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数不清的历史中，究竟还有多少让我们不忍细看的内容？如刘震云在
《温故一九四二》开头写的那样：“朋友用一盘豆芽菜和两只猪蹄把他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我们的视野也随之回到过去，浸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通过在史海中打捞出的史实，探究一个作家，究竟想要倾诉什么？还有就是关于中国人灾荒史尤其是旱灾史的一个大概及其它思考。
《温故一九四二》
古籍有云：“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里面暗含着什么深意呢？这句话竟然是描述大文豪杜甫在一段时间里景况的，说其竟也有过家徒四壁，全家挨饿，因此而产生了家务纠葛的日子！
这便说明了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日子里，其实食物匮乏不仅仅是一个过去了的，搁在架上生尘的历史名词，相反还是一种常有的状态，连摆脱了阶级桎梏的杜甫都无法避免，那么这种情况的普遍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在《国际歌》中，人民是创造历史，被颂扬的角色，但刘震云却拿《温故一九四二》告诉我们：
剧照
“当时（指一九四二年前后）世界的轴心，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是希特勒的狼堡指挥部，是日本的东京以及重庆黄山官邸。”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视野并不是全景式的，我们熟知的历史，也只是史官行走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记载下来的罢了，竟全然都是权势宣赫者“起承转合”的生命历程。
黄山官邸
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作为“曾在”不复存在了，故而在角度的主观性介入上，我们选择的余地很大，我们可以把史官大而化之，筛过的内容，关于古人“吃”的问题捡起来。
在一九四二年，中国的河南省发生了吃的问题。
什么叫吃的问题，这可不是今天中国人理解的饱腹不足，幸福感不够，看马罗利对此的定义：“基于天然原因而致使粮食供给失败。”翻译过来就是天灾导致当时的河南粮食供给不足，人民没饭吃了，进而就要发生死人的惨剧。
电影
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讲，选择的天秤上，一方是民族、国家、盟国的政治动向、个人的政治利益，另一方则是动辄以数百万的巨量消弥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的生命，且对社会有无比的重担，孰轻孰重，怎么选择，选择视而不见还是积极救灾？政府很快便给出了答卷：死三百万人又如何，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来考察，中国人有这么多，饿死三百万并不会对历史的最终走向产生影响，那么政府就不必为这些人积极作为。
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但一直在人类社会里扮演“挑开粪包、舆论监督”角色的新闻媒体却没有这种究竟是拿轻还是拿重、纠结的心理，于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用最刺人的笔触，揭示了当时发生在河南的“人间惨剧”。
《豫灾实录》
大公报《豫灾实录》里讲：
全省夏秋两季的粮食供应由于旱灾绝大部分歉收，而大旱之后又是加重灾难的蝗灾。
这种“水旱蝗汤”袭击了河南全省近一百一十个县，产生灾民约五百万，史籍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卖儿鬻女”，“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人间地狱”……的惨剧纷纷在“文明的社会”中上演。
刘震云问他的姥娘（笔者家乡也把外祖母叫做姥娘）：“五十多年前那场灾难的具体情况。”
大公报样式
亲历者姥娘回答道：“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遍阅史书，听白发现，在我国的历史上，饿死人的事确如姥娘的说法，发生得太过频繁了！有人总结说：“我国的自然灾害几乎到了无年不荒，无年不灾的可怕地步！”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罕有，有外国学者更是把我们与普遍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将我们称为“饥荒的国度。”
这与我们印象中传统中国的样子太过不同！但就如鲁迅先生所讲：“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是由于历史的真实样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月光照射在密叶上投射出的点点碎影来看个大概。
这个大概就是：我国的灾荒史似乎与史书同寿了！关于人的灾难更是早已填满了史册，不可复加了 ！从史籍的一字一句里！我们便可以想到当时的惨痛！
文字记载的自然灾害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诸子百家里小众的《尸子》就记载了这么一场灾难：
“燧人氏时，天不多水。”
而神话传说里的大禹治水说的也是水患，此外虞、夏时，在《书经》里也记载了一场很大的水灾，文字对此的形容很形象、也很宏观：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大禹治水
在史家传统加强了的两周，西周和东周，有关自然灾害的文字记载就更多了，竟多达八十九次。
其中频率最大的是旱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旱灾成为了主要的自然灾害），多达三十次，其次就是水灾，有十六次之多；再次为蝗螟螽蝝的灾害，有十三次。另外记载的还有地震九次；粮食歉收导致的饥荒有八次；霜雪七次；冰雹五次；疫一次。
规模极大的也有很多，自宣王末年到幽王初年，大旱灾、大地震相继暴发，使西周的统治加速趋于覆亡。《诗·大雅·云汉》的记载中竟有：
灾荒
旱既太甚，散无友纪，……大命近止”
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这里面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其实也说明了自然灾难对时人来说，是毁灭性的。
到了秦汉，虽然我们有了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可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还是不减，秦汉近四百四十多年的光阴里，各类自然灾害加起来竟有三百七十次之多，光旱灾就有八十一次！
再看之后漫长的年代里：
自然灾害统计表
续表
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不稳定、政权交迭频繁占大多数，故而计有自然灾害三百零四次，其中
旱灾有六十次。隋唐至五代三百七十二年，因报灾制度逐渐完善，计有自然灾害五百六十六次，旱灾一百六十次。
宋元五百八十多年间，计有自然灾害一千三百八十七次，较前代水涝占多，有二百八十五次，旱灾次之，有二百六十九次。
明清五百七十二年间，计有自然灾害二千一百三十二次，水灾三百八十八次，旱灾三百七十五次。
在马罗利的著作中，给中国人印象最深的灾难，还要属一八七六至一百七年年间，因灾死亡的难民有九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余人。
与这个三级小震都要全国通报，个人生命高于一切的时代一比，当时的人命可算是低贱到泥土里了，怪不得屈原要感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段话算是写得字字血泪了！
灾民
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之高，简直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高峰时多达三个月一次，少的也有一年一次，且这种灾难的体量都是类似：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帝癸七年陟（陟：帝王崩逝），泰山震，
“帝癸十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帝癸三十年，瞿山崩。”
“黄帝一百年地裂，帝陟。”
“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这样“史诗级的大灾难”动辄就是天崩，地烈，星云，帝崩。
而关于自然灾害为什么越来越多，其实也不是人们猜测的“发展停滞论”那样，核心原因还是报灾制度，人们认识的完善。
气候图
那么，为什么自然灾害会这么频繁的发生呢？
自然原因：
一、气候
先拿中国灾害史上发生最频繁的旱灾来讲：
旱灾的成因大概是受到降水量多寡的影响，降水量多，发生旱灾的概率就小，降水量少，导致农作物的水平衡被打破，那么大概率就会催生旱灾，进而就发生了饥荒。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在这一气候中，降水量的多寡是受海陆分布、地形等因素影响的。
例如海陆分布：
我国的气候类型十分复杂，其中部分地区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就是降水量少，一般为干旱、半干旱地区。
再看地形：
往往水气在上升到高点，遇到冷空气的时候会形成降水，所以我们可以说地势越高的地方降水量越多。
降水图
而且，空中的气温越高，就越没有下雨的可能，因为雨只有蒸腾到一定程度，才能降下来，温度太高，雨没有上升到临界点便蒸发完了，故而不下雨。
这是一般情况，此外就是我国的特殊情况：如地势不齐，水气的分布不匀、横行山脉易阻雨量、沙漠风盛行等几大因素的影响。
除了自然因素的影响，自然环境中处于客体位置的人，其实对自然灾害的助长要更严重一些，纵观历史范围内，我国的地理位置不算多好但也不至于太差，更何况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是外因，一个是根本，一个是条件，若世间没有人类了，自然灾害也就谈不上了。
灾民
我们来看《温故一九四二》的描述。
我：“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这其实就反映出了封建社会里人为因素对天灾的助长。
在古代社会里，人的义务和权利是不相等的，正是缘于这种不相等，这种人民对统治者的单方面给予，故而便有了封建剥削的说法。
灾民
平时，偌一个政权对它治下的人民不加抚免，处处苛以重税，一进一退，贪官污吏的钱包鼓了，国家机器库盈丰足了，但相对来讲人民的资金就少了，扩大生产便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看秦始直至清亡的农业技术发展史，赫然发现，几千年来我们农业技术的进步是很缓慢的！
为什么？正是因为封建制度的剥削，农民一来没有资金扩大生产，摆脱小农经济的窠臼，二来就是无法置办防止自然灾害的用具，这样一来，越没有钱，生产力愈低下，便越抵御不住天灾，而天灾的产生又会加深这种循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死结！
灾时，偌政府不作为，对灾民不仅不抚恤，还要繁役时加，那勉强吊着一口气的灾民更是只能走向末路了。
灾民
陆离光怪的现实，还有种种，如外国学者亨丁顿对此的记载：
有地方群獠者，把国家的水利工程纳为私有！这些官僚把原本泄洪用的渠口封起来，差人在渠口土壤丰沃处种上粮食，待到灾年时，原本承担泄洪任务的渠口却因为是这些官员的私田而不被使用，种种因素下来，灾就成荒了！要知道若一个政府的能力强，对灾难积极作为的话，情况就不会如史籍中那样惨烈，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还有什么角度呢？
自然灾害的侵袭与政府的不作为，必然会导致大批的农民脱离土地，那么对国家的义务就要靠少数人来承担，可这种“重压”，实际上对人是有承担限度的，扛不住了，尤其是灾年的加深，自然会迫使大量人口迁徙！且呈现出领域广，人次多的特点。
剧照
听白由此想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将人从土地上赶开，赶到城市里，此间虽也有难言之隐，可生产力确是得到了解放并进一步地发展，而我国古代的人口大迁移、在农民向外出走的过程中，源动力实际就是一系列的天灾与人祸，这种出走，其实是饱含着字字血泪的！
我们可以把刘震云的《温故1942》换一种说法，里面不止是吃的问题、人的灾难，小标题还有一个，即人的出走，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但只有“活不下去”了，人们才会逃离，这其实就是人们矛盾心理的一种体现。
逃荒队伍
犹记得家族的祠堂里总会保存有一份很厚的册子！是族谱，开头，载有一幅东西迁移的路线图，里面尚记着一句记：我们是从（祖先）那里来，祖籍在何地，后人颇具心意地开解道：“我们是从大榆树根畔来的。”，这份出走饱含着一种几千年以来人民不可言与人的苦痛，但也是一种把生命种子撒出去的不可不为之的悲壮历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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