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像方誌
央視《中國影像方誌》：揚子之北，龍眠之南，當大別山的霧氣開始消散，一座皖中古城，正在湖光山色中甦醒一件青銅方彝，見證了樅陽縣古往今來的時代變遷；三位樅陽文人，開創了主宰清代文壇200餘年的桐城派；百萬雄師過大江，為解放南方各省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在樅陽大地上譜寫了一曲軍民魚水情深的讚歌。
上下兩千年，縱橫二百里，崇文尚武的皖中百姓，把古老文化和當下生活融會貫通，用款款深情守護著這方土地——安徽樅陽。
“桐城派”，也稱“桐城古文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以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座豐碑。“桐城派”還是樅陽、桐城地方文化上升至國家層面的一個經典，也是地方文學的一個巔峰。
一、“桐城派”的旗幟
“桐城派”從出現到正式命名，期間經歷了百年之久。先就是桐城文章出現於前，“桐城派”的說法出現於後，並非一開始就叫“桐城派”。文化只講認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創造了“桐城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清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稱道方苞、劉大櫆、姚鼐善為古文辭後說：“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
《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作於清咸豐九年（1859），此時距方苞去世已有110年，也就是說桐城文流行百年之後，才有這個文學流派的正式命名。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前半段便簡述了桐城派的傳承，後半段方轉而寫歐陽生。文章對桐城派百餘年的發展，特別是對姚鼐以下的發展情況，作了系統的論列，對姚鼐表示了特別的推崇，強調了姚氏“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的理論。曾國藩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曾國藩的推崇對“桐城派”的復興至關重要。
二、“桐城派”的發展
咸豐九年，曾國藩正率湘軍主力圍攻安徽省城安慶，多隆阿、鮑超部進攻桐城。曾國藩對桐城文章與桐城人士都比較瞭解，也看中桐城文的價值所在，從而將桐城文以地域命名，“桐城派”從而聲譽鵲起。
文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為江南安慶府桐城人。桐城派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都是桐城人，但他們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引用了程晉芳、周永年一句話誇方苞、劉大櫆的話：“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但姚鼐也沒有提出“桐城派”。在桐城派發展早期，沒有旗幟鮮明的使用“桐城派”這一名稱。
明、清時期的桐城，“文章甲天下，冠蓋滿京華”，文人多，當官的多，是一個文化發達之區。桐城派在清代的出現，有客觀的文化積澱。桐城派理論體系完善，創作特色鮮明，作家眾多，作品豐富，稱雄清代文壇長達200多年，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它是有必然性的。
在桐城派的發展過程中，後來的作家並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國藩、張裕釗、林紓等，但桐城籍作家仍佔很大比重，如方東樹、戴鈞衡、劉開、姚瑩及方宗誠、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樸等，也都是桐城人，這是地方文化實力的表現。
桐城派從他的產生到衰落，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時期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然後，就是桐城派的鼎盛與中興。
“桐城派”，產生於明清易代之後，這也是中國主流文化變化的結果，與中國思想史的變化也是一致的。滿清入主中原，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就是俗話說的“胡蘿蔔加大棒”：
其一是打壓。據不完全統計，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獄”約為160餘起，涉及3000餘人，被殺的在200人以上。我們知道，宋朝是不殺文士的，清朝則大開殺戒，很多漢族文人，是作為滿清征服漢人的標本而進入“文字獄”的，並非自身存在多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滿清統治者，是想通過“文字獄”，極力消除社會存在的反清復明意識，一些階層的不合作態度，從而杜絕不同聲音，以恐怖迫使反抗情緒降溫。
其二是籠絡。清廷立國之初，便立即實行科舉，這與元朝是不一樣的，用這個辦法打通社會下層至上層的通道，讓社會精英讀書做官，緩解社會矛盾與衝突。單純的壓制，社會就會成為一個“高壓鍋”，壓到一定的程度勢必會爆炸，所以籠絡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科舉這條路畢竟很窄，所以清朝統治者給了基層文化精英另一條道路，讓他們有個體面身份和職業。清代秀才的待遇，私塾的普及，是文化籠絡政策的具體體現。籠絡了整個精英層，整個社會就變得穩定、和諧。清朝後期出現了洪秀全造反，直接原因，就是洪秀全考秀才，三次到廣州參加院試，都沒有通過，此路不通，洪秀全就造反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科舉對穩定社會的影響。
桐城派的文學主張，由於暗合了清朝統治者的文化策略與文化主張，從而有一個相應的勃興，為社會所接受。
1644年，清王朝入關，為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方苞是皇帝身邊的人，是瞭解皇帝思想動態的，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提出了“義法”主張。後來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方苞又將“義法”作了進一步完備。
義法，是一種規範，包括形式與內容兩個方面，是“桐城派”的核心理論。義，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文道合一，文以載道，這種主張符合官方倡導的主流價值。
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義法”說既有理論，又有範本，自此“義法”受到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
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在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神氣，文章要有生動的靈魂，鮮活的生命，有文氣，有神韻，這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才有讀者。“桐城派”主要是文藝性散文，需要強調文章生動的一面。
劉大櫆的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還有陽湖陸補孫、武進董士錫、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陽湖派”。“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桐城派”進入興盛時期，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方苞的義法，劉大櫆的神氣，都在姚鼐這裡體現了。姚鼐中、晚年主講江南各大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這些書院，可以認為是當時的超一流大學，影響非常大。姚鼐為文提倡“義理、考據、辭章”兼備，方苞編了一部“教科書”，姚鼐也編了一部，這就是《古文辭類纂》，這是一個重大文化事件，後面將詳細講到。
姚鼐門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傳弟子，不斷地傳遞、影響，以致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1840年鴉片戰爭後，“桐城派”本已進入末流時期。曾國藩及“曾門四大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再度中興了“桐城派”。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複雜，堅持程、朱道統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後於時代潮流，有悖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於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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