歷久彌新的盛山文化。總體來講，開縣屬巴文化體系，本區域內有許多傳統習俗和名稱均與巴有關，如置縣巴渠、物產巴豆，方言中的巴實等等。“巴之風俗皆重田神，春則刻木虔祈，冬則用牲解賽，邪巫擊鼓以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在不斷與其它文化發生交流、碰撞中，逐漸形成了多元一體的盛山文化。

在歷史上，關中地區的中原文化進入巴蜀主要有四大通道，一是從陝西越七盤嶺入蜀金牛道，一條是米倉道，一條是荔枝道，一條就是洋萬涪道，即我們所探討的秦巴古道，這也是關中地區文化入巴的最近通道。秦巴古道不僅是文明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路線，也是古代先民南北遷徙的一條重要通道。開縣居於南北文化的交匯點上，得天獨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彙集地。

秦巴古道上，有強悍勇猛的秦地風俗，也有前歌後舞的巴地瀟灑，一代儒帥劉伯承於此走出，當非偶然。一些名流先後與開縣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名相韋處厚、“詩聖”杜甫、“四部尚書”柳公綽、“二王八司馬事件”的主角王伾、宰相宋申錫等都在開縣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它們生命中重要的旅程印記。

公元789年，唐代書法名家柳公綽任開縣刺史。柳公綽在開縣任職期間，其妻韓氏謹從家訓，暗下決心，苦訓教子，取開縣特產苦參、黃連和熊膽三味，研末製成丹丸，使其夜讀時服用，且經常陪讀至深夜。柳公綽升遷蜀都後，韓氏仍念念不忘開縣，還託人捎帶開縣的苦參和黃連，到了京城，柳家把這一治學精神發揚光大，在弟子門生中“常以熊膽為丸，令諸子學舍含之，以資勤苦”，如柳仲郢，終成大儒。“和丸教子”這段歷史佳話，至今仍是秦巴古道教子的典範。

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唐朝的考功員外郎韋處厚被貶到開縣任刺史，考功員外郎掌管百官功過善惡考核，是握有重權的中央職官，面對貶謫，韋處厚殊不介意。其於患難，“若水之於海，冰至於夏日”，竟能“容而消之”。居開縣三年，韋處厚閒遊盛山，寄情于山水，託志於雲月，吟詠了“盛山十二景”詩。張籍等數十名文人激情動筆，聯成大卷。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為之作序，“盛山十二景”由此聲名遠揚，成為經久不衰的“盛山文化”的本源。“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餘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慾棄百事，往而與之遊……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景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餘題其首。”

秦傳記序，江寧人，淳化五年（994年）充夔峽巡檢使，正遇“李順之亂，賊聚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槖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奭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為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這事件在秦巴古道上沉積為忠孝文化。

清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李宗羲是開縣人，為官清廉，不辱民節，造福桑梓，名聲佳傳，被誥授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尤其在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東鄉血案”中，奉旨查訪，不顧得罪一批權勢顯赫的大員，將事件的真相秉筆直書，奏達朝廷，奇冤得以大白於天下，並得到平反昭雪。

據不完全統計，開縣自唐以來共有進士7人，舉人27人，武舉9人，科名鵲起。開縣文教發展得益於不同文化在秦巴古道，開縣書院的發展歷史可以為此佐證。“盛山書院，舊名芙蕖書院，在內城東門之外。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縣沈震世捐建。又捐置田地二處……以供脩脯之用。乾隆七年（1742年），知縣秦有年砌以石路。嘉慶十年（1805年），知縣馬鳴鑾捐建奎閣，增置學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知縣徐久道移建盛山之麓，改名曰盛山書院。”漢豐書院，舊名開陽書院，“道光九年（1829年），知縣孔昭焜以盛山書院學田歲有贏餘，乃建開陽書院於城外南街。道光十一年（1831年），署知縣魏焜移置城外西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署知縣鄭安仁改名曰漢豐，所有延師脩脯、生童膏火、獎賞之需，均在盛山學田內支用。”清代沈西序在《重修奎文閣碑記》中記載：“我開邑，自道光初年以來，授編修者一，成進士者三，舉孝廉者四，文風蒸然日上，而毓秀鍾英。溯其源，則自盛山書院始。”高學潾在《盛山書院蒙泉詩並序》載：“文明之應，地出醴泉。吾子擁皋比於此四年矣，而甘泉適出，是即諸生之兆也。他日昌正學，擢巍科，澤及蒼生，固吾子講學之力，抑亦守土者之幸也。”林丹雲在《新設義學記》載：“數年來，科名駿發。大半出於書院。……遂設城鄉義學十四處，城內置房產數處；……行見教育之地日新月盛，義學之童蒙轉盼即為書院之英俊，書院之英俊轉盼即為國家之棟樑，其能推廣學校之意，以暨於無窮也，豈不無遠弗屆也哉！”

2000年，開縣餘家壩巴人墓地的考古發掘，為秦巴文化交融提供了考古佐證。餘家壩巴人墓葬不但呈現出巴文化、楚文化的因素特徵，而且與涪陵小田溪、巫山雙堰塘、雲陽李家壩等三峽地區其它巴人墓地有著明顯的不同，餘家壩墓葬裡的秦式器物更為普遍，如辮狀耳、陶等，是一個巴、秦、楚文化因素共生的墓地。這一發現，為研究秦、巴文化在三峽地區的交融與傳播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在這條千年古道上，商旅、貶官、宦遊、挑夫船家雖各懷異志，但都留下了很多奇聞軼事，豐富了古道之文化內涵。如開縣東一里的神仙山上有迎仙觀，“舊傳觀中道士每歲一人登仙，以入道先後為序。屆期觀中老幼叢遝焚香拜祝，音樂闐咽，燈火輝煌，自上垂下，長橋如虹，煙雲五色，當仙者升橋而去莫知所之。一異僧來看，知其為妖也。按劍以俟，須臾橋成即揮劍斬之，有物墜地長丈許，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知何為。既而於溫湯井後石洞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又據《太平寰宇記》載：“神仙山，在縣東、清江水東四里。古老相傳，昔有仙人，衣朱衣，乗白馬登此山。本道以聞，天寶二載敕置壇，號神仙宮。”老龍洞、龍馬洞、黑天池等在秦巴古道上都有很多傳聞軼事。

文化交融的現實參照則是漢豐故城的建築風格，其城市東西走向和田字型街道佈局，內城牆磚築砌法，內外城制，以及挖護城河的作法，都有別於三峽地區的其它古代山城及川東地區的其它古城，明顯地受到中原地區古代城市建築風格的影響，是承襲中原文化的縮影。此外，開縣早在五代時期就有虎跳、黃侯二寨，清代洞寨達120餘個，這些洞寨雖為世亂之時的不難之所，也是秦巴古道上特有的一道風景線。

總之，秦巴文化與楚文化的廣泛交融，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民族的融合，秦巴古道上的開縣就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注入了秦地文化而彰顯出別具一格的文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