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北外教授談教學改革、教材編寫和課程設置

編者按：本刊自9月起開始分專題對《用精神行走的人——記老一代北外外語教師的教育人生》一書中北外老一輩優秀教師的訪談進行摘編和連載，旨在通過回首老一輩的英語教學經歷將過去優秀的教學傳統和教育智慧繼承發揚，為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帶來更多關於“教育現在”和“教育未來”的啟迪與思考。“撫今追昔，方知來路之多艱。”本期摘選了關於教學改革、教材編寫和課程設置的訪談內容，*展現了北外人在英語教育發展初期進行的嘗試和探索，凝結了嘗試和探索之後的思考與反思，相信您定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老一輩教育工作者對外語事業發展的拳拳之心！

* 教學改革部分的節選順序依改革的時間為序，教材編寫和課程設置部分依受訪者姓氏的漢語拼音為序。

北外英語教育傳統

——教學改革、教材編寫和課程設置

教學改革

祝珏：1958年“大躍進”後開始進行教育改革。一年級試行課堂閱讀，取消了精讀和泛讀，我覺得這個辦法是很好的。過去我們管精讀叫“豆腐乾兒”，文章範圍太小了，教師不好開展聽、說、讀、寫的練習。泛讀又太泛了，學生抓不住要點，特別是有的同學跟不上進度，只好走馬觀花。

改革後的課堂閱讀材料的長度是一兩千字，比較合適，既可以供教師和學生深入分析重點段，又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作品，是“五臟俱全”的。教師可依據課堂閱讀材料讓學生聯繫詞彙、語法，進行表述、討論和辯論。所以，在比較豐富的內容基礎上進行的聽、說、讀、寫的基本功操練就比較有深度，既彌補了精讀的單調，又克服了泛讀“廣種薄收”的缺陷。

這個改革就叫課堂閱讀，進行了約兩個學期，從1958年到1959年。其實我個人很欣賞這種教學方法，我覺得這項改革著重培養了學生的美學素養，增強了學生的文化積澱，就像我們老一輩學習《古文觀止》一樣。總之，我覺得閱讀這一關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在閱讀中啟發學生的思想，要結合對人生觀、價值觀的培養。

胡文仲：一個改革是1958年，突擊Peking Review（指《北京週報》，Beijing Review）。當時是在二年級的學生中搞的突擊，依據就是多快好省，認為我們之前學習英語的方式太慢了。那次改革的教學效果是不好的，因為違反教學規律。

再一次改革就是1964年的聽說法教學實驗。當時把鄧炎昌、周謨智、夏祖煃和我四個人從教學崗位上調出來，籌備“三年制”。籌備之初，我們首先學習了 Fries、Palmer、Lado 的理論，看他們寫的書。“三年制”的出發點是縮短學制。

當時的背景是我國的外交業務擴展得很快，跟很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但缺少翻譯幹部、外交幹部，所以就準備縮短學制，加快乾部的培養，從原來的“五年制”改成“三年制”。

三年內怎麼能學完五年的東西呢？這就要求必須進行教學法的改革。我當時沒有什麼想法，因為沒有接觸過這些教學理論，但鄧炎昌老師比較熟悉美國的 Army Language School。這所學校在二戰的時候訓練美國士兵，用特別的辦法突擊外語，採取的教法就是聽說法，結果比較成功。

後來我們歸納了幾條，作為“三年制”的教學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先口語後文字，第一個月不發給學生任何文字材料。第二個原則是不教語法規則，通過句型教語法。第三個原則是先聽後說，給學生提供大量的聽力材料，讓他們拼命聽。第四個原則是通過實物展示、動作或英語解釋來教新的內容，堅持不給學生中文提示和解說。

那次改革可以說完全是按照結構主義和行為主義的理論，我們做得非常徹底，徹底到什麼程度呢？入學的學生全部是英文零起點，進來了以後不發任何書面材料。學生第一個月不見文字，只突擊語音，大量地聽。教師教新詞的時候是通過圖片、動作、表演、英英解釋來講清楚單詞的意思。教師通過句型教語法，完全不講語法理論，不講漢語。這個階段以後，也就是到了二年級，應該是進行大量閱讀的階段，這個時候我就離開了，我到山西去參加社教了。

當時社會上對“三年制”的學生有一個批評，認為學生的語言運用不夠精確，就像後來對交際法教學的批評一樣。總的來說，用聽說法培養出的學生能力強，閱讀速度也快。後來，我們發現聽說能力對學生的閱讀能力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學生並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書，而是一行一行地看書。後來國內外有人批評聽說法，認為這套東西脫離思想、脫離內容，不是真正的交際。這些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不認為聽說法是完全失敗的。從實驗的角度來講，這次改革有很多非常寶貴的東西可以總結。

聽說法對後來的教學有很大的影響，pattern drills（句型練習）從北外傳到了中學，後來中學的課本中也開始普及 pattern drills。1972年，張冠林、孫靜淵、張耘和我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英語教學節目，用的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編的教材。那個教材基本是按照 pattern drills 來編的，所以我們當時在電臺教的時候也基本上是按這種教學方法。“文革”後期成立了一個教材組，大概有十個人，用幾年的時間編了一套英語教材，一共八冊：四本學生用書，四本教師用書。學生用書的前兩冊用的是 pattern drills approach，後兩冊基本上是 text-centered approach。這套教材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們沒有署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語系教材組”這個名字出版的。這套教材的出版量很大，在當時也影響最大。

周謨智：我也是“三年制”小組的教員，時間是1964年。當時我們看到一批英美搞應用語言學的人寫的文章，主張在外語教學上搞聽說法。聽說法認為 language 是個 structure，是個 system，主要的表現形式是 speech。“Speech is primary. Writing is secondary.”學英文的時候不能把“your eyes glued to the written word”，應該用耳朵聽。

我們進行改革的原因有四個。第一，當時我們的教學是以一篇 printed text 為中心，也就是所謂的“精讀”，由教員對文中一些詞彙和語法現象進行分析。有人指出這種教法是將 text 變成了 pretext，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處於被動地位。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文章時覺得很新鮮，想要試一試。第二，我們認為北外歷來講理論太多，而這一方法主張先實踐後理論。第三，過去的精讀和泛讀對內容不夠重視，頭一篇講東，第二篇講西，缺乏連貫性。第四，我們認識到學習還是要先從學內容開始。例如學 cat 這個單詞的時候，先讓學生通過聲音、實物或圖片學習單詞的意思，明白意思後再學這個單詞的拼寫以及相關語法知識。後來，學習長篇課文的時候也是如此，學生先聽報告、看電影，然後再學書面材料。

with holding the written word 是第一個階段，之後是教英文字母表和英文發音。書面課文也還是有的，但是在教課文之前要先進行聽說訓練。然後就是 pattern drills，pattern drills 之後再講 patterns 所體現的項目。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在較高級的階段採用所謂的 theme approach。比如一學期一共 15 節課，每週一課，每節課的一切活動都圍繞一箇中心題材，如“農業機械化”，以一個主要報告開始，由教師用英文講，輔以圖片、圖表。home reading 和聽說活動也是安排與主題相關的內容，內容相同，語言自然也就重複。這就是所謂的 theme approach。後來，這個改革起了爭論，有人認為這個做法是胡鬧，因此學校便組織了一個調查組，伊莎白牽頭調查，一邊調查“三年制”的學生水平，一邊調查“五年制”學生的，結論我現在記得是支持我們的。

林克美：比較大的改革就是聽說法。傳統的做法是聽、說、讀、寫並進，後來要培養一批“三年制”的學生，如果還用傳統的方法，不一定有效。

教改就進行了句型練習、題材教學。鄧炎昌、周謨智、胡文仲老師編寫了課本。那時句型教學比較盛行，楊立民老師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當時練句型時要“打埋伏、滾雪球”。

什麼叫“打埋伏、滾雪球”呢？如在學生一般現在時練得差不多的時候，就埋伏兩個過去時。等真正學到過去時的時候，學生便不覺得陌生，覺得好像已經見過、聽過。比如說你今天打的是 do 的埋伏，明天換個動詞 tell 搞一點埋伏。有時候還可以就一個題目打埋伏。比如說關於 meeting，教師可以給出以下問題：Did you have a meeting yesterday? Where did you have the meeting? Who spoke at the meeting? I went to a meeting yesterday. We had the meeting in the dining hall……這就叫滾雪球了。學生把這些句子連接起來就能就一個話題說上幾句。

一切句型、課文的學習都從聽力入手，而不是讀。在這段時間學生的聽力水平有了突破。傳統教學中聽力教學通常是比較滯後的，這種教法是一個進步。但是我覺得因為過於強調聽力入門，寫作能力就比較滯後。學英語聽、說、讀、寫都要抓。如果強調某一方面，其他方面相對滯後一點是可以的，但滯後到什麼程度比較合理、比較科學，何時跟上，還需要探討。

伊莎白：北京外國語大學有一個特點：允許教師做試驗。我認為大量的時間被浪費了，因為選擇的課文只關注學生的語言學習。於是，我發起了一項教學試驗。我們的試驗要一石二鳥，即教授學生語言的同時，增長學生的知識。試驗組裡有鍾述孔、張漢熙和我；學生是一大批工農兵學員，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我們選擇了兩個最好的班級作為試驗的對象，每兩週進行一個主題的教學。比如，進行關於非洲的主題教學時，我們會選擇相關的短篇精讀（來進行語言分析），閱讀的內容要涵蓋不同層面，包括經濟、歷史、文化等，然後進行泛讀。泛讀不僅是閱讀理解，不只是關於內容的問和答，我們還要進行討論和辯論。泛讀有助於學生辯證地理解內容，練習速讀等。比如學生讀《伊索寓言》的時候，他們會爭論“伊索”是什麼意思，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的。因為很多學生都是急切地

鄧炎昌：1981年，中國教育學會外語教學專業委員會成立了，我有機會講講聽說法、sentence patterns，我覺得這對我國的英語教學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完全學蘇聯的那一套教學模式很枯燥，“摳”語法的結果是每個學生在語法方面比外國人知道得還多，但是卻說不出英語來。正好改革開放，我從國外回來，劉道義又通過中國教育學會外語教學專業委員會給我機會來傳播這些東西，所以當時的影響相當大。很多教師開始大量接觸國外關於教學法的書，TESOL 的書和教學法的雜誌也開始被引進。總的來說，我國很快地形成了外語教學法改革的熱潮。這是教學方法上的改變。當然，教學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當時《英語900句》很熱門。《英語900句》是喬冠華從國外帶進來的。整個英語教學就是 sentence patterns，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搞 listening and speaking，但還沒有普及。

教材編寫

這本教材編寫理念的第一條是革命性，所以教材裡好幾篇文章都是關於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蹟。教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基本都是我們自己寫的文章，不是從別人的著作裡摘的，寫完之後由柯魯克在內的 native speakers 把關。在教學法上還是沿襲蘇聯的方法——對語法非常重視。我們也在教材裡引用了國際音標。現在看起來，這套教材當然是“老”了。

但是這套教材有它自己的特點：一是革命性的內容很多，二是打基礎的理念是非常明確地貫徹在教材裡的。而且這套教材是全國外語學院英語系的唯一通用教材，是由教育部頒佈的。從1956年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們主要的教材都是我們自己編的。

教材內容也會隨著社會的需要而變化，我們開始認識到教材裡面機械的、所謂革命性、實用性的東西應該有所改變。尤其是王佐良老師調到北外之後，編者們主張學外語脫離不開文學，所以教材就從完全功利化慢慢地變得更加人文化，文學性和生活性的內容越來越多了。

劉承沛：教材的選篇是很重要的。學生要能通過這個選篇最後瞭解到cultural background。我認為學一門語言不學它的文化是不好的，有的時候理解它的語言卻不理解它的文化比反過來的情況可能更糟糕。

徐克榮：這幾年參與教材編寫，我首先抓的是內容，教材的內容要有利於讀者和學生。好的教材的標準是思想要健康，不是去說教，而是能夠不知不覺地影響人，或者要有深刻的內涵。教材反映的思想要具有一定的時代性，要能反映當前人們想了解或關注的東西。另外，我覺得要對教材進行一定的壓縮，有的內容太長，涉及的面太多，我就只把主要的信息留下，不然內容太多反而不利於學生學習。

楊立民：從經驗講起來我要強調這麼幾點：第一條就是教材必須要由中國人自己來編，按照中國人自己的特點，根據中國人的外語教學經驗和中國教學的目的，我把它稱之為“the text book by the Chinese, of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因為除了語言本身的規律、一般的教學規律和經驗外，怎麼教中國學生是中國教師最瞭解的、最關心的、最有體會的。簡單舉個例子，外國人可能知道怎麼教自己國家的學生語音，可是教中國人的時候就不太一樣。中國不同地方的人，語音體系、語言文化體系和背景完全跟外國不一樣，這是不能由外國人搞的。

另外還和我們的教學目的有關，我們要培養翻譯。外國人不重視翻譯這一塊，他們沒有想到翻譯是我們培養的一個主要技能。無論從培養技能的角度還是作為教學手段的角度來講，學生不可能一定要用英文思考。用英文思考這件事對初學者來說，畢竟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學生在一開始學的時候，必然是不停地比較中文和外語之間的異同，比較語法、概念和語音。所以如果不瞭解中國，不瞭解中國培養的學生最後要從事什麼工作，編出來的教材肯定和我國的情況是脫離的。

課程設置

陸培敏：我們對精讀課和泛讀課進行了課程改革，提出各課程分工但不分家的指導思想，倡導分工又合作。

當時我是年級組長，我定期召集幾個課型組長彙報各組情況，然後明確下一階段各組共同抓什麼要點，比如學生們在哪個方面有弱點。這樣一來，訓練學生的重點就突出了，我覺得這是很有成效的。不像現在各課程互相隔離得很厲害，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你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大家分工又合作的做法還體現在考試上。精讀課的教師參加口試考試，口語教師參與精讀課筆試試卷的批改，各科教師配合得比較緊密。

王立禮：1986年左右我開創了視聽說課程以及後來新聞班的報刊閱讀。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也有報刊閱讀課，但就是讀報紙上的篇章，然後老師給我們簡單講講。我講報刊閱讀的時候貫徹了我要教學生學習方法的思想，就是說報刊閱讀不是指教師給學生一個文章去閱讀，而是教學生如何在拿到一份報紙後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信息量。當時我弄了好多好多報紙，像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等。我先給學生介紹報紙的版面是怎麼設計的，幾家不同的報紙的特色。學生要在一學期內對一份報紙或雜誌搞一份調查。學生要讀相當數量的雜誌，比如說要寫The New Yorker 的調查，學生要讀很多期雜誌才能形成一個看法。我後來還教了編譯課，編譯課有英譯漢的訓練，培養學生到新華社做《參考消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教了這些課後也沒有留下教材，沒留下物質的材料。有的老師教報刊閱讀的時候，喜歡用關於報刊閱讀的書，但其實書裡都是好幾年前的材料，都不能叫作 news。我都是複印最新的新聞，這很花時間，但學生很喜歡。後來讓我教口譯的時候，我一看教材裡用的是很多年以前的材料，我就覺得這些教材必須要更新。這可能也是英文系的一個傳統：一方面要紮紮實實搞基本功，另一方面也不能保守，不能因循守舊，要有創新。

伊莎白：有個大問題就是學生總是把分析法當成主要的學習方法，所以他們不願意花時間練習其他技能。教師責任制可能有利於改善這種問題。但是我們有時是教師責任制，有時是一個老師教分析閱讀，另一個老師教口語。我更喜歡一個老師負責全部。因為如果你教口語，卻發現學生把全部時間都花在分析閱讀上，這會使你不舒服。你知道他們需要口語練習，但最後他們的口語成績不好，這不是你的錯，錯在學生過於把精力放在分析閱讀上了。所以我認為在初始階段教師責任制是很有必要的，後來就不需要了。

張耘：要培養通識人才，課程設置的面要廣，要讓學生有選擇的餘地。有些課程是大家都應該學的，中文教學對學外語的學生有著特殊的重要性。漢語語言學、中國文學史等都是學生應該學的課程，因此可以多開幾門漢語類型的選修課。再比如，新聞絕對不只是新聞專業的學生應該學的課程，而是大家都應該學的。英語系的美國社會、英國社會、文學、語言學的課程應該開放為所有學生都可以選的課，不是指特別專門的那種。

不同系的課學生應該是可以多選的，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改革。北外很多好老師，但是過去教學的面非常窄，教語言學的老師一輩子就光學語言學，對英美文學、俄羅斯文學、法國文學根本不知道，這多可悲啊！我覺得這就是現在改革的一個重點，要充分調動外語學院的力量。現在全國大學的英語專業的水平都提高了，北外還是老樣子是不行的。要走得比別人前一步，要把課程開得豐富多彩，把世界打開。

莊繹傳：大概是在1978年以後開始擇優錄取的時候，即學生誰願意報什麼學校就報什麼學校，就發現北外的生源不好，經貿大、二外的生源比我們好，就是說報北外的人少，報其他學校的人多。這是為什麼呢？人家覺得上北外來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北外的“門檻兒”太高，難進；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到了北外就是學外語，到經貿大不僅學外語還學外貿。這樣的話就有一個專業，有語言作為工具，再加上專業就等於學了兩門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逐漸意識到光學語言是不行的，所以我們也提出新的模式——講外語、講專業。比如，在社科方面，我記得高年級用英語開設國情研究、國際經濟、新聞等課程。所以，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北外就不光是學外語了，而是外語加專業了。

我們還設有學習兩種外語的專業，但兩種外語的課時分配不一樣。拿德語系舉例，德語和英語並重，學生要花同樣多的時間學習兩門語言。別的語種可能不會這麼平均，像法語專業就要求先學好法語，同時利用點五的時間學英語，或者第二門外語到不了點五的學習時間，只需要點二。所謂點二，就是稍微學一點法語或日語，因為當時覺得學好英語打遍天下就足夠。德語相對而言用途狹窄，學生若用不上德語就用英語。所以，各個語種的情況不一樣，但是都安排了第二外語的學習，第二外語的分量也就不一樣。北外學兩種外語，也有專業，吸引力就逐漸增大，生源也就來了。

以上內容節摘自《英語學習》2019年第10期“北外英語教育70年”欄目，歡迎分享本文到朋友圈，如需轉載請回復“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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