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 皮國立 著 中華書局
【讀書者說】
在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中，細菌學是一個關鍵性議題。20世紀初，來勢洶洶的細菌學一度使傳統中醫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在學理層面，“一病有一病之病原菌”原則直接威脅到中醫病因學的基礎，不能知菌、殺菌成為中醫“落後”“不科學”的象徵；在政策層面，中醫在以細菌學為基礎的國家防疫體系中無所貢獻，為甚囂塵上的“廢止中醫說”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面對細菌學挑戰，中醫如何應對？在此過程中，中醫有怎樣的改變，又有哪些堅守，以至形成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面貌？中西醫的混雜又如何影響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皮國立的新著《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以中西醫圍繞外感熱病的爭議為例，對這些問題作了詳盡解答。
中醫沒有忽視細菌學
中醫所謂的外感熱病，是指由外感六淫（風、溼、寒、暑、燥、火）造成的病邪傳變及臟腑血氣受損的疾病，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相當於西醫傳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19世紀中葉，西醫傳入中國。雖然在熱病的命名和分類上，中西醫有所不同，但涉及成因及症狀描述時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清末西醫熱病學說並未給中醫帶來威脅，甚至因彼此的“似曾相識”而有了更多匯通的可能。
不過，20世紀初，以細菌學為基礎的傳染病論述及其附帶的疾病定義、防病觀念進入中國，現代國家衛生行政體制逐步確立，中西醫的匯通便步履維艱。中醫無法忽視細菌學，因為這是無法迴避的學術更新，但如果放棄舊有的疾病解釋權，全然採用細菌學定義，中醫又何以自立？
面對這一困境，中醫提出了“菌在氣中”的主張，將細菌納入傳統知識體系“氣論”中加以解釋。與一般人想象的中西醫勢不兩立的情形不同，那時，中醫其實並不排斥細菌學。許多中醫學校開設了細菌學課程，在古典理論中吸收部分西醫學說新定義。而深諳舊學的章太炎還據古釋菌，考證出古籍中厲風、賊風、瘴氣與微菌的關係。這種“西學源出中國說”雖然不無比附之嫌，但強調細菌古已有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醫接受細菌學的難度。
在疾病成因的解釋上，中醫立足經典，認為細菌並非主因，它的滋生不僅與空氣、溼度、溫度、季節變化等外在因素相關，還跟個人身體狀況，如氣血、經脈密不可分。人體是一整套玄妙的系統，健康與否，視各種氣的消長與症狀關係而定，如果僅憑實驗室觀察到的病菌來確定疾病，無異於將“試驗管視同人體，以動物試驗為金科玉律”。何況細菌種類繁多，變化多端，遠非當時診斷技術所能完全確定。西醫忽略人體內外環境單講細菌，是捨本逐末的做法。
基於這樣的認知，中醫自信其所堅持的氣論和辨證施治，在疾病診斷和治療上更可靠。名醫惲鐵樵就認為西醫重細菌是著眼於外因，但感染病菌與罹患疾病並不能完全畫等號，生病與否關鍵在於個人精氣是否充足，亦即西醫所說的“抵抗力”和“免疫”，而精氣又跟五志、飲食、男女性事相關。因此，驗菌只能驗證或補充中醫理論，並不能撼動其根本。有些急性病發展迅速，病症變動不居，殺一菌又變一病，如果拘泥於病菌本身而忽視病症變化，不僅對診斷毫無幫助，甚至可能錯失治療先機。更重要的是，西醫雖能驗菌，但無有效殺菌藥物，只能倡導隔離、消毒等消極預防法，在中醫看來，這遠不如以調攝之法增強病人氣血或抵抗力來的高明。
有鑑於此，中醫發展出了許多對付細菌的觀念和藥方。有中醫認為，細菌並非熱病主因，因此藥物使用應當著眼於驅逐導致菌毒的“外氣”，即寒和熱，菌毒既除，菌也就不足為懼。也有人認為，中醫傳統的解熱拔毒或殺蟲方劑事實上也有除菌功效，用汗、吐、下等法將體內之毒排出，病人自然能夠痊癒。還有醫者相信“微生菌既由氣候而來，參氣候之變”，氣才是根本。因此，不用汲汲於微菌和殺菌本身，立足傳統，調整外在之氣與人體關係才是治本之要。
細菌學影響下的大眾觀念
20世紀初，細菌學的傳入為中國帶來了一套新的衛生學的標準化操作，但事實上，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去思考細菌、實驗或科學用藥，仍然沿用傳統應對方式和養生之道。在面對西醫衝擊時，中醫雖有所匯通，但根基仍是傳統經典。這種中西交織、混雜的局面，塑造出中醫新的防疫技術和抗菌思想，還由知識層面下滲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呈現出豐富的社會和文化圖景。
在中醫抗菌思想中，氣論始終處於核心位置。中醫認為，食物與氣相關，有寒、熱之分，飲食不當會導致“食傷”。因此，傳統中醫在熱病患者的飲食上有諸多禁忌。例如不能吃肉食，因為會使體內產生過多熱氣；不能過食，因為胃氣還未完全恢復，不利病後調理。此時，雖然食禁原則有所鬆動，但多數中醫依然強調病人病後不能妄進食物，飲食以清淡、素食為主，也不能吃得過飽。同樣，中醫傳統的“虛”“補”觀念，依然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中醫強調病人在調養期應保持靜養，不可勞動、多語，飲食起居慎之又慎，同時注意身體與外氣的調和，唯此才能夠匡扶正氣，恢復健康。這與西醫從細菌學入手，阻止菌毒生長和傳播的做法很不一樣。
不過，西醫知識的傳入，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國人的身體觀和健康觀念。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對風的認識。傳統中醫認為風是危險的，生病後病人應當閉門不出，以免再度感染風寒。但接受了細菌學的中醫主張病室空氣流通，倡導住所中多焚降香、大黃、蒼朮等物。這樣的做法雖古已有之，但此時中醫的解釋是“細菌學式”的，出於破壞細菌滋生的潮溼空氣殺菌的目的，關注的是人與物質、環境共生的議題。許多傳統中藥，如雄黃、藿香、蒜、硃砂等也在此背景下被再次“發現”，其功能是防疫。
在飲食上，當時的中醫吸收了大量西醫營養學和抵抗力知識，轉化為解釋傳統“食療”或“食禁”的依據。傳統的氣、血、精等觀念，也在此時被新的科學概念包裝起來，成了一種既現代又有延續性的論述。而近代商業發達，也為社會提供了眾多似新實舊的滋補品。這種中西新舊觀念的混雜、互動，最終都成為新中醫的組成部分，而我們今日所認識的中醫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中演進而來。
餘論：中醫史研究的意義
《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雖然是一本醫療史著作，但該書描述的近代中醫的困境和努力，事實上是此時中國傳統學術共同面臨的問題。20世紀上半葉，每種傳統學術都在堅守經典與回應西學挑戰中尋求平衡，在民族危機、救亡圖存中證明自己的價值。
傳統中醫得以在細菌學的衝擊下自存，一方面在於它在堅守傳統理論的同時，吸收西醫知識來排除舊有理論中的某些部分，並在其中融入新的解釋，成功走上“再正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於它能為民眾日常的防疫、治療和調養提供指導，彌補西醫重“公共”輕“個人”的空缺。這兩方面的努力最終為中醫構建起了一套新的知識體系，使其順利進入國家醫療體制，並在與西醫的相互借鑑中不斷更新發展，存續至今。這與近代世界許多地區的民俗療法在西醫衝擊下被邊緣化，甚或被廢的命運形成了鮮明對比。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又不是單純的醫療史著作，它折射的是近代中國傳統知識的轉型與再造，適合所有關心人類文明衝突下傳統文化命運的讀者。
（作者：李恆俊，系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閱讀更多 東大街5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