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作清人张潮《幽梦影》有言：“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薄命，真是菩萨心肠。”读史书，我发现古人中不乏爱花成痴、一生活在花里之人——“为花忧风雨”。
吴越人钱仁杰酷爱种花，将此视为人生一大乐趣，时人称之为“花精”。
晋人陶渊明独爱菊，常常在竹篱茅舍间，对花独酌吟赏终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风流天子唐玄宗，不仅爱美人爱音乐爱戏曲爱舞蹈，亦爱花。他曾在寝宫外的树枝上悬挂许多黄金小铃，风一吹，叮当作响，以驱走花园内有害的鸟儿。这位风流皇帝，每到春日，便亲率御用乐师，在丝竹管弦下流连于花间，饮酒赏花，纵情享乐。
唐人张籍听说贵侯家有一株山茶，花大如盎，度不可得，于是以爱姬柳叶去换，人称“花淫”。
唐代诗人孟浩然，情旷达，性爱梅，常骑驴灞桥，踏雪寻之。
南汉人赵纯节“性惟喜芭蕉，凡轩窗馆宇皆种之。”人送其雅号“蕉迷”。
宋人林和靖在西湖之滨、孤山之上，种梅养鹤，超然尘外，浑然忘我，自称“梅妻鹤子”。
宋人周敦颐，一生爱莲成癖，晚年辞官，在庐山莲花峰下筑屋，并创办濂溪书院，传道育人。他在书院门前开挖了一口池塘，命名“濂溪”，他在池塘中全部种植了荷花，名为“爱莲池”，并自号“濂溪先生”。每当课余饭后，或孑然一身，或邀三五好友，于池畔赏花品茗，后来还成就了一篇千古美文《爱莲说》。传说他常常于小舟中睡去，以期能潜入“莲花之梦”，可谓痴迷入骨。
元代诗人、文学家、书画家王冕，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株，筑茅屋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制小舟名曰“浮萍轩”。终日弹琴赋诗作画，尤擅以胭脂作没骨梅，别具风格。其《墨梅》诗名扬天下：“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明人陈诗教写成了一部花卉专著——《花里活》。书中记述了自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历代名人雅士的草木性情与花间逸趣，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闲情逸趣。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这样写道：“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他自称是“西洋的头脑，中国人的心灵”，并幽默地建议：“东方人须向西方人学习动植物的全部科学，可是西方人须向东方人学习怎样欣赏花鱼鸟兽，怎样能赏心悦目地赏识动植物的各种轮廓与姿态，因而从它们联想到各种不同的心情和感觉。”
然而，中国人的这种闲情逸致、这种生活的艺术以及这种美好的传统，如今却渐行渐远，几乎觅之不得。爱花、抚草、听琴、品茗，这一切，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成了奢侈品，成了“无用的事”。人们的钱包鼓起了，物质丰富了，但幸福指数却下降了。一生为名忙，为利忙，行色匆匆地追求成功，然而，成功却无法带给人生命价值的全部满足。
《幽梦影》又云：“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不妨学学古人，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偷得浮生半日闲，或弄花，或种草，或观山，或看云，或听琴，或品茗，做一回心的主人。或许，人生就会少一丝凉薄，多几份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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