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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整天整夜聊文學”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啟蒙的“黃金時代”。
上世紀八十年代，朱偉作為文學編輯，相繼在《人民文學》推出劉索拉、阿城、莫言、餘華、蘇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從《三聯生活週刊》主編的位置上退休之後，朱偉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在《我與八十年代》一書中重返文學的“黃金時代”，重讀那些激情與浪漫，以文學為鏡觀照社會變遷。
莫言為什麼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王安憶的中篇為什麼比短篇好，長篇又比中篇好？朱偉巧在這些作家與讀者間搭起了一座溝通和釋疑的橋樑，以追本溯源的藝術精神，將當代文學最為亮麗的一段黃金時代，詮釋得分外深邃和迷人。
這不止是一場老派精英的文化佈道，也是寫給八十年代的一封情書：
最能夠接續百年來歷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動力？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
▲朱偉新作《重讀八十年代》。
老派人
見到朱偉之前，我用某著名搜索引擎輸入了這個名字。
第一頁的詞條全是“朱偉老師：我為什麼放棄百萬年薪開始創業？”這自然不是我想要尋找的那一個。
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關鍵詞，雖無意藉此矯情地批判當下對“百萬年薪”的敏感和價值判斷，但我認識的朱偉，大概要在搜索界面翻很多頁，回憶起八十年代文學和那個啟蒙、自由的理想主義年代，才能找到。
事實上，他一直是站在臺後的人——無論是從1995年開始接手《三聯生活週刊》的二十年，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相繼在《人民文學》推出劉索拉、阿城、莫言、餘華、蘇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的十年。
作為老派的精英，朱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親歷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革命；在新世界的浪頭拍打過來時，他也親歷了一個媒體崛起的時代。
如今，《三聯生活週刊》主編的身份似乎已經掩蓋了朱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這些光芒。
6月9日的北京朗園，微雨紛飛，一場主題為“我們與這個時代：和朱偉《重讀八十年代》”的讀書會即將開始。身穿格子襯衫、戴黑框眼鏡的朱偉撐著一把深藍色大傘，站在會場門口，安靜而恬淡。簇擁著他的是一大撥年輕的文學擁躉，一位女生衝過去告訴他，自己是從呼和浩特特地趕來。
朱偉其實不習慣現在年輕人的相處方式。“老派的人交往不會特別激動，但彼此的認同感都很強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朱偉早晨騎車去阿城家裡，他總在被子裡甕聲甕氣地說：“催命鬼又來了？”傍晚去，他則總不在，桌上有留言：“麵條在盆裡。”
格非是這場分享會的嘉賓。當一眾“老炮”集結至新媒體平臺，要在年輕人扎堆的新世界裡響亮發聲的當下，他這樣形容自己的老派：“我不太會用手機，人生第一次學會發朋友圈，是為了朱偉這本書。有朋友問，你怎麼突然冒泡了？問題來了，什麼是冒泡？”
而朱偉在對格非宣佈：“我要寫你了！”之後，對格非提出要求，“把你的所有作品寄給我，近期不得外出，隨時回答我的疑問。”極不耐煩的格非照做後，卻在讀到朱偉的文章時流淚了。
“作家總會在犄角旮旯處安排一些小機關，當有人發現並感受到這種勾引時，是一種酣暢淋漓”。人與人之間的“懂”是尤為珍貴的，所謂伯牙絕弦謝知音，如張定浩所說：寫作也只是為了被愛，被遙遠的人所愛。
在朱偉看來，文學修養需要情感，沒有情感不能被感動，文學修養則無意義。
他們這代人，身上有著八十年代的記憶和魂魄。
1976年，朱偉結束了在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插隊生活，來到北京，曾於1978—1983在《中國青年》雜誌做過文藝部編輯，1983年，王蒙擔任《人民文學》主編，在準備就任前想把朱偉“挖”去《人民文學》。他告訴朱偉，要想做文學，《人民文學》是最好的陣地。
在採訪中，朱偉回憶，“起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裡改小說，他們說我有文學天賦。出版社當時積壓了很多的稿子，我就幫他們處理，他們說我看稿子又快又有眼光，應該當編輯，而不應該寫小說。”
認識自己，這可能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情。朱偉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和定位。他說：“我寫小說就是三流作家，我當編輯可以成為一流編輯，我寧可當一流編輯，不當三流作家。”
1984年，朱偉開始被調整到《人民文學》的重要位置，負責北京地區的組稿工作。1985年下半年，他又被破格提拔為小說編輯室副主任，在當時的《人民文學》也曾引起一陣騷動。
1985、1986年，正是成就了《人民文學》最輝煌時期的重要年度，也是一代人的靈魂高地。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
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後來的時間裡，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生過。
▲1986年的作家莫言。
▲餘華在1986年底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朱偉在《人民文學》相繼推出一大批作家，親歷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革命。
“八十年代是什麼？”
《三聯生活週刊》生活圓桌欄目的一位專欄作者曾追問朱偉：“八十年代是什麼？”
朱偉如此作答：“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的時代。大家都被創新的狗在屁股後面追著提不起褲子，但都在其中親密無間、其樂無窮。”
八十年代，也是朱偉騎著一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從“張承志家裡走到李陀家裡，在李陀家裡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裡的時代”。
在那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又有多少人像音樂系窮學生劉索拉、烤鴨店清潔工徐星、小鎮個體牙醫餘華以及上海人民公園郵電所郵遞員孫甘露一樣，每天下了班之後，湊在一起，有人買滷花生，有人買啤酒。
格非回憶，“那個年代的作家裡面，凡是好作家，沒有人跟朱偉不熟。”
2013年，朱偉開始在博客中寫《我與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節點。“結果，開了個頭，就因為還在崗，工作繁忙，放下了。”
退休後，他的接班人、《三聯生活週刊》主編李鴻谷邀請他寫專欄，對八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做一個系統梳理、解讀。如今，這些回憶文字集結成了《重讀八十年代》出版。
作家苗煒描述：“老朱退休之後，新配了一個黑邊眼鏡，年輕了十歲，每天養花逗貓喝茶，花幾十萬置辦了一套高級音響，蒐羅了更多的黑膠唱片。還買了一個德國產的自動炒菜機，給他做糖醋排骨，省下來的時間讀書寫作，《重讀八十年代》就是他回顧文學編輯生涯、講解當代作家的一本書。”
王蒙評價朱偉：“他談作品還有一個特點——絕不當面奉承。我覺得你這篇沒有寫好，他敢於，也一定會向任何負盛名的作家這樣說話，當他認為應該這樣說的時候。”
在朱偉看來，這是對他最好的褒獎。
朱偉不隨波逐流。所以，他敏銳地覺察出王蒙在作品《布禮》中的呈現有別於“傷痕文學作家在矜持、持重中淤積了太多被扼制的憤懣”，而是“只撣了撣土，就仍然鮮活的人”
他寫道：“作為青年布爾什維克，那個革命、進步、明朗的五十年代初是他們整個精神的基礎，動搖了這個基礎，便動搖了整個政治靈魂，因此，被‘割掉’的精神折磨所推動的贖罪狂熱，就是一種極為殘酷的真實。”
他也在書中直言：王蒙在1985年“已經不是最好的作家”。
對王蒙1985年的作品《活動變人形》，他評論道：“一個作家，當沒有一個編輯能禁錮其隨意的時候，那種才華橫溢的張力，也就很快被過度自信而消磨鬆弛了。”
而對黃金時代嶄露頭角的作家，朱偉亦師亦友式的闡釋，無疑加深了公眾對他們的認識，“從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在令人驚豔中展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八十年代中國文學風情圖。”
八十年代是個弱話題，因為被談論得太多，人們或許已感受到疲憊；但同時又是個強話題，其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其精神線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傳統不敵物質大潮，漸漸潛伏下來，等待又一次“覆盤”。
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這一點尤為重要。朱偉在《重讀八十年代》自序中寫道：“一部文學史，還必須對八十年代各階段社會背景的烙印做出反應，因此，這本書，只能算一個開端，一個基礎。”
如媒體人陳虻那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於忘了我們為什麼要出發。”
朱偉的《重讀八十年代》或許正是一封承載了此使命的情書，不止是寫給那個理想主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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