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紀實:瘟疫與人類的生存戰(四)

病魔,糾纏患者醫生

2003 年 5 月 6 日的上午,我在廣州軍區總醫院呼吸內科採訪了黃文傑博士。這位廣東省抗「非典」專家組副組長今年才 41 歲,戴著一付近視眼鏡,瘦削的身材,神情顯得有些疲憊。

黃文傑是湖南常德人,1992 年進第三軍醫大學攻讀內科學呼吸專業博士學位,取得學位後,於 1995 年又考入北京軍區醫學科學院攻讀博士後。1997 年分配至廣州軍區總醫院,一直在呼吸內科工作,目前任科主任。由於他們救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要求採訪他的人很多,這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他的工作和休息,聽說他不太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是在事先經過多次聯繫,在軍區總醫院宣傳科的幫助下,才聯繫到他,他答應只談半小時。結果那天見面後,在他的辦公室裡我們一共談了將近一個半小時,也許我們對一些問題有著共同的興趣,所以我們的話題從「非典」轉到社會,轉到人類傳染病的流變,轉到世界瘟疫史……

非典紀實:瘟疫與人類的生存戰(四)

黃文傑告訴我,2002 年 12 月 17 日接收黃杏初住院時,當時黃杏初高燒持續在 40 度上下,拍 X 光片發現肺部陰影擴大,白血球高,出現呼吸衰竭,當天就給他上了無創呼吸機。經過觀察發現用無創呼吸機治療效果不明顯,黃杏初開始神志不清,由於缺氧,表現出煩躁,甚至由於躁動用腳把病床旁邊的鐵圍欄都踹斷了,進而出現昏迷。第二天早上,果斷決定給其插管,上有創呼吸機,要儘快改變其呼吸狀況,補充氧氣。當時,黃杏初處於昏迷狀態,但仍很躁動,插管時好幾個人都按不住他。用了 100 毫克安定又加上其他鎮靜劑,這才讓他安靜下來,把輸氧管插上。補充氧氣後,黃文傑又輔以其它抗炎藥物治療。


第三天(12 月 19 日)上午,黃杏初醒來,並且逐漸神志清醒。黃文傑知道對於這樣的患者,需要和他講明白,尋求他的配合,對於下一步的治療才有較好的效果。黃文傑坐在黃杏初的床前,慢慢地和他聊天,告訴他病情很重,有一定的危險,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配合,很難達到良好的療效。

當時黃杏初插著輸氧管無法說話,但他聽明白了黃文傑的話,閉著眼睛點了點頭。從此,他積極配合醫院的治療,克服許多難以忍受的痛苦,給黃文傑留下深刻印象。

所有插管病人都是很痛苦的,我們想象一下,一根拇指粗的塑料管插在喉管裡,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吃東西,病人所需要的養分,暫時都需要通過注射輸進人體。呼吸也不能由著你自己自然地一進一出,而是由機器機械地將氧氣壓進你的肺裡,因此,對一般的插管病人除了用大劑量的鎮靜劑,有時還不得不用床單將病人的手固定在床沿邊,以防他痛苦中伸手把插管拔了,造成缺氧而停止呼吸。黃杏初醒來後,黃文傑沒有再給他用鎮靜劑,以防鎮靜劑的副作用傷害他的大腦。黃杏初就是以自己的毅力,以強烈的求生慾望,忍受著痛苦,配合醫生的治療。

對於黃文傑來說,雖然自己從事呼吸系統疾病治療已經多年,有著豐富的經驗,但對於今天的這個病例,也是陌生的,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鑑。在沒有去河源之前,經驗就告訴他,黃杏初的病症和一般的肺炎不同。從河源回來後,他更加明確了這是一種新型的傳染性肺炎。他一邊治療,一邊摸索總結經驗。每次值班都要到黃杏初床頭多次,觀察黃杏初的病情發展,總結各種方法的療效,及時修訂醫療方案。

五天後,黃杏初的高燒退了。再過兩天就完全不發燒了。一週後,體溫完全正常了。高燒一退,身體其它方面的情況就開始好轉,呼吸狀況也改善了。12 月 27 日,黃文傑將插管拔了,插了 10 天管的黃杏初終於可以自主地呼吸了。那一天,黃杏初對呼吸有了新體驗,平時不引人注意的呼吸,今天竟變得這樣的舒暢。黃杏初起伏著胸部,深深地往肺裡吸進自然空氣。

元旦一過,黃文傑將黃杏初從監護病房轉進了普通病房。

葉鈞強轉來時,黃杏初正在身體恢復時期。所以,他站在葉鈞強的床頭作為一個快康復的病人安慰當時病情很重,心情也緊張的葉醫生。

黃文傑坦率地告訴我,當時還不瞭解這種病有很強的傳染性。就在治療黃杏初的同時,又前後來了四個同樣症狀的病人,都是青壯年。兩個是廚師,一個賣盒飯的,一個是出租車司機。當時就納悶,怎麼一下來了這麼多重症的肺炎病人,以往幾年都看不到這麼多。後來,這些病人,包括葉鈞強都治好了。最幸運的是,科裡沒有一個醫護人員被感染。總結這一點時,黃文傑把它歸功於呼吸內科病房通風條件比較好,科內醫護人員平常都養成戴口罩的習慣。

葉鈞強轉來廣州軍區總醫院以後,仍然高燒不退,呼吸變成每分鐘 40 次左右,還乾咳。兩肺已經發展成大面積炎症了,出現了縱隔氣腫。縱隔氣腫是肺部病變以後,氣鑽到肺旁邊的縱隔裡去了,壓迫血管和心臟,當時葉鈞強已經沒有辦法講話了。

非典紀實:瘟疫與人類的生存戰(四)

我在河源市人民醫院採訪葉鈞強時,他告訴我說,送進重症監護室,床邊就放著呼吸機,可是由於他是縱隔氣腫,醫生不敢上呼吸機,怕出意外。只好用物理降溫。黃杏初在河源市人民醫院用過的冰袋降溫,同樣也用到他身上了。當時,發燒 40 度卻不出汗,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好在妻子和父親在他身邊,伴他度過最痛苦的時期。當時,在河源醫院裡住院的同事,卻在關心他。護士黃曉琴打電話問 :「退燒了沒有?」他因縱隔氣腫不能說話,一說話就喘,只好叫愛人發一條短信息給她:「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受不了啦。」在河源住院的同事們,見此,給他回了一條短信息:「祝你早日康復。我們既是同事,又是病友。」在病中,得到同事們的關心,葉鈞強心裡熱乎乎的。

葉鈞強說:「在我住院期間,黃文傑教授和呼吸科的護士們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幾個小時就給我換一次冰袋。我作為一個醫生也曾這樣做過,但作為一個病人感受就不一樣了。」

過了十多天,葉鈞強的體溫才慢慢地降至 38 度左右。當體溫接近正常的時候,葉鈞強感到舒服多了。但,38 度體溫又維持了兩個星期,然後才逐步恢復。葉鈞強確實病得很重,一共住了 90 天的醫院,直到 2003 年 3 月 23 日才出院。

回到河源家中,3 月 24 日葉鈞強就上班了。這時,河源市又先後發現了新的「非典」病人,剛剛恢復的葉鈞強又投入了救治 「非典」病人的工作中。

待抗擊「非典」工作告一段落,河源市人民醫院收治的「非典」病人也陸續恢復出院後,葉鈞強向領導提出一個請求,讓他到搶救他的廣州軍區總醫院呼吸內科進修。他要提高自己的醫術,繼續為抗擊「非典」而奮鬥。我到河源採訪時,葉鈞強正在收拾行李準備出發。願他將來能成為一個呼吸內科方面的專家,因為作為中國第一個被「非典」病人感染的醫生,他有著非同一般的體驗,這種體驗能夠幫助他成才。

可早於葉鈞強出院的黃杏初卻沒有想到,恢復健康後的生活比住院期間還痛苦。

2003 年 1 月 10 日,經歷九死一生的黃杏初出院了。當時,廣東省的「非典」疫情還剛剛處在散發階段,無論是專家還是衛生主管部門對它都還沒有清楚的認識,誰也沒有預計到會有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攪得全國甚至世界不安。就是治癒黃杏初的黃文傑博士,也還不完全瞭解這種疾病。

黃杏初本人更是不知道自己患了一種後來讓人談「非」色變的疾病,當然也沒有想到,「自己差不多成了一個逃犯」,那個過程比患病更痛苦。

黃杏初的家鄉地處河源山區,那裡至今也不富裕。黃杏初出生的年代經濟更是困難,他只讀了五年書。15、6 歲開始出門打工,最初乾的是最辛苦的礦工,在那種小礦井裡背礦石。黃杏初是客家人,歷史上客家人是自中原一帶因戰亂遷移至廣東的,客家人傳統上就能吃苦耐勞,否則他們無法在異地他鄉生存。從黃杏初 15 歲下礦井,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能吃苦的人。黃杏初不但能吃苦,腦袋也很好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他也隨著打工潮來到深圳。到深圳後,他才知道沒有一技之長在這裡無法生存,更談不上掙錢發展。於是他選擇了學習廚藝,從廚房裡最底層的一個殺雞殺鴨的小工做起,最後做到了廚房裡的最高層――大廚。

黃杏初擅長做客家菜,最拿手的就是客家菜中的招牌菜「客家釀豆腐」,把豆腐切成白色的方塊,中間夾上肉沫,再灑上綠色的蔥花,清蒸。看起來很簡單,可一個客家菜廚師的手藝高低也能從這道簡單的菜式上表現出來。手藝高的廚師能把這道菜做得讓你吃出不一般的味道來。客家菜在廣東是有別於粵菜的一種菜系,由於其用料大眾化,基本上屬於價廉物美的菜式,在廣東特別是在深圳,是一種很受歡迎的菜式,尤其在工薪階層中。

非典紀實:瘟疫與人類的生存戰(四)

黃杏初後來做到大廚,也就是廚師中的頭。在廣東的酒樓裡,廚師的人數視酒樓的規模多大,從二十幾人到五十幾人的都有。有的酒樓能夠同時開 100 桌宴席,沒有幾十個廚師和廚工是做不出來的。無論廚師有多少,一般都有一個叫作「大廚」的為首。有的還有二廚、三廚,有點像船上的大副、二副、三副。然後還有例如「紅案」、「白案」等更細的分工。

黃杏初所在酒樓的規模不大,也沒有像別的酒樓那樣高的規格,但他畢竟是個大廚,一個月的收入據他自己說有 1 萬多元。這對於一個從幾百元做起的小工來說,不能說不是他的成功。

黃杏初在深圳一干就是 11 年,直到這次生病。

出院後,黃杏初在家裡休息了幾天,自覺身體已經恢復得強壯如初。在農村,黃杏初家是四世同堂,但第三代只有他一個男丁,他上有近 80 歲的爺爺奶奶以及父母,下有妻子和三個小孩,都靠他掙錢撫養。他病了一個多月,花了 5、6 萬,留下一個大窟窿需要填,所以身體恢復後,就又急於去深圳酒樓上班掙錢去了。

酒樓老闆是他的老鄉,加上平時黃杏初不但手藝好,而且為人誠實義氣,所以與老闆的關係相處很好,老闆見他回來上班非常高興。

對於黃杏初來說,一切又都恢復到如常的生活軌道來了。

可是不然,一段時間後,「非典」疫情從散發轉向暴發,自河源以後,中山、順德、江門、深圳、廣州等城市都先後發現了「非典」病人,而且疫情越來越嚴重。政府向社會公佈了疫情後,報紙傳媒也開始鋪天蓋地都是有關「非典」的報道。

回到深圳酒樓上班以後,黃杏初一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非典」,在廣州軍區總醫院的出院單上,寫的是「重症肺炎」。從感情上,很長時間他都不願意接受自己就是 「非典」病人,而且是第一例報告「非典」病例的事實。

黃杏初第一次聽說「非典」這個病,是在家裡過完春節回到深圳後,那時他開始懷疑自己了,可他用沒有傳染家人、沒有傳染同事來安慰自己。後來報紙的報道更多,而且有報道提到河源,他有點害怕了,他害怕自己的這個病萬一還有傳染性,傳染了酒樓裡的客人和同事怎麼辦?流傳出去,影響了酒樓的生意怎麼辦?厚道的黃杏初找到老闆說:「我要不暫時不做了?」老闆本來就相信他,看他身體又是壯得像牛一樣,就說:「你的身體不是很好嗎?應該沒有問題。」後來,酒樓由於屬於違章建築被拆了,黃杏初也就再沒有上班了。

酒樓老闆另選了一處地方又開業了,通知黃杏初上班。

這時,黃杏初已經不能去了。

因為傳媒已經在滿世界尋找中國的第一例報告「非典」病人黃杏初。當時不知深淺的酒樓老闆對前來尋找黃杏初的記者說了一句,「黃杏初以前在我這兒做過廚師」,於是立即有報紙作為獨家新聞進行了報道,而且把新的酒樓名字和地址都登了出來,有一家香港報紙還登了一張大大的新酒樓的照片。結果可想而知,酒樓生意一落千丈,曾經一天能做幾萬元生意的酒樓,在報紙登出報道的那天晚上,一共只有六個客人。

這篇報道,又傳遞了一個信息:黃杏初還在深圳。

於是,在傳媒競爭激烈的今天,更多的記者蜂擁而至,主要是一些小報記者,滿世界尋找「失蹤」的黃杏初,有的報紙甚至用了「尋找黃杏初」這樣聳人的標題,黃杏初遇上了空前的壓力。

在深圳找不到黃杏初,有記者就不辭辛苦,跑到黃杏初在河源的老家,於是鄉村的生活就被打亂了,黃杏初的家人也痛苦不堪。

在記者尋找黃杏初的同時,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的專家們也在找他,因為對新型的傳染病,他們要進行「溯源調查」,找到第一例報告「非典」病人,從流行病學角度來說,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可是,由於黃杏初在躲傳媒,所以他也不願見疾病控制中心的人。

其實,黃杏初並沒有失蹤,為了躲避記者的追蹤,他就藏在自家的小樓上。後來他對記者說,這段時間比患病還痛苦。經過一段時間的躲藏,黃杏初自己也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於是就給救治他的黃文傑打電話求援。在黃文傑的勸告下,黃杏初決定站出來,勇敢地面對大眾,說出自己的心聲。否則這樣長此下去,他恐怕自己也無法生存。

2003 年 5 月 23 日,黃杏初再一次來到廣州軍區總醫院,一邊複查了身體,一邊捐獻了自己的血清用於科研和病人的救治。

也就在這一天,廣州軍區總醫院在經過黃杏初同意的情況下,通知了傳媒,大批的記者擁向了廣州軍區總醫院。黃杏初面對著傳媒,說出了自己幾個月來的困惑和痛苦。於是,黃杏初的名字再一次高頻率出現在傳媒上,他恐怕也是中國最早勇敢地面對傳媒的「非典」病人。

黃杏初的經歷讓我們瞭解到,社會對於一個傳染病患者的包容性是多麼重要。這不僅僅是對「非典」患者這一種傳染病人。

來自知乎:楊黎光·嚴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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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〡雲圖媒介 Jarred〡編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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