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邦（Charles-Marie Gustave Le Bon, 1841-1931 “勒邦 ”是舊譯，現流行譯法是 “勒龐 ”，但竊以為這個譯法不僅發音上有偏，而且跟法國當今極右派領袖 Le Pen的中文譯名相沖，故不足取）的《群體心理學》（書名由英文譯者改成了《烏合之眾》），在中國一直“火”得很，好像現在已經有了近二十種譯本。
這種“火”，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只是一直沒人深究。
就其在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的影響來看，勒邦的這本書毫無疑問是一部 “經典”，但這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經典，它究竟有著怎樣的得與失，它對現實世界的影響究竟有著怎樣的利與弊，迄今都沒人能說清楚。
也許勒邦的學問和他做學問的辦法本來就是神秘而怪異的，這些東西根本說不清楚也無須說清楚，人們只需從中汲取某種一鱗半爪甚至飄忽無形的靈感或啟示就已足夠？
但歷史學卻不可能僅僅
滿足於這樣的認識，探究這樣的問題對我們來說實屬必要。
古斯塔夫·勒龐
《烏合之眾》
譭譽參半的《群體心理學》
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群體心理學》在國際學術界一直譭譽參半，但影響仍然很大。
其實此書名曰“心理學”，關注的問題卻遠遠超出了這個學科的範疇，不僅涉及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教育學等眾多學科，而且關乎對“現代文明”“現代社會”這些大概念的認知，其很多見解雖極易引起爭議，但也常常有一些能啟人心智的敏銳，一些能贏得讚賞的智慧，故而一直不乏有興趣的讀者。
古斯塔夫·勒龐（來源：wikipedia.org）
此書在當下中國可謂是“火”得
一塌糊塗，但它在中國的命運可不是一直這麼順。在二十世紀初葉大革命時期它似乎紅過一陣，據說蔣介石的案頭上就常放著它（蔣還在日記裡寫過讀書心得）。然而很快它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至新中國成立後則長期看不到它的蹤影，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又漸漸浮出水面。
究其被排斥的緣由，主要是因為勒邦屬於“保守派”，他的書裡充斥著詆譭群眾運動、否定暴力革命、反對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點，這些自然不能見容於我們熟知的那個火熱的年代；而其所以最後又能重見天日，則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了，我們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反思我們以往的得失，同時也要了解西方制度的利弊，於是勒邦這本書裡的一些思考的價值就顯露出來了。
譬如，勒邦大概是粗略地但也算比較全面地揭示“群眾現象”優缺點的第一人，雖然讀過它的人們對他的看法多會有所保留，但終究還是能由此對“群眾現象”產生某種“警惕”，而
有了這種警惕，在需要動員群眾幹一番大事的時候，人們多少就能注意把握點分寸。可是由於我們長期讀不到勒邦，完全不知道“群眾現象”可能會有什麼缺陷，往往一味地甚至無條件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結果很多往事不堪回首。
其實這個問題在“文革”後期就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了，因此出現過一波批判“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的輿論浪潮。
“群眾現象”
（來源：des-livres-pour-changer-de-vie.com）
再譬如，勒邦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評，雖然帶有濃濃的保守主義情調，但也客觀地揭示了某些問題，主要是由於總需要討好“非理性的民眾”，政客們的決策往往也只能是短視的，結果不僅會帶來不可避免的財政浪費，而且會在實際上造成個人自由的喪失和官僚機構的膨脹、腐敗與專制。
其實加上資本的貪婪天性的作用，問題還會比勒邦說的這些要嚴重得多，當今西方出現的種種亂象便是顯證。
毋庸諱言，勒邦對西方民主政治的這種社會心理學批判，較之許多大道理更容易為普通公眾所理解，所以對於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道路選擇，實具有不容忽視的參考價值。
短視與缺陷
不過，在肯定勒邦這本書的某些正面價值的同時，對於它本身的缺陷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們也須有所認識。
其實，早在一九三四年，大革命經典史學的一位大師級學者喬治·勒費弗爾，就寫過一篇題為《革命群眾》的文章，其中對勒邦的“群眾研究”有一些非常中肯的點評。
他首先肯定，勒邦把“群眾”概念引入大革命史學是有功的，因為這牽涉一些很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之前沒有被大革命史學注意到。
但他旋即指出：“勒邦的功勞也就到此為止了”，因為“他終究是模糊而膚淺的，那些重要問題他並沒有提出來，‘群眾’概念本身他也沒有說清楚。一會兒說那是一些個人的雜亂聚集，一會兒又把群眾和精英對立起來，這時群眾又只是一群散亂的下層民眾。他從一個概念跳到另一個概念，武斷地把這些概念混淆起來”。
其所以會如此，勒費弗爾揭露說，就是“因為勒邦實際上沒有半點直接的社會史知識，甚至對大革命的政治史都一無所知，他的材料全來自泰納”。勒費弗爾還告訴我們：“勒邦的理論已被冒險地引入了一些所謂的歷史學著作，可那些著作實際上只是政論作品。”
由此可知，勒邦雖然覺察到了大革命“群眾現象”的重要性，但由於嚴重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他在這個現象的解釋上非但毫無建樹，反而製造了很多混亂。
際上他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藉助泰納對“革命群眾”的純負面描述，來系統地闡發自己的保守主義觀點，所以他的書一般只能為某些保守主義政論作品提供參考。
喬治·勒費弗爾(來源：wikipedia.org)
但勒邦提出的“革命群眾”這個問題畢竟極為重要，不能任由他胡說。所以勒費弗爾決心撥亂反正，而他當時也的確有這個資格和功底。
他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博士論文《法國大革命時期諾爾省的農民》，曾有力地推動了大革命社會經濟史尤其是鄉村社會史的研究，而他一九三二年發表的《一七八九年大恐慌》，則使他成為法國革命心態史的先驅和奠基人。
尤其是他做“大恐慌”研究時，和年鑑學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這兩位史學大師有很深的互動關係，因為他們當時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而且過從甚密，而費弗爾和布洛赫兩人也都是年鑑學派心態史傳統的奠基者。
終於，通過一番結合著社會經濟史和心態史的艱苦探索，勒費弗爾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勒邦之所以總把“革命群眾”混同於偶然聚集的人群（“烏合之眾”通常指的就是這種人群），是因為他沒看到後者轉化為前者首先需要有一個“革命集體心態”的預先存在。
這個理論，是勒費弗爾在他的《革命群眾》這篇一九三四年的文章裡提出來的，而他的靈感，主要就來自他一九三二年關於“大恐慌”的卓越研究。
勒費弗爾
《一七八九年大恐慌》
阿曼科林1932年版
（來源：wordpress.com）
一七八九年七、八月間席捲了法國大部分地區的
“大恐慌”事件，標誌著佔當時法國人口 80%的農民的革命總動員，事實上它還有力地推動了法國市民的總動員，因而是法國革命通過“全民動員”而成為“大革命”的關鍵因素。這期間，法國的村民們到處都在由集市上和教堂前的“烏合之眾”，迅速演化為手執武器衝向貴族城堡的“革命群眾”。
勒費弗爾發現，這一情況的發生，背後有一系列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偶然糾集，其中，有天災、王朝戰爭、政府決策失誤招致的國民生計的惡化，有眾多疑似盜匪的饑民和失業者流浪團伙的四下流竄，有糧食騷動和抗稅、反領主等種種反叛活動的此伏彼起，有首都三級會議政情的危象叢生，有國內軍隊的可疑調動和外國軍隊的陳兵邊境，還有關於流匪、僱傭軍和外國武裝數百年侵擾的歷史記憶，有農民對領主壓迫的千年積怨等。
總之一切都表明，中世紀以來一步步積聚起來的法國社會矛盾的發展，這時已經抵達了總爆發的
臨界點。也正是這一切，使村民們普遍感到“奮起一搏”的時刻到了，並暗暗把鬥爭矛頭指向所有的領主老爺，一種“革命集體心態”就此成形。就在這時，一些有關“貴族僱匪徒燒莊稼要餓死農民”的流言開始不脛而走。
為求自保，村民們隨即自發地組織起來並拿起武器，儘管“匪患”的幻象後來煙消雲散了，但在這個風波中增進了團結也意識到了自己力量的法國農民卻沒有就此罷休，他們順勢紛紛發起“叛亂”，摧毀領主城堡，焚燒封建文契——原本偶然聚集的村民人群這才演變成了“革命群眾”。
史特拉斯堡外的攀爬和搶掠
因此說大革命時代“革命群眾”的發生原來是要有些前提條件的，而這些條件中最首要的，就是農村社會對封建領主制度的千年積怨，是廣大小農的苦大仇深。
在伯克、泰納等一些保守派歷史學家的筆下，這種“革命群眾”全是些嗜血的暴徒、罪犯。
勒邦在這一點上跟他們有所不同，他並不認為“革命群眾”的暴行是通常意義上的犯罪，但他仍把“革命群眾”的出現歸咎於“非理性”雅各賓黨人，認為是他們對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把人變成了狼。
然而所有這些論點都遭到了勒費弗爾“大恐慌”研究的有力駁斥。
首先 ，勒費弗爾表明，“大恐慌”事件的參與者們大都是很理性的——武裝起來的村民們，無論是警戒、巡邏和盤查行人，還是馳援附近城鎮或攻打領主城堡，都表現得相當剋制；儘管事件幾乎席捲了全國，領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燒了不少，但殺人案查來查去也只有區區三起。
不過我們也知道，大革命時代的“革命群眾”遠非都這麼溫和：事實上，隨著大革命的激進化，“革命群眾”也會變得越來越暴烈，直至變成一七九二年“九月屠殺”中的那群殺人狂。
饒是如此，說“革命群眾”天性殘忍仍然是一種罔顧事實的偏見，因為大革命中那些極端形態的“革命群眾”，其實都是在極端危急的形勢下出現的，或者說把“革命群眾”中的人變成了狼的，根本上還是大革命所面臨的那種極端強大而兇悍的國內外勢力。
反映1792年“九月屠殺”的版畫
（來源：wikipedia.org）
其次，勒邦把“革命群眾”的出現歸咎於雅各賓黨人對社會秩序的不理性的人為破壞，其實就是要把大革命的發生歸結為政治領袖的錯誤選擇，而後來孚雷關於“啟蒙思想引發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也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但勒費弗爾的研究卻表明，“大恐慌”時期法國農民的發動，是沒有任何人策劃和操縱的事件。
時人確實有過種種懷疑，有的說是貴族在搞陰謀詭計，有的說是資產階級在玩鬼蜮伎倆，顯見是兩大正激烈較量著的政治勢力在相互甩鍋。雖然全都不靠譜，不過竊以為倒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革命派的精英層至此都還沒有洞悉“大恐慌”的實質意義。
這些“城裡”雖然也渴望革命，有些甚至還想當革命領袖，但此時終究誰都不曾動過一絲全民動員的念頭，當然誰也不可能有這種能力。
事實上，根據勒費弗爾的觀察，他們反倒覺得農民的這種發動很礙事，甚至很危險，所以在“大恐慌”期間和隨後的幾個月裡，全國各城鎮的大資產階級都曾不惜和特權等級聯手，血腥鎮壓過起義農民 —不過沒想到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一暴行立刻普遍引起下層市民的強烈抗議，進一步促成了他們的政治覺醒。
這一切事實，應該說都是大革命自發性或必然性的無可辯駁的證明。
參加法國大革命的婦女
（來源：futura-sciences.com）
新保守主義的崛起
嚴格說來，勒邦這本書是算不上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的專業研究的，甚至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作品，而更像是作者的保守主義政治牢騷的一種帶了點學術味道的宣洩，所以它的問世和流行，雖然也引起過弗洛伊德等心理學大家的注意，但本質上並不屬於學術現象，而只能說是洶湧於十九世紀末西方的保守主義思潮的一種反映。
這個思潮簡單說來，就是要精英不要大眾、要改良不要革命，反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也批評剛在西方主要國家確立的民主政治秩序 —原因無非是這種 “民主化 ”為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開闢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因為敏感到民主化潮流的不可逆轉，西方的保守派們當時的心情灰透了，紛紛發出“西方文明沒落”的哀嘆 —這方面最有名的可能是斯賓格勒，但勒邦的影響也非同小可。
這種保守主義也的確命運不濟，在“一戰”時代一直被邊緣化，“二戰”後還由於和法西斯運動有些干係而不得不繼續低調潛行，並改頭換面演變為一種“新保守主義”，基本主張是經濟上重效率輕平等（推行私有化、排除國家干預、削減社會福利、加強自由競爭），政治上則是所謂要以“自由民主”取代“專制暴政”（實際上是要由美國來主導世界）。
該思潮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終因西方主要國家經濟形勢惡化而開始得勢 —首先是以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上臺為標誌在英美得勢，然後不同程度地蔓延到西方各國，並因其更符合強勢資本集團的利益而迅速站穩了腳跟，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
斯賓格勒與其著作《西方的沒落》
諾夫1945年版
（來源：wikipedia.org；amazon.fr）
而這種新保守主義的崛起，就和勒邦這本書在當下我國的火爆很有些關聯。
何來此說？關鍵是因為此書牽涉到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不容小覷。
事實上勒邦的研究興趣就是由法國大革命中史無前例的“群眾現象”挑起來的。
而法國大革命本身也是“保守主義之父”、英國曆史學家埃德蒙·伯克的靈感之源，他一七九一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反思錄》被公認是保守主義的開山之作，其中對“革命群眾”的痛恨情緒無疑撬動過勒邦的心靈。
後來寫《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托克維爾的保守主義立場也對勒邦影響不小，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寫《現代法國起源》的伊波利特·泰納——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保守主義歷史學家之一，他對大革命中“革命群眾”的
咒罵幾乎用盡了最惡毒的詞彙。總之，沒有法國大革命就沒有保守主義思潮的發生，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勒邦的群體心理學了。
而且，直到老保守主義變成了新保守主義，“法國大革命”在這個意識形態裡還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魔影——尤其是在十九世紀裡發展起來的經典大革命史學基本上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史學，這東西太妨礙新保守主義政治綱領的落實了。
於是，隨著新保守主義的勃興，從法國史學界左派陣營裡叛出的弗朗索瓦·孚雷披掛上陣，打響了“修正”大革命經典史學的攻堅戰。
其實最初的修正嘗試還是英國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科班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做出的，但附和者寥寥而批駁者甚眾，顯然不成功；二十多年後孚雷接棒，時過境遷，一下子做得風生水起，一本部頭不大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一九七八年問世後，竟迅速俘獲了大多數青年學子，經典史學的大廈一時間搖搖欲墜。
伊波利特·泰納與《現代法國起源》
（被遺忘的書2018年版，來源：amazon.fr）
儘管大革命經典史學並沒有就此垮掉，但輿論界還是失去了不少對大革命的傳統敬意，一種詆譭法國大革命乃至所有暴力革命的聲音開始流行，而這種“詆譭”的理由，實質上就來自勒邦的理論，也就是他在自己的許多作品裡反覆表述過的這一說法：大革命時代人們用抽象的理念、空洞的口號煽動了群眾，把他們變成了嗜血暴民，也把革命領袖變成了專制暴君。
勒邦這本書在當下中國的“火”，看來多少跟新保守主義氾濫帶來的這種思想混亂有一些關係，而且這種“火”，或許還會反過來進一步加重這種思想混亂？
更嚴重的是，它是不是還有可能起一種誤導作用，讓人們稀裡糊塗地被新保守主義思潮裹挾而去？這些問題理應引起重視。
細想起來，那些否認大革命的自發性並仇視 “革命群眾 ”的人，從伯克、泰納到勒邦，也包括了後來的孚雷，其實都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個人主義”的忠實擁躉，也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現代化都能走英美路線的人。
這些人恪守片面的經驗主義思維，根本看不到在法國這種歷史悠久的國家發生的革命，從來就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歷史越悠久，階級的分化和固化就會越嚴重，社會矛盾就會越尖銳，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也就越難免會有一場劇烈的革命。
也正因如此，他們對英美的革命何以比較“小”（實際上相對於法國革命那可能只屬於某種改良）的原因也完全不摸門，其實那無非是因為英美的歷史比較短的緣故：英國階級分化的歷史嚴格說來只是從一○六六年諾曼征服才開始的，而美國革命只是一場獨立戰爭，當時美國移民社會的階級分化其實才剛剛開始。
應該說，前現代歷史短一些的國家的確擁有某種特殊優勢，起碼它們的現代轉型要少很多磨難，它們的 “溫和革命 ”也的確與政治精英的自主選擇有較大的關係，但
那顯然不能成為我們抱怨和責備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沒走英美路線的理由。
“特權的負擔”，第三階層承擔著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特權（來源：vikidia.org）
看來，隨著新保守主義思潮的泛濫，勒邦一個多世紀前對 “革命群眾”的貶抑在今天的世界仍頗有市場，但憑藉著法國大革命政治文化對現代世界的宏大而深刻的影響，對立的論點也不可能偃旗息鼓。
在我看來，對於“革命群眾”的這兩種不同評說，實際反映的還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自由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一對對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左右對峙，是法蘭西政治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文化之間的傳統對立。
只是理智的人們都應該拒絕偏狹，應該承認這些觀念性的東西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事實上它們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間也應該多多求同存異、互補共融。
而勒邦在這本書裡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那些批評，其實多少也反映了一些法國人天性中的那種對“實質民主”的嚮往，這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兩種意識形態之間有互補共融的可能。
說明：
本文原載《讀書》2019年12期新刊
“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作 者 | 高 毅
編 輯 | 劉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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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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