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鄉的童年》芬蘭篇中出現了這樣一個鏡頭：周軼君參觀芬蘭孩子的繪畫課，當聽到老師說“（孩子）可以在紙上自由地表達自己”時，她突然哽咽，被這種不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觸動了。
整集紀錄片中最觸動觀眾的，也是這類看似和中國完全相反的教育模式：
基礎教育階段很少有考試、不分等級、作業量少、鼓勵自由發展......整個社會定義成功的方式不是錢權，而是品味和教養，孩子長大後也並不想到大城市去。困擾我國的焦慮感似乎與芬蘭人無緣。
芬蘭對待老師的方式也引人感慨：行業准入門檻高，但入選後相對自由，沒有督學來檢查教學任務、沒有職稱，老師在課程設計上也可以更有創意，不必被成績比拼束縛，更專注於知識的生活運用。
這類對芬蘭“快樂教育”的羨慕並不新鮮。
芬蘭在國際教育界“稱王”已久，這源於OECD舉辦的PISA測試（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2000年初次舉辦時，芬蘭學生就以優異的成績脫穎而出，後來還兩次位居第一，自此，不同國家的教育工作者都想一探究竟，無數人慕名訪問，相關書籍、紀錄片層出不窮，它們共同樹立了芬蘭的“教育奇蹟”稱號。
而對我國來說，不僅芬蘭模式，所謂“不以應試為主要目的，更注重激發學習自主性”的“西方模式”一直是家長和孩子心中的烏托邦，每每有相關話題都能引發討論，但由於大多家境普通者仍然只能“十年寒窗”，你經常能感覺到一種想逃離但不得以、只好寄託期待在一代代人身上的氛圍。
隨著新媒體將各類教育話題引入，
家長們的焦慮也更加嚴重。身邊從事教師的朋友說，家長在媒體引導下經常今天認同媒體宣傳的芬蘭經驗、明天認同衡水模式，今天想讓孩子快樂學習、明天又施加應試壓力，導致老師很難管理，孩子們也充滿情緒。然而鮮少傳到國人耳朵裡的是，芬蘭神話已經被批判，在”快樂教育“中成長的孩子不一定真的愛學習，“教育模式”也早已成為有策略的宣傳手段。
被神化的芬蘭教育模式
芬蘭教育研究者文德（Fred Dervin）在《破解神話：還原真實的芬蘭教育》中數度傳達出無奈感：外界對芬蘭有太多刻板印象，哪怕芬蘭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但錯誤的觀念仍然被傳播。
比如學習自主性的問題。文德教授認為“自主性”是非常複雜的概念，不是簡單的”不被拴住“，但外界仍然會把想象中的“自主性”套在芬蘭孩子身上，同樣，他也在芬蘭學生中看到了缺乏批判性思維的現象。
| 社交網絡對芬蘭教育的吹捧
而外界普遍認為支撐“學習自主性”的平等教育模式也有很多潛在問題。
在Quora相關問題的答案中，你能看到這樣的反例：
一位答主說，她算是聰明點的孩子，在學校從不寫作業、不怎麼努力就有好成績，這導致學校對她來說“十分沒勁”（very unmotivating）。加上她還曾遭受校園霸凌更是嚴重地打擊了她的自信心。直到上了高中，課程變得有挑戰性，霸凌也減少了，她對學校的厭惡才緩解。
文德教授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問小學教師馬裡特·科爾霍寧“有天賦的學生會做什麼？”，對方回答：“
什麼都不做，一直是這樣。他們坐在那兒等著，或者老師會給他們佈置額外的作業，再或者他們會去幫助其他的同學。教材也不會擴展很多。我們應該為他們成立特別的班級甚至是學校。但是在這個國家，這是禁忌......”
然而
一旦孩子上了高中，又立即進入了完全不同的環境。曾令探訪者感到失望的是，“芬蘭基礎教育階段做出各種努力來保障教育公平，但從高中開始卻鼓勵進行殘酷選拔”。學生也同樣會出現“應試機器”感，比如更希望老師教授對考試有用的東西、臨時抱佛腳、課堂狀態不積極等。我們也並不知道從童年的無競爭、無等級一步跨越到高中精英教育，孩子們是否會出現一定的心理問題？當芬蘭的貧富差距同樣在擴大時，面對社會壓力的他們又會怎麼辦？
這些在宣傳中都很少被提到，外來訪問者似乎也很少關心。而事實上，芬蘭的教師考核制度也並不如外界宣傳得那麼理想，佐證芬蘭教育地位的PISA測試已被質疑合理性，且芬蘭的成績在近年下滑，這令人好奇，種種矛盾下，芬蘭神話地位為何不倒？
| 芬蘭近年PISA測試的分數
芬蘭的任務是向世界兜售教育？
文德教授在書中談到了神話假象的由來，比如很多訪問者前來，但只做些並不足以支撐結論的研究，芬蘭相關機構也會策略性地應對訪問。這背後是芬蘭的教育品牌戰略。
在當下的教育國際競爭時代，“每種被認為優質的教育體系都會迅速成為出口商品”，芬蘭當然也不會錯失這個機會。
自2008年起芬蘭便開始教育營銷，如今，各種各樣的機構都在“出口”培訓、師資、師資培訓者甚至是學校，其中最大的客戶是沙特阿拉伯、中國和阿聯酋。“出口”內容當然是設計好的，它保持著某種宣傳口吻，不僅向外遮蔽複雜性，也反過來讓芬蘭某種程度上沉浸在優越感中，而忽視了自我批判。
有趣的是，當文德教授試圖傳播更真實的答案時，卻發現很多人並不想聽，一位加拿大同行甚至直接說：“我們不關心弊端，我們只想聽芬蘭教育的優點，我們需要做做夢。”
而即使芬蘭神話倒下，在國家品牌競爭的環境下，仍然會有新的神話被樹立、被單一化傳播，成為新的烏托邦。其背後的商業性，似乎比教育的育人目的更加重要。
文化主義者拉普蘭提在談及國家品牌戰略時也談到了這樣的問題：“它割裂並反對那種旨在發現讓人深信不疑的聯繫的闡釋。它中斷了運動的流。通過區分並強化這些很快就變成了陳詞濫調的對比，它在各個大陸之間建立了一堵難以逾越的牆，把‘文化’籠罩在永恆的對立中。”
當然，這並不代表芬蘭或其他國家的模式沒有借鑑意義，也不代表我們該安於本國的教育模式，只是別忘了我們把目光投向遠方的初衷：不是尋找觸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尋找真正能幫助不同孩子的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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