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7 21:36:51 君山梵靜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这种黑暗不单单指由上层政治的腐败而引起的民生问题，外部战争同样惨烈。西晋仅仅建国数十年，便惨遭灭亡，司马宗室也不得不南迁。可以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因局势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但，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志怪小说产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文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才造就了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而古代作家们又为这些小说赋予了怎样的文化内涵才以至于可以影响后世呢？

一、新文学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1、政治黑暗引起人们对现实的巨大失望

晋朝自建国之初，高层官员们便已经有了腐败的苗头。再到灭东吴，无外患之后，这种现象则更加普遍。虽然司马炎在初期定下了“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的

无为政策，欲使国家休养生息，让人民安定生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却成了“百姓勤劳生产，贵族频繁享受”的社会现状。炫富攀比之风更是寻常之事，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事情便是典型例子。

此外，他们在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往往凭借着自己手上的权力而草芥人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如此，由于这些腐败人员大多为高官贵族，且互相勾结，根本无法治他们的罪而为百姓讨回公道。

在这种面对现实感到深深无奈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只能将注意力放到精神世界之中，希望神仙鬼怪能够惩治贪官污吏、维护社会公平。再加上中国自古就有不同的神话传说，经过文学家们的艺术加工后，志怪小说就此产生。其中内容更是因为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愿望而得到追捧，这一类型的文学形式自然更加发扬光大，成为当时的热门。

2、思想多元激发创作热情

在经历过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和三国纷争的无政府状态后，百姓的思想早已解放，不再被限制于儒家之中。同时，由于晋朝初期建立时便推崇着黄老玄学，人民的思想因此更加多元化，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此时便表现的不再那么明显。

不止普通百姓在思想上有着如此大的变化，许多文学家、政治家也因为时局的混乱和政治的黑暗而

放弃了儒家思想的“入仕”要求，反而是选择隐居山林，竹林七贤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的阮籍虽然最后因强权的压迫而不得不入朝做官，但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却总是以一醉而应之，明显传达出不想涉入太深的意愿。

不仅如此，甚至就连一些皇亲贵族，在思想上也体现出玄学的特点，如兰亭集序中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便表达了王羲之对于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这显然与儒家的积极入世主旨相悖。同时，这些人身负才华、饱读诗书，并在写作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作品当中，间接推动了后期志怪小说的发现与成熟。而从作品上来看，创作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数十篇讲述了佛教的有关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没有一个官方思想而强制推行的，儒释道三教并行极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想象。

3、给人以生活上的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并非简单描述有关鬼怪的灵异事件，其中目的更多是想通过故事来向读者表达作者的观点，或者是一些人生上的道理。翻阅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类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现中国地大物博、神话丰富的小说，如《神异经》、《博物志》；第二类是记录正史以外的历史故事，类似于野史，但有更多的传奇色彩，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第三类便是讲述鬼怪迷信、灵异事件的故事，如《搜神记》、《列异传》等，这类型的志怪小说也是最多的。

正因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其中内容也对当时人的行为、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鬼怪惩治贪官污吏的故事便是在告诫官员要廉政清洁，机缘巧合以致富裕最终却又因懒惰而一无所有的故事便是在劝导人要勤苦劳动，因为不满足现状而好高骛远导致失败的故事则是希望人们不要贪心。

4、对后代志怪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刚一产生便到达了一个创作的高潮时期，但囿于新生文学的性质，无论是对鬼怪的记录还是叙述手法上的运用，都表现出一定的稚嫩。随着后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完善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便着手开始了对以前志怪小说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改进。同时，一些在民间极为流行甚至人尽皆知的故事，更是为故事的二次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受阅基础，如以东海孝妇为蓝本而创作的《窦娥冤》，以董永的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天仙配》都是典型的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人的一次创作，才为后世志怪小说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唐代传奇》的发展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其不仅记录了大量神仙鬼怪的故事，人间百态、世事变幻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本书对唐代历史及文化研究有着重要作用。而这本书的创作，便是在汲取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而成，其写作风格也显出一脉相承的特质。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1、妖怪形象表现不同寓意

出现于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大多为百姓平常生活中的常见动物所化，如猪、狗、狐狸、蛇、老虎等。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同的动物中大多数由于其本来的特性，而在志怪小说中显现出

相对应的特点。如老虎凶猛的本性便使其一直在文学上处于一个与人作对甚至以人为食的形象，而狗、猪等与人类亲近的动物则显现出一种憨厚的形象，与人为善。而在众多妖物中最为著名的也非狐妖莫属了，而在《搜神记》第十八卷中的“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更是让阿紫成为了后世女狐妖的代名词。

另外，这些妖怪在性格特征上也表现出类人特点。除了少数十恶不赦的奸邪之妖，他们拥有着对朋友的手足之情、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对恋人的爱慕之情等一切完整的感情，甚至在精神上也表现出向往人类生活的意愿，如《幽明录》中的狸妖便暗中用银物帮助丈夫并为其剩下子女。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志怪类文学不断完善的表现，其内容不仅仅是对鬼怪的负面描写，这使志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更显经典。

2、鬼怪描写反衬社会现实

对现实只进行单纯叙述的文学必定是无法蕴含多大深意的，而志怪小说则明显完善了这一缺陷。志怪小说的产生及流行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有着直接联系，这就使其在寓意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映射社会现实的特点。如在《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的故事描写中，通篇弥漫着一股悲壮气息：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其中故事更是反映出百姓们对残暴统治者的怨恨与愤怒，这种强烈的复仇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较为罕见。而《吴王小女》的故事则表现了人们对封建礼教束缚的不满和想要打破它的愿望。

可以说，志怪小说中的情节是当时社会情况的镜面投射，其中的主人公愈是表现出某方面的渴望，那就说明社会在那方面的压抑愈是强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在脱离儒家思想的禁锢之后，物质上自然更加注重生活上的享受，而动荡的社会又使其在生命的保存上感到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怪小说中的的鬼怪因为可以

“越名教而重自然”而成了人们普遍羡慕和向往的对象，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主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