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艺术形而上学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生存,它企图用艺术阐释人生的意义问题。这要从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柏拉图说起,柏拉图为皈依哲学,曾焚烧了他早年写的所有诗稿。在他看来是,诗不过是对现实的模仿,是理念的虚幻的影子,其激发起人的不良情欲,引人走向堕落。“理想国”是哲学王的天下,不应该有诗人的容身之所。

要看到,柏拉图的艺术观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中世纪,艺术成了神学的婢女,没有独立的地位,这是柏拉图艺术基督教化的必然结果。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高度繁荣,但是艺术只是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而存在,当时从来没有人反思艺术的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

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诺瓦利斯,1772年—1801年,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艺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是从近代浪漫主义诗人那里开始的。浪漫主义诗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向往理想的艺术世界,他们相信艺术世界里面有人生之谜的答案,在诗中能够寻求超脱。诺瓦利斯说,在新的生活来临之前,必须先有一个诗的裁判日。在他那里,诗被看成是一种“”实在”,“诗是真正绝对的实在”。

施莱格尔指出,诗的任务不在于反抗外部环境的暴虐,而在于使人生成为诗,以抵制生活的散文诗化。诗化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追求诗就是追求自由。他要求杜绝生活的机械化,为人生增添诗意的感觉,“没有诗就没有实在”,这句话表明施莱格尔把诗形而上学化了。

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施莱格尔,1772年—1829年,德国诗人、文字评论家)

艺术形而上学在生命哲学家狄尔泰那里获得了系统的阐明。狄尔泰面临这样的局面:理性主义哲学家热衷于玩弄概念游戏,遗忘了人生的超越意义。相反,诗人却挺身而出,承担其解答人生之谜的崇高使命。

狄尔泰从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的历史性变化中,看到了提倡艺术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想象是诗的根本特质,如果通过诗把想象带入生活,那么生活就具有一的兴味和浪漫的诗意。当人生处于灰暗不明的状态时,想象激活和调动起了人的全部生命力,变麻木感觉为属人的审美感觉。

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狄尔泰,1833年—1911年,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可见,诗能够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真实地显现人生的奥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狄尔泰认为诗揭示出生命的本质,他坚信,诗比哲学思辨更本源,更丰富,更接近人的根本生存领域,因而能使人生获得透明,获得超越,获得自由,进入永恒的生成。

艺术形而上学一词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尼采。尼采平生最反对理性上学体系,他认定感觉所及的世界才是唯一的真实的世界,以往哲学家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最空洞的概念。不过,尼采以后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一般把形而上学看成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学问,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重视人生问题的尼采,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

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尼采,1844年—1900年,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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