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似乎风气较为开放，不然为什么鲁迅那些如投枪匕首似的小文能够发表？
鲁迅的杂文犀利异常，不同流俗，也不随大流，独树一帜，剖析事理笔笔锋刃，无坚不摧。他的杂文能够发表得力于他的身份，也得力于当时书报审查官审核不严的缘故，当然更得力于风气开化，民主气氛活跃的环境。
对于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学生被开枪打死的事件，本属于不能议论之国事，就是一些京城大报也不敢随便议论，只是劝青年学生不要随便出来游行示威。而鲁迅偏偏敢站出来，一连写了《无花的蔷薇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以此纪念被段祺瑞执政府杀害的青年学生。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批评段祺瑞政府、流言家不留一点情面，对于他的学生刘和珍君却充满了赞美和惋惜。在《空谈》中写道：“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敢于批评当时政府，敢于回敬当时流言家对牺牲学生的中伤，敢于冒着危险替四十八个牺牲的青年学生鸣不平，直面事实，直面时事，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这就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自媒体人鲁迅的风格。如果当时风气不开化，没有延续“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风气，只凭书报检查官那一关就可以轻松把鲁迅的文章枪毙掉，哪里有他发表的可能？
鲁迅的勇敢还在于对当时的时事进行评论，丝毫不留情面。对于酒楼饭馆“莫谈国事”条幅的讽刺，对于《现代评论》不当言论的批评，对于“拿卢布办事”事件的挖苦，都恰到好处，让人痛快之余，不禁莞尔。
鲁迅在《论天才与土壤》中写道：“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以此来看，现如今真的缺乏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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