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和19日，上海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2天零增長。對於這個人口超過2400萬的超大城市，消息令人振奮。
要幫助基層準確定位重點排查人群，入滬人員全數據的信息收集是重要的第一步。
上海復工的第一天，防控升級，全市小區陸續開始實施封閉式管理。湖北之外，明確了14個重點關注地區。
“上海新型肺炎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線，市民可快速登記健康信息，獲得疫情防控相關服務。但真正做好防控，還是要靠基層和社區。
在小區封閉式管理的過程中，鄰里之間相互的督促、群防群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需要排隊的地方，居民們戴上口罩，前後保持一米左右的距離自覺排隊，上海的這種排隊方式，大概也算是疫情之下的特殊產物了。
2月17日下午一點半不到，老吳戴上口罩和排隊號碼牌出門了。這是上海第二批口罩供應，每個家庭可以購買5只口罩。“就像當年發糧票，憑票買米一樣。”
這一天，老吳買到了5個有獨立包裝的一次性口罩，花了8元，而上一批口罩是散裝的，花了2.3元。藥房解釋稱，每一批口罩的廠家不同。
對於小區居委會的工作，老吳還比較滿意，儘管還不盡完美，但也覺得特殊時期，需要大家一起來克服。“疫情發生，小區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啊，要亂也就是從這裡開始亂的。”
老吳的擔憂也可以說是上海市民的一種共識。不過從目前來看，局面正在一點點好轉。
截至2月18日24時，全國首次出現了出院患者高過新增確診人數的情況。另一個好消息是，全國已有上海、貴州、海南等8個省市的新增病例實現零增長。2月19日，上海確診人數再次無新增。對於這個人口超過2400萬的超大城市，零增長的消息令人振奮，很多市民都在官方微信號“上海發佈”的推文後留言：“昨天和今天上午都是0，太好了。不過還是不能放鬆警戒。”
△ 製圖：吳曄婷
那麼，上海的復工防疫戰是如何打的？
擴大重點排查
在閔行區吳涇鎮，春節後返滬的陶苗苗就不能出門參與買口罩了。目前，兩室戶的房子裡，從安徽阜陽返滬的全家七口人需要一起隔離14天，如果沒有症狀，才能解除醫學隔離。
陶苗苗的老家在安徽阜陽，2月8日晚上自駕回到了上海，除了陶苗苗一家三口，同行的還有陶苗苗的母親、妹妹以及丈夫的兩個親戚，總共7人。這兩個親戚在上海嘉定區租房生活，打算回上海的前一天，接到了房東和所屬村委隊長的電話，提醒他們嘉定區的道口排查標準升格了，租戶會被勸返。考慮到或早或晚回滬，都需要醫學隔離14天，兩人就準備和陶苗苗一家一起，回到閔行區吳涇鎮的家中暫住。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一大早，陶苗苗就到了居委會登記返滬信息，然後開始居家隔離。這一天，陶苗苗的老家安徽阜陽新增確診病例7例，累計確診病例125例。安徽成了湖北之外，僅次於廣東、河南、浙江的重災區。而阜陽的確診數在安徽省排第三位，前兩位分別是合肥和蚌埠。
2月10日，上海復工的第一天，防控升級，全市小區陸續開始實施封閉式管理。湖北之外，明確了14個重點關注地區，其中就包括了安徽阜陽。
這對於基層來說，就相當於增加了排查的工作量。吳涇鎮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當天收到了來（返）滬人員管控通知，上門排查的工作新增要求14個重點地區的來滬人員都簽訂《居家隔離要求》。
2月12日，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生、吳涇鎮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會幹部組成的三人小組敲開了陶苗苗家的門，詢問了來滬的過程，途經哪些服務區，有沒有去過疫情重點地區，並量取了七人的體溫，請七人簽訂了《居家隔離觀察承諾書》。
陶苗苗告訴八點健聞，順利的話，本週日就能夠解除隔離。隔離期間，買菜和倒垃圾都是由居委會代勞。在買菜平臺上下單，菜品送到小區門口後，陶苗苗會在微信群裡告知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再由工作人員短駁送上門；生活垃圾是每天早上十點前放在門口，會有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統一收走代扔。至於七口人在家中的生活，陶苗苗倒也不覺得無聊，“男人們打打遊戲，女人們帶帶孩子，晚上打地鋪睡覺。”
對於居家隔離，陶苗苗非常認同，“我們全家在居委會登記完，就開始自覺在家居家隔離了。辛苦的是居委會的人。”
12日這一天，吳涇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警居三人小組需要上門排查的人數超過70人，主要是像陶苗苗這樣來自14個重點地區返滬的人員。這份70多人的名單綜合自入滬人員在健康雲APP上登記的信息、公安大數據以及社區上報的數據。
三人小組共有七組，按照小區劃分，每組大約上門排查十幾人。早上八點半，七部警車從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出發，每輛車上有一個民警和一個醫生，每到一個小區，民警和醫生先到小區與相關的居委會幹部會合，三人一起根據名單上門排查，需要排摸清楚返滬人員的途徑路線、抵滬時間、密切接觸人群。
三人小組中，各角色分別起到不同的作用：民警可以在聯繫不到排查人員時與派出所駐所民警聯繫提供公安信息支持，醫生可以負責瞭解排摸對象的身體狀況、詳細詢問接觸史，居委會幹部更熟悉小區的環境以及小區人員的情況，可以幫助提升排查的效率。一旦需要隔離，居委會幹部也能提供更好的後續隔離服務。
在小區排摸的過程中，警察和醫生的全套防護服總是能引來居民的關注，居民會疑惑發生了什麼，是不是有確診病人，甚至還有人來向排查的警察和醫生舉報小區內的可疑人員和情況。
“一定要跟居民解釋清楚，不然過幾天可能又是一個110警情，這就浪費警力了。”民警孫曉亮每次遇到問題，都會如實告訴居民，這只是重點排查，不是確診，不用擔心。居委會幹部也會安撫居民，“要是有確診病人，不會就來這麼幾個人的。”
這位居委會幹部也告訴八點健聞，推進防疫工作，在以外來人口和本地老年人為主的老小區相對困難一些。早期，有一些不配合戴口罩的居民，而目前到了進出小區需要通行證和測量體溫的嚴防階段，有些居民還沒有形成自覺空開一米排隊測體溫的習慣。而居委會能做的，是不斷地勸誡。“比如一些熱衷於聚在一起曬太陽的老人家，我們會提醒他們戴好口罩，如果一定要一起曬太陽，那也至少坐得開一點。”
“信息戰”
從湖南老家返滬的經歷讓小譚記憶深刻。
2月10日晚上6點半，小譚捂著N95口罩到達長沙黃花機場。門口有兩三個戴著口罩、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測體溫。往常這個點的機場，辦理乘機手續、託運的窗口都會排著很長的隊，緊急通道上總會有些差點誤點的乘客。
這種場面在這一天並未出現。乘客很少。環顧四周，大家都低著頭，戴著口罩，儘量避免說話。有人戴的是藍色的一次性口罩，有人戴著N95。
飛往上海的航班本來是9點半起飛。起飛之前，需要掃碼登錄健康雲，填寫航班信息、出發地點，有沒有湖北停留、居住史。填寫完成後，小譚在手機上收到了一條信息——“您的《來滬健康信息登記表》已收到”，同時收到了落地出口提示：非湖北地區、沒有湖北停留史的乘客，從B通道出，並附一個核驗碼。
受上海虹橋機場的疫情管控影響，飛機近11點才起飛。飛機並沒有坐滿，分了前、中、後三個區域，每個區域之間都隔了很多空座。
到達虹橋機場，已經是晚上12點多。出口處有A、B兩個通道，都站著身穿防護服、戴口罩的工作人員把守。未經重點地區的小譚從B通道通行，流程包括測體溫，以及向工作人員出示手機收到的核驗碼。
小譚打了個專車回到上海的家中，和專車司機的對話讓她感受到了本地人的擔憂，“你回來也是在家辦公，為什麼著急回上海？”
她家的小區共有三個出入口，返滬當晚，已經實行了封閉式管理，小譚只得從唯一開放的南門進入。進小區之前，被要求再次測體溫、填寫返滬信息。此後，同樣的返滬信息、離滬信息、身體狀況的填寫，小譚又被要求做了至少三次，分別來自物業、居委會和工作地街道。
要幫助基層準確定位重點排查人群，實現精細化管理，入滬人員全數據的信息收集是重要的第一步。
小譚起飛前填寫信息的平臺就是這次疫情中新開發出來的。1月31日，基於上海健康雲系統的“上海新型肺炎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線，平臺搭載“來滬人員健康動態觀察系統”、“發熱症狀在線諮詢平臺”、“實時疫情通報”、“發熱門診一鍵查”、“預約掛號如約至”等功能，市民可快速登記健康信息，獲得疫情防控相關服務和實時資訊。
參與該平臺搭建的一位企業高管告訴八點健聞，平臺的上線並非臨時一蹴而就的，主要依託前期城市各部門數據的打通，這次主要是在之前的健康雲平臺的基礎上開發了突發疫情版塊。
作為健康雲系統建設的親歷者，該高管回憶稱，SARS時期，政府層面就希望能夠實現這樣的場景：“道口這邊來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社區馬上就能知道。這次就完全做到了。信息化的方式替代原有手頭表格的統計，道口的來滬人員信息能快速地落實到具體責任人。”
上海市衛生健康信息中心主任謝樺曾向媒體描述過信息採集後逐級落到基層的途徑：市級平臺採集信息之後，根據居住地點分配到所在的區，由區裡的負責人分配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再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分配到具體的工作人員，由具體工作人員來監管。監管的內容包括居家隔離以及每天兩次體溫的測量。
在防控疫情、應對城市突發狀況中，信息化的配合，讓上海防疫工作的一線人員有了新的幫手，幫助城市運營者實現了疫情防控管理閉環。截至2月15日，填報數據經比對確診8人，疑似44人，排除126人，出院1人。
收集到的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比對，能幫助決策者瞭解疫情的動態情況，甚至進一步做出防控的決策部署。“比如具體到哪家工廠能不能復工，這也是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得出的，依據可以包括這家工廠的員工中有沒有從重點地區來的，相關的供應鏈的情況等等。”上述高管說道。
“人民戰爭”
居委會幹部告訴八點健聞，大部分居家隔離人員還是非常自覺的，一方面是自己有隔離意識，另一方面，鄰里之間也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上海市司法局一級巡視員劉平曾表示，封閉式管理並不是隔絕，也不是封鎖，而是一種有效、可控的管控措施，目的是發揮社區群防群治力量，加強源頭管控，守好社區的安全門。
這一天，孫曉亮所在的三人小組共排摸了11人，因為涉及一家七口，其實總計只有五戶，但結束排查已經是中午11點半了，整整花了三個小時。每到一個小區，民警和醫生對於小區居委會的所在地已經很熟悉了，居委會幹部也知道每天都可能會有上門排查，會有專門的人在居委會值班，所以找居委會和三人小組會師的過程很順利，並不耽誤時間。而耽誤時間的主要是一些特殊情況，這一天遇到的情況主要有：待排查人員已經復工工作不在家；登記的房屋信息實際是租戶居住，還需要再通過派出所的公安信息聯繫上本人。
在孫曉亮看來，大數據產生的名單只是一個基礎，上門排查的過程中需要更詳細地排查，摸清證據鏈。“比如我們的數據可能只登記了車輛車主的信息，那上門排查的時候，還需要問清楚同行人員的情況。”
為了防止返滬人員隱瞞信息，孫曉亮會要求返滬人員提供能夠證明返滬路線和返滬時間的證據，這些證據包括高鐵車票或者購票信息、服務區消費記錄、導航軟件的行駛軌跡以及電信服務商的短信提醒。“春節期間，高速公路可能免通行費，我們無法判定自駕抵滬的時間，那也可以提供回到上海後的消費記錄。如果這些都沒有，重點地區的返滬人員的隔離日期只能按照上門排查日開始。”
△ 排查對象向民警出示抵滬時間短信證據
隨著上海復工、返程高峰的到來，孫曉亮明顯感覺到上門排查任務加重了。“復工前一天2月9日最多，吳涇鎮總共上門排查了300多人。”
在上海，疫情防控措施被概括為“四管齊下”——醫療救治、道口查控、社區防控、有序復工。其中，道口作為入滬防線，承擔了切斷輸入性風險的任務，截至2月14日，全市9個省際高速道口、20個地面公安檢查站、63個等外道口，累計檢查車輛243萬餘輛次、人員560萬餘人次，送集中隔離觀察點1676人，移交體溫異常人員587人，勸返相關地區來滬車輛4854輛、人員8220人。除了陸路通道，鐵路、機場等入滬通道也是排查重點。在機場、火車站，每位抵達旅客需經過體溫檢測和信息登記核查。
各道口返滬人員的信息登記是第一步，而真正的管理最終是要落實到基層的精細化防控上的，可以說真正的戰場還是在基層。謝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到，“防疫工作的目標和手段是非常明確的，目標是減少傳播，手段就是切斷傳播途徑。線上登記系統只是能夠發現需要重點關注的人群，真正要找到和管理，還需要靠基層和社區。”
吳曄婷|撰稿 攝影
譚卓曌|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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