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看文化
岳占东
三百年走西口的历史，将黄河文明沿着西口大道一直向北传播，走入包头及河套地区，一些村庄的名字都沿袭了口里的叫法，像包头黄河北岸的沃陶窑子、焦家窑子、王大汉营子，南海子附近的邓家营子、薛家营子，古城弯的章盖营子、东坝，以及大青山前的后营子、新胜乡，后山固阳境内东河境内都有河曲地名的影子。也正是因为走西口的汉子一路北去，才将口里的方言土语、风土人情、饮食习惯、家俱器皿等民俗文化带到了蒙地。
《西口情歌》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部文化片，一部凸显原生态民歌和晋西北地区民俗文化的影视剧。因此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道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术王伟是道具组的具体负责人，由于从采景时起我们就一块走西口，因而相对熟识，自然对道具组的工作了解较多。在联系驻地时，王伟挑准了娘娘滩对面临河的旅游度假村，那里尽管离城较远，但却也幽静凉爽，最主要是一处大院子里有几件车间式的平房，利于道具组制作道具和存放道具。
王伟刚刚入住就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河曲民间采风，采风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收购或租借河曲民俗用具，以作为将来道具之用；二是通过实地观摩当地民俗家俱和用品进行临摹制作道具。由于旅游度假村与河湾村近在咫尺，外联制片郭学平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第二天就到河湾村租借废弃不用的旧家俱，老郭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资深外联，河湾村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河相望，打起交道来自然亲切了许多，河湾村支书鲁占有身材魁伟，性格豪爽，大有内蒙古人的性格，老郭和老鲁两个人体型相当，性格也相差不大，因此老郭入村没几分钟就和老鲁成了朋友。据老鲁后来讲，他为剧组借了全村的旧家具，什么笸箩、簸箕、纺车、油灯、秤砣、梳头匣子、苍蝇刷子、纸瓮子等等之类，而且都是他作保人，无偿使用。弄得老郭在我这个不入流的领导面前大夸特夸老鲁人好，好像我能提拔老鲁似的。
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民俗用品才知道拍摄一部古装文化影视剧是何等的不易，才明白为什么韩国影视剧多是现代言情剧，而且仅在室内和大街上拍摄。这些道具最小的小到一张纸，最大的大到一座文笔塔，就是连棺材都准备了好几副，让人看后无不叹息古人的生活和现代人的生活均然不同。
我曾收藏了原雅轩扮演的河曲县知县金子川祭拜文笔塔时宣读过的祭文，那也许就是剧中最小的道具了。一张Ａ4纸大小的麻纸上，用蝇头小楷写着剧中祭文，其文曰：
翠峰苍苍，大河莽莽。苍生不灭，老天庇佑。想我河曲，十年九旱。地瘠民贫，日月艰幸。幸有蒙地，可供耕种。蒙古兄弟，手足相帮。早春出走，暮秋而归。其间艰难，一言难尽！然抛汗洒血，仅止裹腹而已！究其深里，皆因重农轻文，竟至读书者如十亩地之一苗谷，千石粮之一粒米。不读诗书，何来富贵？经史不通，大业难成！子川欲立书院，传经授道。愿我后人，奋发读书。辉煌大业，舍我其谁！祈愿笔塔，佑我边民。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呜呼，心诚志坚，可对青天。高山大河，受某一拜！
祭文尽管出自燕治国先生之手，但作为剧情的一部分，却逼真地反映了当年河曲先人走西口的缘由和边塞文化与草原文化媾和继而出现的偃武兴文的历史事实。贾平凹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走三边》，其“三边”指定边、安边、靖边。“边”就是边墙（长城），有边墙的地方，在古代就是边疆，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分界线。河曲是长城与黄河交汇的地方，与“三边”地区同处一条边墙线上，在古代自然是边塞要冲，河曲人在明清以前自称边民也就恰如其分。据清朝河曲知县刘日暄撰刻的《移驻县治碑》记载：“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从康熙三十六年起河曲才从“边地”进而转成“内地”，从此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走西口历程，河曲也从此告别冷兵器时代频繁的战事，转入了偃武兴文的新时代。
《西口情歌》最大的道具是在罗圈堡的烽火台上搭建的文笔塔。文笔塔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建成，位于河曲县城大东梁的烽火台上。由于文笔塔在2000年修缮时，将原来的烽火台土墩用青砖围砌，下面又修建了书法长廊，因此无法拍摄出影片中反映的景致，剧组只能仿照文笔塔的原样在罗圈堡的烽火台上重新搭建。
而这座文笔塔正是承载河曲偃武兴文历史发展的“拐点”。河曲在清以前是边疆要塞，这里曾驻扎着从潞安府派遣来的巡河的兵卒，应该说河曲人多是兵卒的后代，而且这里战争频繁，走卒武夫较多，自然这里的人应该腰粗膀圆、性格豪爽才对，而恰恰相反的是，河曲人大多体型纤细，皮肤白皙，性格婉约，根本没有半点兵匪的迹象。究其原因，除了水土的因素外，与其走西口和河曲作为水旱码头不无关系。想想看，一个敢将魁星之笔立于天地之间的边民，他们在走西口的道路上，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蛮野的性子不会被生存的压力磨灭，又有什么样的聪明才智不会将一个边民的后代浸润为温顺细腻的人呢？
一部影视剧的道具蕴藏着一方水土绵延不绝的文化。民歌，口里口外都在吼；二人台，口里口外同样唱；就连酸饭，口里口外也同样吃；方言土语，更是不分彼此。三百年的历史已经完全将口里口外融为一家人，而先人们曾经创造和应用过的那些家俱物品已经蒙上了岁月的尘土，如多将这些传承文化的物品一代一代保留下来，我们是否就留住了共同的根？
本文选自长篇纪实《西口纪事》（三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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