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185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二帝国”时期；同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了小说《双城记》，而其中的开场白更是广为流传：“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是一段让人隐隐动容的话。

他的指向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萌发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人权理念首次得以被付诸政治实践。然而好景不长，尽管其萌芽呈现出积极的立意，然而，人权理念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却被体现得愈发狭隘。起先，我以为这样的评语只适于精神激昂、动荡翻腾、大变革和大撕裂的时代——分泌的希望和绝望同样多、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样大。但现在，我改了看法，觉得它几乎匹配任何岁月，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现世发出类似感慨。

在感情上，我们没理由不爱现世、不支持和肯定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只有它，我们的摇篮和坟墓、生涯和意义都住在里面——就像蚯蚓淹没在泥土里。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它，献身于它了。每个人都生逢其时，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厌恶与赞美、冷漠与狂热、怀疑与信任、逃避与亲昵中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

这段话如此纠结，两个“最”字，说明逻辑的极度矛盾和混乱。我常常在想，如何解决其深度精分（精神分裂）的矛盾性？

第一个解决方案，把“最”字掉。比如，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我希望穿越回到“五四”时代，与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周作人把酒言欢。但我也知道，可能我得承受军阀混战、暗杀横行、外交惨败、丧权辱国等种种“五四”时代的痛苦。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退而求其次，说“五四”是一个值得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定位会更准确一些。因为，“五四”时代的自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社会的自由。晚清民国时期为什么有自由，因为不统一。春秋时期最自由，什么论调都可以说，各种奇谈怪论没人来禁止，可以周游列国，合纵连横，兜售思想，建立学派。那时儒家只是一派，与墨家、道家、杨朱是并立的。秦朝焚书坑儒，后来在大统一的环境下独尊儒术，晚清民国，王纲解纽，天下混战，野有遗贤，就又可以七嘴八舌了。

第二个解决方案，与其外求时代，不如反求诸己，反躬而诚。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未必是最坏的时代。很多人抱怨他不能做事是因为时代不好，他们总是在想象一个黄金时代。但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你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如果你不尽力生活在当下，而只是去空想一个虚无的未来，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你失去了当下，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生命只有一次，向上或者消沉，必须给自己一个答案。我们无法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感，但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担忧，也可以选择从容；可以愤怒，也可以理性，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砥砺前行。走怎样的路，与谁同路，任何时候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第三个解决方案，在两端之间取得平衡，回归常识。通常，当我们说：这个时代，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让我们发出如此感叹的时代，通常都是社会转型期或改革的时代。

时代在奔腾，在一天比一天霸气更加外露，民族在伟大地复兴，却终究还有人不开心，那些废弃的大厂、宿舍区里的人，那些二线城市的马路牙子、正在拆迁的一座座工地，被盛世的列车狂暴地掠过、席卷或抛弃，终究还有人不开心。这是一场向着被许诺的美好未来、向着另一种崭新生活的大迁徙，人群汹涌澎湃，欢天喜地，争抢着登上这盛世的列车，指望着冒险的好运、远行的惊喜，至少也盼望着能沾沾光，却有一些人，始终面孔灰暗，心情复杂，自感像被诱捕的鸟、被灌醉的小丑，在角落里不知所谓地嘟哝。

“改革时代问题多”是常识，而如何改革，改革走向何方，则需要无数次迂回甚至激烈的利益博弈，寻求共识来找到出路。每个人都需要从“改革时代问题多”的大环境之下，遵循一种尊重常识的理念，寻求一种时代和个人都能接受的平衡。常识易言，共识难成，什么时候媒体不再一次次地用狄更斯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去套用时代和国人的纠结，也就是常识回归的时候了。

什么人能够在转型期和改革时代活得比较自在？据我观察，在一个多变的时代，要想如鱼得水、活得滋润，普遍的定律就是，“接受改变能让你获得自由”。而有些人的悲剧恰恰是，不能够轻易地转身，不能够顺溜地随缘而改变。于是，这一拨不愿与宏伟时间一起奔腾的人，只能成为被抛下的一群，成为时代大熔炉中被炼废的废人。智力超常的聪明人会说，连海港都飘走了，你还固执个什么劲呀！可能，也不是固执，而是有些人的动作实在是慢。

二十世纪充满了不安定，转入新的世纪，人类仍在狂奔，现实与前路仍不确定。米兰•昆德拉在一篇《加速前进的历史里的爱情》的短文里，提到了这一现象，说：“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昆德拉所说的这个处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领教，显然，百年中国，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属于这变动最剧烈的部分。从文革时期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清教社会，一步跨入现下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西方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变迁，中国仅用了短短四十年。改革开放37年，我们民族不是在战乱和事变中颠倒翻覆，而是在发展和巨变中剧烈颠簸。

所以，狄更斯那段深度精分的双最时代的判断，还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伴随着我们社会的剧烈颠簸。一切的梦想，都在脚下的跋涉延续，一切的改变，都在前行的旅途发生。我们有了更多选择，可也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不断地向更美好的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