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紀錄片《餘生一日》海報。受訪者供圖
2020年2月9日。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一天的記憶並不美好。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擴散，很多人在那天看到了國家衛健委的通報——截至2月8日24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37198例。
這是疫情當下的普通一天。很多人居家隔離，戴口罩出門，在手機上刷著最新的消息……然而，這一天，將被烙印在幾千個拿起手機、相機的記錄者的餘生記憶裡。
2月5日，紀錄片導演、大象記錄創始人秦曉宇在網上發出倡議，邀請所有被疫情影響的人，拍攝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時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後，他將和團隊一起，製作出一部紀錄片，也是一份中國人在疫情中的“影像日記”，取名為《餘生一日》。
截至目前，秦曉宇團隊已經收到3000多份投稿，拍攝者遍佈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基本都是華人。秦曉宇說，目前團隊還在整理分類素材，和另外兩位剪輯師篩選素材的同時，他也在撰寫腳本，希望能讓片子趕在3月底前面世。
46歲的秦曉宇是內蒙古人，詩人，2015年以來，他開始執導或監製紀錄片，題材多聚焦於底層和邊緣人物，如熱愛詩歌的打工者、臨終關懷醫院的老人等。用這種獨特的方式製作《餘生一日》，是基於秦曉宇一直以來的信念：人人皆有詩心，人人皆有創造力。
在看素材、寫腳本的過程中，秦曉宇不斷地印證這一信念，也不斷地感受到疫情之下人們生髮出的恐懼和愛意。他堅信，這種愛意，恰恰是我們克服恐懼，克服冷漠、自私和敵意的力量。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與秦曉宇的對話：
《餘生一日》發起人、紀錄片導演秦曉宇。受訪者供圖
“餘生一日”
新京報：為什麼要製作這樣一部紀錄片？
秦曉宇：這是作為紀錄片人的第一反應，因為這次疫情本身有特別大的記錄意義，從微觀到宏觀層面都有很大的影響，宏觀是社會，微觀是個人生活，記錄能給未來留一些資料。
具體到這種全民記錄的方法，第一是基於疫情防控的要求，我們沒辦法親自到各地進行拍攝；第二，疫情的影響波及方方面面，包括各個行業、各個地區、每個人，但顯然任何技術團隊都不可能有這樣的人力、物力去做如此全面的記錄；第三，單一的紀錄片拍攝者會有主觀侷限，如果讓更多的人來參與，每個人用自己的立場和看問題的角度，記錄著對自己而言的真實，這些東西彙總在一起，可以呈現更完整的真實。
新京報：片名為什麼要叫“餘生一日”？
秦曉宇：我們可以在三重意義上來理解它。第一，可以理解為“劫難中的一日”，這次疫情對所有的人、對整個社會都是一場劫難，劫難中會發生很多事情，會有很多強烈的情感，也有方方面面呈現出來的特殊狀態，紀錄片應當為未來著史。
第二，也可以理解為“我”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不管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還是要過柴米油鹽的普通日子，哪怕在劫難中，我們也會想盡辦法讓這個日子儘可能好一點，有一些樂趣和幸福感。
再有，它也是重生的一日。這次疫情會讓很多平常不善於或者不喜歡思考的人，因為有了時間和這樣的事件背景，而去思考一些關於家庭、真相、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動物的關係等問題。這種思考不僅僅是對自己生活的審視，同時也包含一種社會反思，從而一點點地推動社會進步。這可能是這次不幸中的一點點有價值的東西。
《餘生一日》投稿作品截圖。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拍攝方式和片名，會讓人聯想到2011年上映的美國紀錄片《浮生一日》，你們是否受到了這部片子的啟發？（注：《浮生一日》由英國導演凱文·麥克唐納執導，190個國家和地區的網民拍攝下自己在2010年7月24日裡的生活瑣事，總計近4500小時的素材被剪成95分鐘紀錄片。）
秦曉宇：我們當然也受到《浮生一日》的啟發。但《浮生一日》的拍攝應該是在2010年左右，當時自媒體沒有今天這麼發達，大家拍攝視頻的意識、水平、設備也沒有今天這麼好。
我們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浮生一日》給出的是一種日常生活景觀，而我們拍攝的所有人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是發生在疫情這個大背景之下，是一種非常狀態下的日常生活，因為通常我們不會這樣過日子：走在路上都戴著口罩，或者根本就沒法出門。
就創作來說，這種“非常態”會產生一個巨大的偏離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時會也激發你的情感。你的各種情緒都會在這種“非常態”的狀態下被激發出來。很多來自武漢的素材，其實不用怎麼拍，拍攝者只要把自己的恐懼、擔憂、愛意……這種最本真的狀態拿出來，就特別打動人。
新京報：除了普通民眾之外，有專業人士參與嗎？
秦曉宇：我們聯繫了全國各地的三四十個航拍“飛手”，希望他們那天白天能飛得低一點，讓我們看到街道上人們的神情。還有一些玩GoPro（注：一種運動攝像機）的，把攝像頭綁在自己的身上進行拍攝，另外也聯繫了一些車載拍攝的。
還有一些參與者是我認識的電影相關從業者，比如《鄉村裡的中國》的導演焦波老師，2月5日左右我給他打電話，他當時生了病，也不敢去醫院，就在家裡大把吃藥，於是拍了自己在家養病的狀態。還有一位是電影《矮婆》的導演蔣能傑，他那天拍攝了他奶奶一天的生活。
我後來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現象。這些專業攝影師或者專業紀錄片人，他們更多記錄的是他人或者自己周圍世界，而非專業的人大多是對準自身。當你需要一些情節點，一些特別觸動人心的話語時，往往這些非專業人士能帶給你更多的驚喜。
《餘生一日》投稿作品截圖。受訪者供圖
“復調的，眾聲喧譁的”
新京報：這些拍攝素材主要包括哪些內容和情緒？
秦曉宇：佔比很大的是拍攝自己隔離在家的狀態。一部分人拍攝了自己的周圍環境，比如去藥店、超市，在小區散步。紀錄片工作者、航拍“飛手”、攝影師等專業人員會記錄公共空間發生的一些事情，比如道路的隔斷、檢查。還有一類是跟疫情密切相關的，比如方艙醫院裡的病人、醫護人員，外賣小哥、志願者，他們多處在工作狀態中，記錄了自己的工作。
我目前看到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憂思恐都會有呈現，沒有任何明顯情緒的也有。我們原本也希望這部作品是復調的、眾聲喧譁的，而不是有著統一調性的作品。
新京報：講一講來自武漢的內容吧。
秦曉宇：武漢讓人感動的素材特別多。一個小夥子，走上他們家的樓頂，指著一片燈火比較暗淡的地方，說那是菱角湖，湖邊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地方，再遠處一公里就到了華南海鮮市場。他也談到自己的感受，說封城的這段時間，人的活動減少了之後，他明顯聽到鳥叫聲變多了，pm2.5數值也降下來了。那天是正月十六，他攥著手機介紹他所處的位置，鏡頭轉到月亮那兒，讓人看了有“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感觸。
一個武漢的姑娘，她先是讓鏡頭對準自己，說“最近武漢……”就說不下去了。“算了，給大家看一看凌晨2點的武漢吧。”她聲音發顫，同時把手機拿到窗外，畫面黑黢黢的，“你看外面已經沒幾個燈火了，白天更明顯，整個城市就像被按了暫停鍵一樣。”
還有一個網名叫“二蛋大王”的醫生。他從寧夏到湖北支援，拍攝是在醫院裡進行的，面對鏡頭，他談到了恐懼，他說一怕疫情不能很快結束，二怕自己染病甚至因此掛掉。雖然背景有點過曝，構圖也不能算好，但是因為他們離危險最近，讓那種恐懼更真實，讓人有強烈的共鳴感。
《餘生一日》投稿作品截圖。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還有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素材？
秦曉宇：有一個姑娘在寧波，春節不能回老家，她奶奶是屬鼠的，正好過生日，她就用麵糰做了三隻小老鼠，寫上“96（歲）快樂”。
還有一個女孩兒，因為曾跟確診患者有過接觸，信息在小區群裡被曝光，立刻收到了騷擾電話。她說自己感受到了世界對她的深深惡意。她說，自己不怕死，但是怕在歧視中死去。
有一個汕頭的姑娘，對著河邊的風景，說出了真誠的祝福，祝福的對象中包括她的前男友。我想是不是這次疫情也讓她對兩個人的故事有了重新看待。她說，疫情給自己的影響是把每一天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來看待，這樣每一天也會被格外珍惜。
有一家人拍攝了他們在屋子裡做口罩的情景，還有一對父子在屋子裡踢足球。再比如一隻跛腳鴨走在田間地頭上，空中飄蕩著四川話的廣播：“大家把這件事兒辦好了，天天都是春節，辦不好，這就是最後一個春節。”這樣的素材特別多，充滿了想象力。
愛是克服恐懼、冷漠、自私和敵意的力量
新京報：收集完素材，接下來要做什麼？
秦曉宇：整理素材、做場記。我們有8-10個人在做素材整理的工作。到現在為止，素材我已經看了百分之五六十。之後是粗剪，再精剪。我本來以為剪輯和製作會是一個特別巨大的難題，但是在看素材、做剪輯腳本的過程中，我的信心慢慢變得充足。信心主要來自於素材的豐富性和出人意料的程度。
我一直有一種認識，人人皆有詩心，人人皆有創造力，這次疫情，一方面激發了大家的困境感、恐懼感、囚禁感等情緒，但另一方面，又因為大家都“憋”得很厲害，不能出門，這樣的表達是可以釋放這種憋屈的。
紀錄片團隊正在加緊製作。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這些素材能夠促進人們對這場疫情的認識嗎？
秦曉宇 ：疫情發生以後，大家能夠看到的多是發生在公共空間的事，比如政府部門在開會研究，工地在緊張施工，醫院在救治病人，大街上空空蕩蕩。但是在我們收到的這些素材中，大部分人都處於“閉關”的狀態，拍攝者回到了自己的私人空間。我們原本只知道自己在家裡面是怎麼過的，我們哪裡知道農村跟城市裡面的家庭有什麼區別，重疫區和輕疫區有什麼區別，中產階級家庭跟底層打工者有什麼區別，在這些場域裡又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對話？
比如投稿中出現的一位值班民警，他拍攝了自己工作和居家的狀態，你能看到，他到家以後會把那件亮光閃閃的警服掛在院子裡消毒，不帶到屋裡去。通常我們看到的所有公共記錄的鏡頭，都是拍民警在街頭工作的場景，他怎樣去檢查、怎樣去量體溫，但其實他有他的情感、他的愛好、他的家庭，在這些素材中，他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可親可愛的人，而不只是一個職業身份。
新京報：等影片製作完成後，你希望傳遞怎樣的意義？
秦曉宇：紀錄片的使命是記錄真相，特別是在現在這種消息紛繁複雜的情況下，每個人基於自己的觀察，基於自己所處的位置，呈現自己眼中的真實就顯得特別重要，有助於我們來認識真相，記錄下每個普通人的生活史。
另外，全民記錄的這種形式本身就能給大家一種啟示，即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是值得被尊重的，都是有價值的，不存在等級高下之分。
再有，疫情之下人們生髮出的恐懼和愛意，也將會是片子的一個重要主題。這種恐懼感，既包括對自己和親友染病的擔憂，也有對疫情帶來的持續影響的焦慮，甚至還蔓生出了對湖北人的沒來由的歧視，你會感覺到人與人的關係突然被拉遠，甚至分崩離析，這是我們在瘟疫之外創造了另外一種瘟疫。但另一方面，我們在素材當中又看到，退居到家庭之內，很多人會重新思考家庭的意義，重新感受自己以前未察覺的美好。這種愛意恰恰是我們克服恐懼，克服彼此的冷漠、自私和敵意的力量。
新京報記者 張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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