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敢罵，也敢哭。
我常常懷疑，武漢人的心理深層，是不是有一種“悲劇情結”。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看悲劇。楚劇《哭祖廟》是他們鍾愛的劇目，而他們喜歡聽的湖北大鼓，我怎麼聽怎麼像哭腔。認真說來，楚劇不是武漢的“市劇”，武漢的“市劇”應該是漢劇。然而武漢人似乎更愛聽楚劇。除嫌漢劇有點正兒八經（漢劇近於京劇）外，大約就是楚劇哭腔較多之故。
武漢人的這種“悲劇情結”是從哪裡來的呢？也許是直接繼承了屈騷“長太息以掩涕兮”的傳統吧！然而同為楚人的湖南人，卻不好哭。有一次，我們為一位朋友送行，幾個武漢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抱頭痛哭，而幾個湖南人卻很安靜和坦然。湖南人同樣極重友情，卻不大形於顏色。他們似乎更多的是繼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傳統、達觀態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際遇、悲歡離合都看得很“開”。要之，湖南人（以長沙人為代表）更達觀也更務實，湖北人（以武漢人為代表）則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漢人辦喪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長沙人卻會請了管絃樂隊來奏輕音樂，好像開“舞會”。“舞會”開完，回家去，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因此，務實的長沙人不像武漢人那樣講究“玩味兒”。“玩味兒”是個說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擺譜、露臉、愛面子、講排場等內容在內。說到底，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國癖”。但凡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愛面子、講排場的。但似乎只有武漢人，才把它們稱之曰“味”而視之為“玩”。武漢人喜歡說“玩”這個字。比如談戀愛，北方人叫“搞對象”，武漢人則叫“玩朋友”。這話叫外地人聽了肯定不自在，武漢人卻很坦然，誰也不會認為是“玩弄異性”。
這就多少有些藝術性了。實際上，武漢人的玩味兒是很講究可觀賞性的。比方說，大操大辦婚禮就是。婚禮的大操大辦，同樣也是咱們的“國癖”，不過武漢人別出心裁。他們的辦法，是僱請“麻木的士”遊街。所謂“麻木的士”，其實也就是三輪車。因為駕車者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舉行婚禮時，就由這些“麻木的士”滿載從冰箱彩電到澡盆馬桶之類的嫁妝，跨長江，過漢水，浩浩蕩蕩遊遍武漢三鎮，成為武漢市一大民俗景觀。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車，是因為“麻木的士”有三大優點：第一，載物較少，用車較多，可以顯得浩浩蕩蕩；第二，車身較低，便於觀看，可以盡情擺闊；第三，車速較慢，便於遊覽，既可延長遊街時間，又便於路上閒人一飽眼福。總之是極盡表演之能事。在武漢人看來，只有這樣，“味兒”才玩得過癮，玩得足。
老照片裡的武漢“麻木的士”
不過，雖然是“玩”，武漢人卻玩得認真。因為誰也不會覺得那“味兒”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所以，當一個武漢人在“玩味兒”的時候，你最好去捧場。即便不能捧場，至少也不要拆臺。否則，武漢人就會視你為“不懂味”。而一個“不懂味”的人，在武漢人眼裡，就是“夾生半調子”，甚至“差火”到極點，不和你翻臉，就算對得起你了。
事實上，武漢人的討厭“啫”，也多半因於此。在武漢人看來，一個人要想“玩味兒”或“要味兒”，就不能“啫”；而一個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過”，就肯定“不懂味”。什麼是“玩味兒”？“玩味兒”就是“派”，就是“唰喇”，怎麼能“啫”？啫、尖、癱腔（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丟臉）的事。所以，為了面子，或者說，為了“玩味兒”，武漢人就往往不惜打腫了臉來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說，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抖狠”（逞兇、找碴、耀武揚威或盛氣凌人，也是“要味兒”的方式之一），這個人就會跳起來說：“麼事呀！要味要到老子頭上來了！”後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漢人的“玩味兒”，還有許多難以盡說的內容。甚至他們的罵人，沒準也是“玩味兒”或“要味兒”，正如舊北京天橋“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黃”，坐在酒缸沿上“開罵”和“聽罵”也是“一樂子”一樣。事實上，罵人也不易。一要敢罵，二要會罵。如果有本事罵得淋漓盡致，聲情並茂，誰說不是“味兒”，不是“派兒”？
武漢人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著歷史、地理、文化甚至氣候諸方面的原因。
武漢的氣候條件極差。上帝給了它最壞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著漢水往裡灌。結果夏天往往持續高溫，冬天卻又冷到零下。武漢人就在這大冷大熱、奇冷奇熱、忽冷忽熱中過日子，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其脾氣之壞當然也可想而知。
老照片裡在室外納涼的武漢人
所以，武漢人有句口頭禪，叫“煩死人了”。當一個武漢人要訴說一件不太開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滿時，往往會用這句口頭禪來開頭。比如等人等不來，就會說：“煩死人了的，等半天了，這個鬼人還不來！”要表示討厭某人，也會說：“這個人蠻煩人。”不過這些話也可以反用。比如一個妻子也可以這樣誇獎她的丈夫：“他這個鬼人，曉得有幾（多麼）煩人啊！”或：“你說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買回來穿，煩死人了！”這裡說的“煩”，其實就是樂了。嘴巴上說“煩死人了”，只怕心裡倒是“不厭其煩”呢！
看來，武漢人是和煩惱結下不解之緣了：好也煩，壞也煩，樂也煩，煩也煩，反正是煩。說起來也是不能不煩。1999年“兩會”期間，武漢市人大代表因《新週刊》說武漢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發了一場討論。江岸區人大代表王丹萍說：“天熱太陽大，外面髒亂差，怎麼會有好心情？人說女人一白遮百醜，武漢女人難有這福分，動不動就灰頭灰臉，跟進城的農民似的。”的確，氣候的惡劣，條件的艱苦，生存的困難，都很難讓人心情舒暢。難怪武漢街頭有那麼多人吵架了，煩嘛！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氣，南方有豔陽；夏天，北方有涼風，南方有海風。武漢夾在中間，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麼好處都沒有。別的地方，再冷再熱，好歹還有個躲處。武漢倒好：夏天屋裡比外面還熱，冬天屋裡比外面還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傢俱都發燙，三臺電風扇對著吹，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那麼，就不活了麼？當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窩裡放個熱水袋，夏天搬張竹床到街上睡。於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漢的街頭巷尾，便擺滿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褲，睡滿一街，成為武漢一大景觀。
武漢街頭的竹床陣
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便有著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什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還怕什麼？
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鬼做”這個詞是十分有趣的。它表達的似乎是這樣一種人生觀：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麼說什麼，想什麼幹什麼，而不必顧忌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即便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也不會在乎，而只會大罵一句：“闖（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裡啫去！”
同樣，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的武漢人，也有著不同於北京人的“大氣”。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麼，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他們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愛，也敢憎敢愛。他們的情感世界是風雲變幻大氣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而且，愛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來鉚起哭，笑起來鉚起笑，吵起來鉚起吵，罵起來鉚起罵，真能“愛你愛到骨頭裡”，恨你也“恨到骨頭裡”，一點也不“差火”。這實在因於他們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漢人生命中“墊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難行的路”也太多，他們還有什麼樣的酒不能對付，還有什麼樣的溝溝坎坎過不去呢？
電影《萬箭穿心》中艱難坎坷而又倔強堅韌的武漢女人李寶莉
武漢人確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為武漢是“鎮”。
鎮，重兵駐守且兵家必爭之天險也。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於這個原因，武漢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雲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別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佔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公共汽車上磕磕絆絆，買東西出了點小問題，雙方往往都立即會拉開架式，準備吵架，而且往往是理虧的一方以攻為守先發制人，擺出一副好鬥姿勢。結果呢？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
不信你到公共汽車上去看，擠撞了別人或踩了別人的腳，武漢人很少有主動道歉的。不但不道歉，還要反過來攻擊別人：“你麼樣不站好(唦)！”或：“怕擠就莫來搭公共汽車！”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當然很難為對方所接受，而對方如果也是“九頭鳥”，則一場好戲當然也就開鑼。武漢街頭上吵架的事特別多，商店裡服務態度特別壞，原因大約就在這裡。外地人視武漢人為“九頭鳥”，認為他們厲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這裡。
1986年的武漢公交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的公共汽車也擠。但上海人擠車靠“智”，佔據有利地形，保持良好體勢，則擁擠之中亦可得一方樂土，也不會發生“兩伊戰爭”（蓋“伊拉”與“伊拉”都能好自為之也）。武漢人擠車則靠“勇”，有力便是草頭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往往難以得到保障，而雙邊磨擦也就時有發生（這種現象因近年來武漢大力發展公交事業而已逐漸成為歷史）。細想起來，大概就因為上海主要是“市場”，而武漢長期是“戰場”。“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的這句話，道出了“九頭鳥”的野性與蠻勁。敢鬥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還怕哭麼！”難怪武漢人愛看悲劇和愛聽哭腔。
所以，武漢人特別看不起膽小怕事（北京人叫“慫貨”）、逆來順受（北京人叫“軟蛋”）和優柔寡斷（北京人叫“面瓜”）。所有這些“德行”，武漢人統稱之為“癱腔”。不過，“癱腔”與“慫貨”、“軟蛋”、“面瓜”有一點不同，就是可以拆開來講。比如：“別個（別人）還冒（沒）吼，他就先癱了腔。”這樣的人當然沒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說：“一個人遇事連‘腔’都‘癱’了的話，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有趣的武漢話》）因此，不但不能“癱腔”，而且還得梗著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輸）！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抗戰中的武漢
吃軟不吃硬，寧死不服周，這大概就是“九頭鳥”性格 。這種性格的內核，與其說是“匹夫之勇”，毋寧說是“生命的頑強”。因為所謂“九頭鳥”，也就是生命力特別頑強的意思。你想，一鳥而九頭，砍掉八個，也還死不了，等你砍第九個時，沒準那八個又活了過來。事實上武漢也是“大難不死”。日本鬼子飛機炸過，特大洪水淹過，“十年動亂”差點把它整得癱瘓，但大武漢還是大武漢。的確，“不冷不熱，五穀不結”。過分的舒適溫馨可能使人脆弱綿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許反倒能生成頑強的生命力。
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武漢人不但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用武漢作家池莉的話說，就是“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這是池莉一篇小說的標題）。這無妨說也是一種達觀，但這種達觀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達觀主要來自社會歷史，武漢人的達觀則主要來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慣了王朝更迭、官宦升遷、幫派起落，從而把功名富貴看得談了；武漢人則是受夠了大災人禍、嚴寒酷暑、戰亂兵燹，從而把生存活法看得開了。所以北京人的達觀有一種儒雅恬淡的風度，而武漢人的達觀卻往往表現為一種略帶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漢的小夥子不像北方漢子那樣人高馬大、魁偉粗壯，卻也相當地“野”：敢打架，敢罵娘，各種衝動都很強烈。他們酷愛一種能夠顯示生命活力的、緊繃在身上的紅布三角游泳褲。他們也往往會在炎熱的夏夜赤膊短褲，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走，大聲吼唱各種歌謠，從“一個訝的爹，拉包車”直到種種流行歌曲，以宣洩他們過剩的生命活力。
橫渡長江的武漢人
事實上，武漢人不達觀也不行。
從某種意義上講，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已經把武漢人逼到牆角了：躲沒處躲，藏沒處藏，就是想裝孫子也裝不了，再不達觀一點，怎麼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點，凡事也都最好能要點味。生活已經不易，再不搞唰喇點，不是自己煩自己嗎？生活已經缺油少鹽，再不要點味，還能過下去嗎？
什麼是味？“味”這個字，在武漢話裡有極為豐富的含義。除前面說的面子、排場、風光、體面等等外，還有“規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時也指“不懂規矩”。不過，當一個武漢人指責別人“不懂味”時，他說的可不是一般的規矩，而是特指捧場的規矩，即在一個人“要味”時讓他覺得“有味”的規矩。懂這個規矩並能這樣做的，就叫“就味”；不懂這個規矩和不能這樣做的，則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個武漢人會不會做人的重要標準。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諒（但也不招人喜歡）；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了。這時，“要味”者就會視對方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釁，因而反目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因為那個“婊子養的”實在“太不夠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思”；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則“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沒意思” 了。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點“意思”都沒有，那還能活下去嗎？當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顯然，武漢人之所謂“味”，說到底，就是讓人覺得活著有意思的那個“意思”。
武漢人是很看重這個“意思”的。雖然說“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豈不更好？於是，武漢人就往往會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我就曾在醫院裡遇到過一個典型的武漢人。這個武漢小夥子大概初為人父，看什麼事都新鮮。看到護士給嬰兒洗澡、打包，也覺得好玩，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好過癮呀！洗毛毛（嬰兒）像洗蘿蔔，包毛毛像疊‘撇撇’。”“撇撇”是每個武漢小男孩都玩過的一種自制玩具，由每個人自己用香菸盒疊成，技巧純熟者可以疊得很快。把包嬰兒說成是疊撇撇，既有贊其“技巧純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當回事”的意思。婦產科的護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嬰兒，自然見慣不怪，不怎麼當回事，但讓這個小夥子這麼一說，一件本來沒什麼意思的事情，也就頗有點意思了。
武漢人是很能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漢的夏夜是很難熬的，因為一到下午六點，老天爺就會準時停風。曝曬了一天的街道餘熱經久不散，沒有一絲穿堂風的室內更是酷熱難當。要熬過這樣一個長夜，是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漢人卻能把它變得有意思。太陽一下山，他們就開始往地上潑水，然後搬出自家的竹床，擺出清爽的小菜和綠豆稀飯，一家人吃得“歡喜流了的”。吃完飯，收拾了碗筷，洗個澡，街坊鄰居都到露天地裡來乘涼。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電視的看電視，更多的人則是“咵天”。咵，音kua，讀平聲，是個象聲字，即“嘰裡呱拉”的意思。武漢人說話節奏快，頻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漢人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個難熬的長夜也就意趣盎然了。
武漢人確實很愛說話，也很會說話。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到了武漢人嘴裡，往往就會變得有聲有色。比如一件東西或一個地方被弄髒了，武漢人不說“太髒”，也不說“髒死了”，而說：“喲，麼樣搞的唦，搞得灰流了！”灰而至於“流”，可見有多髒。誇獎一個人漂亮，也可以這樣說：“喲，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頭、美。一個人的漂亮都“流溢”出來了，可見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揚威的意思，卻比說“耀武揚威”生動得多。你想，一個人把“狠”都“抖”出來，是個什麼樣子？有點像全身的毛都奓了起來的好鬥公雞吧？再說，一個人的“狠”（厲害）要“抖”出來後別人才知道，則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這個詞是略帶貶義的，情感色彩很濃，形象也很生動。其餘如把孩子長個叫做“抽條”，把東張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機下臺叫做“轉彎”，把死不認錯還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翹”，都十分形象、生動，富有動感。
這也不奇怪。武漢人是“要味”的人，武漢話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話”。
的確，武漢話和北京話一樣，都具有藝術性和戲劇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聽北京話像聽相聲，怎麼聽怎麼可樂；聽武漢話則像聽戲，有板有眼，鏗鏘有力。事實上武漢人的人生觀中也確實有一種“戲劇性情結”。在他們看來，人生就是一場戲，就是一場自編自演又可供觀賞的戲。演戲就是“玩味”，看戲就是“要味”，會看戲就是“懂味”，不會看戲就是“不懂味”，而不會演戲則是“冒得味”。因此，他們主張人生在世，應該活得有板有眼。有沒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漢人那裡，一個人有本事、有能耐、有辦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麼名堂就叫“搞麼板眼”。所謂“搞麼板眼”，也就是“演什麼戲”的意思。顯然，武漢人之所謂“板眼”，也就是戲曲中的節拍，就像“癱腔”的“腔”是戲曲中的唱腔，“醒黃”的“黃”是戲曲中的皮黃（聲腔）一樣。醒，有“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歡對方），只不過“醒倒迷”罷了。“醒黃”也一樣。一個人，一本正經地上臺了，大家都以為有什麼好段子聽。聽了半天，卻發現原來不是皮黃，而是“醒黃”。所以，武漢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鬧”之類稱作“鬧醒黃”。
“鬧醒黃”也好，“有板眼”也好，都是演戲。戲演砸了，就叫“癱了腔”；演假了，叫“鬧醒黃”；不按角色行當臺詞劇本演，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則叫“開黃腔”。“鬧醒黃”是“詐倒裹”，“開黃腔”是“碼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規矩）。這是不會有人捧場的。不但沒人捧場，沒準自己還會“掉底子”。
“掉底子”之於武漢人，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所謂“掉底子”，也就是穿幫、露餡。這當然是一件丟臉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於“丟面子”。不過，說“掉底子”可比說“丟面子”生動，也比說“丟面子”嚴重。因為“面子”是要安裝在“底子”上的。如果連“底子”都掉了，那還有“面子”嗎？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來演戲的。既然是演戲，就得把面子裝嚴實了，不能露餡。一旦露了馬腳，那就不是丟面子，而是掉底子了。 所以，一個人，在粉墨登場表演人生時，如果把戲演砸了，武漢人就會鬨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漢人並不喜歡“岔把子”。所謂“岔把子”，就是說話不知輕重不看場合的人。遇到這樣的人，武漢人就會說：“他是個岔把子。”或“這個人岔得很。”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岔得很”，他在武漢人中間同樣是吃不開的。因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別人“要味”的時候掃別人的興；或者是半路“岔”了進來，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順利進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來，害得別人大掉其底子。但因為岔把子都是有口無心的，你心裡有氣還發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討人嫌。
比“岔把子”更討厭的是“夾生苕”。所謂“夾生苕”，就是又夾生又愚蠢的人。武漢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紅薯、地瓜。紅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漢人讀如“戶”）的，也就是糊塗。所以，武漢人說某人稀裡糊塗，就會說“他‘糊’得很”，或“這訝麼樣是個‘糊’的”。又因為熟紅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塗蟲叫做“糊溏”。“岔把子”雖然“岔”，卻不“糊”；“夾生苕”則不但“夾生”，而且“苕”。“苕”則“蠢”，“夾生”則“岔”，簡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論，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夾生苕”的共同特點，是“不夠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夠意思”，而是根本就“沒意思”。然而武漢人是不能“沒有意思”的。他們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找樂子，也不會像上海人那樣給自己來點小樂惠。他們的活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有滋有味，把艱難困苦的人生變得其樂無窮。
一張1994年的老照片，漢口萬松園路，一位司機試圖讓翹起的垃圾車“低頭”
於是，武漢人便把生活變成了藝術。或者說，把他們九死一生的艱難人生和不太順心的煩惱人生，變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值得“鉚起唱”的生命勁歌。
《讀城記：品讀中國書系之二》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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