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認同，剛落下帷幕的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都將被歷史記錄，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得了今年的最佳影片獎，成為有史以來第一部非英語電影獲得這個獎項。這幾乎是顛覆了我們對這個有著有悠久歷史的電影獎項的理解。要知道奧斯卡金像獎的正式名稱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Academy Awards）”，它的訴求很直接，代表的是美國電影業的權威看法。
《寄生蟲》（기생충 2019）劇照。
該片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共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4項大獎。
《寄生蟲》是一部爭議很大的電影，它和《小丑》一起成為2019年最值得討論的電影文化現象。這兩部電影分屬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卻都跨越文化產生了全球性的廣泛影響，獲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下的電影製造業在社會議題上的分裂，一方面將對底層和少數群體的關懷納入到主流話語中，一方面試圖遮蔽和改造問題。
當然，今年也被認為理應是一個“女性”年，不論是奧斯卡大熱《婚姻生活》還是《小婦人》，或者美劇《致命女人》《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也都引發了熱議，但最終沒有一位女導演獲得提名。
當然，正面地看，奧斯卡試圖突破傳統，走向多元的嘗試一直在進行。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進入評委會，獲得提名和獎項。當奧斯卡把“最佳外語片”改名為“最佳國際電影”的時候，電影讓全球化的進程不會因為瘟疫或制度所阻隔。
撰文 | 餘雅琴
1
奧斯卡的困局
“老白男”的品味之選，優質但乏味
近年來，奧斯卡獎被認為越發僵化無聊，被擬人化為 “老白男”形象（“奧斯卡”背後的推手和中堅力量也的確是這麼一群人）。甚至可以這麼說，當往日的榮光褪色，“奧斯卡”被普遍認為是垂垂老矣，權威性日漸衰落，頒獎禮的收視率也屢遭下滑，批評它簡直可以算作是影評人的一種“政治正確”。
與其說它獎勵的是電影的藝術性，不如說它是美式價值觀的集中展示。上一年的政治博弈和熱點議題一定會在頒獎禮上彰顯。至於獎項，也許已經不再是奧斯卡最大的看點，正如今年的頒獎季到來的時候，已經沒人記得去年的獲獎作品其實是平庸的《綠皮書》。
“奧斯卡”獎從來不是頒給那些標新立異的藝術電影，而是重視所謂藝術和商業的平衡，從這點上看，《寄生蟲》可謂是實至名歸。在此之前，我們很難想象一部在商業上如此成功的電影可以被以戛納電影節為代表的藝術電影評價系統接納，而其在奧斯卡上得到的肯定不過是對這部今年絕對的現象級電影的再次肯定。
正如好萊塢行業刊物《綜藝》影評人Justin Chang所說：
“《寄生蟲》其實不怎麼需要那個奧斯卡大獎，因為它早已滿載而歸，但奧斯卡急需《寄生蟲》，以證明自己能與時俱進。”
《1917》固然擁有一部奧斯卡最佳電影的品相，也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期待，但是僅僅是依靠人文精神和華麗的長鏡頭，不足以讓這屆奧斯卡獎破圈殺出目前的困局。有心人不難發現，奧斯卡紅毯的星光都不似往年璀璨，在新的時代，網絡等新媒體瓜分了太多奧斯卡同樣需要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
《1917》（2019）獲得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等獎項，但沒能獲得最佳影片獎。
這時候，《寄生蟲》的適時出現讓好萊塢感覺到了一種新鮮的東西：戛納加持、亞洲面孔、類型電影、社會批判……每一個元素都像是更高階版的新時代的好萊塢電影應該有的樣子。最重要的是，這部電影足夠受歡迎，又足夠與以往不同。
誠然，《寄生蟲》是一部可以讓人眼前一亮，大呼精彩的電影，在一眾中規中矩的“奧斯卡”頒獎季電影中確實棋高一著。奉俊昊在自己可以操作的範圍內將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虛構故事操作到了極致，將自己對社會的批判轉換為了一系列好看刺激的視聽體驗，在全球範圍內招徠了無數觀眾。
《寄生蟲》（기생충 2019）劇照
這部電影看似是現實主義的，其實更像是一個社會寓言，或者說一個對社會結構的概念化展示。導演通過對比和象徵的手段把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問題極端化，最終將觀眾積壓的情緒用暴力的方式宣洩出來，從而製造出這部強烈激發觀眾情緒的電影。
2
奧斯卡的“國際化”
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變體
值得玩味的是，奉俊昊得獎後引用了敗北的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話用以致敬前輩：“最個人的是最具創意的”，這句話可以看做是對“作者電影”價值的重申，也足夠表現出奉俊昊的創作態度。此舉也引發了全場鼓掌站立向老馬丁致敬，而正是馬丁為代表的“新好萊塢”一代人革新了當時已經僵化的美國電影。
馬丁·斯科塞斯，意大利裔美國導演、編劇、製片人、演員。圖為紀錄片《馬丁·斯科塞斯的美國電影之旅》海報。
不管好萊塢如何做各種的自我更新，其本質是美國中心主義，而反多元化的，這一次他們選擇了奉俊昊，或許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說，奉俊昊正是繼承了美式類型片的衣缽，並將其做了民族化和在地化的改造。
如今再來回顧這個當時大家不甚注意的新聞就變得更有意義：
2019年4月24日，奧斯卡規則作出更改，將“外語片（Foreign Language Film）”類目改名為“國際電影長片（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最佳外語片獎隨之將更名為最佳國際電影獎。學院方稱：“foreign（外國的）”這個說法在如今全球電影業中已經過時了，“我們相信國際電影長片的說法更能代表這個類目，宣傳積極和包容的電影觀念、全球性的電影藝術”。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認為《寄生蟲》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成功與2015和2016年的#Oscars So White#抗議活動有關。這場抗議迫使好萊塢審視其對少數族裔的系統性漠視。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因當時未能提名任何少數族裔演員而被指責，繼而許諾到2020年將少數族裔成員增加一倍。2015年，該學院8500名評委中約8%是有色人種，現在這個比例約為16%。不僅如此，為了推動更多元化的投票隊伍，學院擴展了它的外國隊伍。2019年，該學院邀請了來自59個國家842名電影業專業人士成為會員，其中大約29%是有色人種。
可是，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即使“國際”代替了“外國”，詞語的變化不會改變獎項的本質，好萊塢試圖將自己包裝得沒有那麼美國化，也彰顯出對國際市場流失的擔憂，既然自己的原創能力在下降，不如保持一貫的”拿來主義“原則，吸引更多的國際電影人投向自己的懷抱。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 2019）畫面
我們也不妨考察本屆的最佳紀錄片《美國工廠》，因為如火如荼的中美貿易戰，這部作品自然成為輿論的焦點。雖然作者拍攝到了包括曹德旺在內的從上到下的中方人員，卻最終將中美工廠的差異解讀為文化差異，避免了更尖銳的討論。因此，這部紀錄片多少有些隔靴搔癢的感覺，觸碰到了問題，卻沒有揭開傷疤。但是，這不妨礙這部前總統奧巴馬伕婦投資的紀錄片成為最後的贏家，它揭示了好萊塢運用的法則：從全世界攫取好的故事和人物，將其用美國人理解並習慣的方式講述出來。
事實上，不論是《寄生蟲》還是《美國工廠》，都表明奧斯卡獎的一種議題上的轉移。前年的奧斯卡關注小人物的權益（《水形物語》《三塊廣告牌》）；去年的奧斯卡主打“黑人牌”，今年則開始關注階層鬥爭，關注貧富差距，並且將目光投向文化和膚色都和美國更隔膜的亞洲。至於為何《小丑》無法獲獎，則很可能因為它依然是一個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故事，不夠國際化。而且，作為一個富有煽動性的故事，獎勵這部作品在立場上也不是十足的“安全”。
《小丑》（Joker 2019）劇照
3
為無名者發聲
缺席的女性和看得見的底層
華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在得到影帝之後的發言也應該被注意，他說：
“自己與在場每一人被賦予最大的禮物就是能夠獲得替無聲者發聲的機會，無論是生態議題。性別平權還是種族問題，本質上都是對不公義的反抗。”
他的發言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小丑》這部電影試圖表達的關懷。可以這麼說，下半年上映的《小丑》可以說重複了《寄生蟲》的成功，與之不同的是，這部有著大IP做原型的DC漫畫改編電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對人物的塑造，因此釋放出了主角華金·菲尼克斯的神演技。同樣反映社會不公，與寄生蟲不同，小丑將暴力引導到大眾中，看上去更具有顛覆性，但似乎有渲染“泛暴力”的嫌疑，電影的批判矛頭失焦，這部電影的革命性多少受到了折損。
相信中國觀眾也不會忘記，頒獎典禮上，《美國工廠》的導演史蒂文·伯格納表（Steve Bognar）和朱莉婭·萊切特（Julia Reiche）用中文對紀錄片的主角中國企業家曹德旺表達了感謝。或許正如大家一般理解的那樣，如果沒有曹德旺的通情達理，這部電影不會誕生，但是我們也必須要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紀錄片裡關注的工人權益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在中國大量存在。而正是這個群體才使得這部紀錄片有了人文的意義，他們的名字沒能被人記住，也沒能出現在頒獎禮上，成為了無法發聲的無名者。
也是在這場頒獎禮，正在我們為《寄生蟲》提名奧斯卡討論不休的時候，美國的女性電影人已經開始抗議本屆奧斯卡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此次出席頒獎禮的影星娜塔莉·波特曼就身穿一件繡了未被提名的女導演的外套，以此來嘲諷奧斯卡的男性霸權。
事實上，儘管因為歷史原因，女導演的確處於少數，但是在奧斯卡92年的歷史上，一共只有5位女性提名了最佳導演獎。加上好萊塢本就是#me too事件的發源地，女性電影人一直忍受著各種性別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今年的奧斯卡在女性問題上依然飽受詬病。
《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2019）劇照
在熱門影片《婚姻故事》中，導演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就設計了一個橋段反映女性電影人的困境。電影的故事不算複雜：女主角是個演員，為了尋找自我想要擺脫束縛自己的婚姻，從紐約回到了洛杉磯。在經過一番掙扎後，這對夫妻和平地解決了婚姻問題，並且找到了各自的生活。電影的最後，男主角看望自己的前妻和孩子，並恭喜前妻獲得了艾美獎的提名。他理所應當地認為對方是因為表演，而事實上，她是因為導演而被提名……
這部電影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好評，在中國的社交網路和媒體上也得到了熱議，不少觀眾認為該片精準地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狀況。電影看似講述了一個非常美國的故事，法律和制度是如何瓦解愛意的。但它畢竟試圖揭露了另外一個真相：女人為何要離婚，她們又是如何被日常剝奪了自己，成為家庭中看不見的存在。
4
平臺之爭：電影是什麼？
電影正在深刻地發生著變革，流媒體對電影業的衝擊超出了我們的預想。本屆奧斯卡Netflix本來算是一個大贏家，共獲得了24項提名，是所有參加奧斯卡評獎的電影公司中獲得提名最多的，卻沒能斬獲除最佳紀錄片之外的重要獎項。
《羅馬》（Roma 2018）曾被提名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
去年Netflix出品的《羅馬》搶了不少風頭，儘管沒有獲得最佳影片，但是也斬獲了幾個大獎，被一些人解讀為好萊塢大佬對流媒體平臺的接納。可是，緊接著就傳出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支持奧斯卡進行改革，防止Netflix日益做大，他將聯合一些學院成員進行提案，“一部電影必須在院線有至少4星期的窗口期(即必須先在院線上映至少4星期，才能上流媒體)，才有資格競爭奧斯卡”。
斯皮爾伯格的身份不僅是導演，更是好萊塢大佬和電影公司的老闆，此舉看上去是爭奪所謂電影藝術的定義，電影是否應該堅持在電影院裡放映，本質上則是一門生意。儘管抵制會讓Netflix進擊好萊塢的速度緩慢一點，但不會根本性的改變既定的現實，那就是在未來，流媒體平臺會更深入介入電影的製作和生產，從而徹底改變電影的形態和美學。
從某個角度來說，也許正是流媒體對電影本體的衝擊，讓很多電影無須通過院線作為主要的觀看渠道，電影正在以一種更快、更新、更便宜的方式抵達觀眾，也讓觀眾需要的電影發生了改變，傳統的劇情片很有可能被劇集替代，而大銀幕上則會出現極端化的情況：高概念電影或藝術片。
《愛爾蘭人》（The Irishman 2019）劇照
馬丁·斯科塞斯在Netflix的支持下花費近2億美元拍攝的《愛爾蘭人》，坦率地說正是如今被劇集替代的敘事電影，在奧斯卡頒獎季幾乎顆粒無收。儘管這位大師已經無需任何獎項的加持，但是他在頒獎禮上失望的表情還是傳遍了中國的社交網絡。當然這部電影並未沒有瑕疵，沒有得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愛爾蘭人》召喚出的正是一種對經典的懷舊之情，而這種懷舊裡就蘊含著對現實的無奈。
我們不妨把他此前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那篇指責漫威電影的文章放在結尾，這位拍出過《出租車司機》《憤怒的公牛》等傑作的導演寫道：
“對任何夢想拍電影或剛剛起步在做電影的人來說，當下的狀況是殘酷的、不利於藝術的。僅僅是寫下如上這些言語，已讓我感到悲哀。”
也許，在當下的環境裡，這段話的適用範圍還可以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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