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至1989年，王蒙任文化部部長。圖為王蒙在辦公
耄耋之年，尚能創作？85高齡，新寫愛情！今年7月，原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王蒙出版了新書《生死戀》。“王蒙老矣，寫起愛情來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寫起戀愛來有自己的觀察體貼。”從王蒙的這句自我調侃中，足以窺見他豪氣不已的寫作熱情和瀟灑恣意的人生態度。近日，記者在北京採訪了王蒙。王蒙說，他如今創作起來依然如痴如醉，“能在80多歲寫小說，真是幸福！”。
非寫不可的愛情故事
王蒙的新書《生死戀》一共收錄了他最新創作的四部作品，除了中篇小說《生死戀》外，還有中篇小說《郵事》和兩篇短篇小說《地中海幻想曲》《美麗的帽子》。
《生死戀》描繪了北京普通宅院裡頓家和蘇家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不解情緣，裡頭包含了愛恨情愁、家長裡短、生老病死。從1898年到2018年、從北京胡同到美國聖何塞、從“蜂窩煤”到“洋插隊”，王蒙把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戀”納於中國近代以來的百年滄桑之中，寄託著他對世間萬象、人生悖論的深入思考，如一部行雲流水卻力透紙背的時代畫卷。
《地中海幻想曲》與姐妹篇《美麗的帽子》講述的是小說女主角隋意如雖有著顯赫的家世、學歷、榮譽、身份等，卻在談婚論嫁問題上屢屢觸礁。王蒙採用意識流的寫法，記述了隋意如登上地中海幻想曲號郵輪後在雅典的旅行經歷和心理起伏。
《郵事》則是一篇非虛構小說，“裡面幾乎哪一年在哪個郵局都是真實的”。王蒙獨闢視角，以自己幾十年來因領取稿費而與郵政、郵儲打交道的經歷和感受，描摹出歲月的變遷。
總的來看，《生死戀》一書都在講愛情。那麼，已是耄耋之年的王蒙為什麼會出乎大眾意料忽而寫起了愛情？
“我不是非要寫愛情故事，而是這些愛情故事非讓我寫不可。”王蒙回答道，“在我的朋友當中、親戚當中，在我熟悉的人當中，不斷地發生著一些讓人關心、讓人議論、讓人慨嘆的故事，而且對這些事情可以分析和談論的角度非常多。”
其實，《生死戀》是愛情，卻也不是愛情。小說主人公們所經歷的一切，實際上還折射著對人生的選擇和命運的安排，亦是當下現實世界的真實縮影。王蒙說，“我在寫作過程中也覺得，世界上有些事可能超過利害、超過價值判斷、超過典型人物，是一種非典型的典型。”
王蒙堅信，愛情是美麗的，失戀也可能更動人；一帆風順是令人羨慕的好運，飽經坎坷的話，則意味著更多更深的內心悸動。獲得是舒適的，而失落的話是更好的故事胚芽，甚至窮極無聊的最最乏味的煎熬經驗也能成為非同尋常的題材。
感知時代脈搏的共和國“手絹兒”
今年正值新中國成立70週年，曾有評論家把王蒙比作共和國的“文學旗幟”，因為他的創作橫跨70年，本身就是一部共和國文學史。從1950年代飽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與激盪文壇的震顫之音，到1970年代的異域風情與時代隱喻，再到1980年代的藝術探索與內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節系列”，王蒙一直記錄著新中國在前進道路上的豐富歷程。
對此，王蒙卻謙虛地回應稱，“我還是當共和國的‘手絹兒’吧。”的確，“旗幟”飄揚在空中，令人難以觸及；而“手絹兒”卻是被切實地攥在手裡，可感知時代的脈搏。
作為一名極具時代性的作家，王蒙認為文學與時代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在中國，時代的變遷、生活的發展、語言的發展以及生活方式的轉變都非常明顯，所以當你把生活寫得具體、寫得真實、寫得感人的時候，馬上就會看出時代的不同。”
“我們搞文學的還喜歡說一個詞——‘時代精神’，不同時代的語言、想法、心態都不一樣，生活方式不一樣，掙的錢也都不一樣。我們現在常常說的很多東西都和時代的變化是有關係的，包括傳統的諸子百家，其實我們現在講孔子肯定和東周時期講孔子不一樣，感染的點也不一樣。”王蒙的引申觀點是，作為一個靈動的作家、作為一個時刻想念著新作品的作家，他和時代的關係應當是非常密切的；一個對時代、對時間喪失了感覺的人，也許做別的工作更合適。
“其實你在寫作的時候，沒有人會告訴你時代變了。比如說我在《風箏飄帶》中第一個描寫的是東單那邊的星海鋼琴廣告，可如果我要發現的是可口可樂的廣告或者其他什麼標語，那變化就更不一樣了。”王蒙舉例說道。
在王蒙看來，時間本身就是文學中的一個因素，一個作家如果能夠保留住或者堅持住對生活的嚮往和體貼、對人的興趣和體貼，那麼他作品的時代性就出來了。“當然也有一種作家很可愛，整天只在自己的書齋裡頭查資料，相反地兩耳不聞窗外事，這種雖然比較少但也有。”
伴隨歲月流轉和時代變遷，那麼一部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在王蒙看來又應當是什麼樣子的呢？
“有價值的作品各式各樣，一個作品的好壞全世界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但是起碼要讓自己感動、還能感動別人。如果連自己都感動不了，那也很難去感動別人。一般來說，如果感動自己能感動250℃了，可能只感動了別人60℃。”王蒙娓娓道來，“當然一部作品和作者的頭腦、精力、對語言的應用有關係，和作者讀過的書、和作者的見解是否有特色和與眾不同都有關係。有時候，即使你寫作的時間很長也不一定寫得好。你看曹雪芹只寫了半部《紅樓夢》，可是誰能和他比？”
“我的寫作趕不上詞兒的出現”
“文學是我給生活留下的情書。文學是我給朋友留下的遺言。文學是人生的趣味和作料，辣與鹹，酸與甜，稀與稠，鮮活與陳釀。文學，是比我的生命更長久的存在。”王蒙說。
自19歲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至今，王蒙已經進入第66個寫齡。他已累計寫下了1,800餘萬字，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意、日等20多種文字，廣泛傳播於世界各地。
“我是一個入世很深的人，擔任過高高低低的各種領導職務，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我堅信自己是徹骨的與堅持一貫的文學寫作者，甚至擔任文化部部長的時候，也沒有停過筆。”對王蒙來說，寫作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國的說法是青春作賦，皓首窮經。我近年也寫過不少談‘孔孟老莊’的經典的書，同時我一直興高采烈地寫著新的小說。”
“我現在還能回憶起1953年開始寫作時那種如醉如痴的狀態，想不到到2018年、2019年我還能如醉如痴地寫作。”或許這就是文學天賦對王蒙的寵愛，使他從未陷入過文思枯槁的窘境。“我的寫作其實趕不上詞兒的出現，實際上是各種詞彙從四面八方向我湧來。要不我就不寫，我寫的時候從來沒有過說沒詞了，一會兒抽菸、一會兒冥思苦想、一會兒把稿紙撕了……這些都沒有！如果我今天覺得不對勁，我就不寫。我要一寫，那股瘋勁兒就上來了。”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獨樹一幟的作家，王蒙打通了小說與散文、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虛構與非虛構、創作與評論之間的界限，在文學各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詣。王蒙也是當代作家中的“語言英雄”，讀王蒙的書，你會被他詩意才情所感染，會被他老辣精準的比喻所折服。即使是在日常談話裡，王蒙也可以將他行雲流水的“蒙式文體”展現得淋漓盡致。
王蒙說，寫小說的感覺是找不到替代的。寫小說的時候，他的每一粒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不寫抖擻，寫成哆嗦也行。”他幽默地表示。“模寫也罷、紀實也罷，你在創造一個世界，你在用語言激活人物和靈魂、情感和想像，你喚起眼淚和激情、關注和猜測。當然，還有好人與智者的思想。”
在王蒙的文學世界中，“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這是王蒙引用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的話。“我喜歡這句話，雖然全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王蒙解釋道，“我的引用是註釋我的意思：就是說，包括悲哀與失落，種種經驗都可以得到文學的滋潤、發芽、長葉、開花、結果。”王蒙認為，只有文學能延伸我們的體驗，能記下生活、記下心緒，能對抗衰老與遺忘，能煥發詩意與美感，能留下痕跡與笑容，能實現幻想與期待，能見證生命與滄桑，能提升與擴容本來是極其渺小的自我。
當然，在王蒙的小說故事中，也從未有過一個純粹的壞人。他對此調侃說，“因為我這人善良，所以老看著人家是好人。”“你要理解每一個人，包括你不喜歡的人，包括老盯著咬你的那個人，他也有他的某些道理，有他的某些貢獻。”
老王不老，實乃高齡少年
“老王不老”，這是採訪過程中王蒙給記者留下的“簡單”印象。他的談話不僅思路清晰、鏗鏘有力，而且極具幽默、風趣可愛。王蒙自喻是保持著六塊腹部肌肉的“耄耋腹肌男”，除了寫作，他還堅持游泳、追劇，每天步行七、八千步。
誠如作家鐵凝所說，“王蒙是高齡少年，因為他對生活中各種事永遠都充滿興趣，都躍躍欲試，真的不像是個老人。”
或許“老王不老”的秘訣，正在於王蒙自身對衰老問題的達觀態度。大約十年前，王蒙曾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及，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有沒有感覺思維短路、提筆忘字、欲寫不能。“這個問題其實挺難回答。我當時想了半天，最後說我暫時還沒有，我估計明年就會有了。這樣我也表示挺謙虛不是？過了一年，我還說‘明年我將衰老’。”王蒙笑道。
不過王蒙也坦言，如今自己各種衰老的現象也非常明顯。他其實戴著助聽器，視力略有下降，閱讀量更是比過去減少了很多。但樂觀的王蒙說，“老了也有一個好處，積累了很多人生經驗，積累了各種各樣的見聞，看到了萬象萬態，寫起來長袖善舞。這怎麼寫都是左右逢源、俯拾皆是。”
“畢淑敏告訴我，日本有一種說法叫成長到死。那麼小說也可以創造到老，書寫到老，敲擊到老，追求開拓到老。”如此看來，筆耕不輟的王蒙還將繼續書寫下去。
“藉此機會問候香港的作家同行們！”
訪談最後，王蒙與記者聊起了香港。
“我參加過很多香港作家聯會組織的活動，我和香港的一些作家也都很熟，像曾敏之、金庸，還有潘耀明、劉以鬯。因為香港沒有像內地中國作家協會這種很強大的機構保障，也沒有專門的費用來支持這些作家，所以我覺得在香港一個相對比較清苦的寫作環境下，還有那麼多人喜愛寫作、堅持寫作，是非常寶貴的。”王蒙說道。
王蒙還特別緬懷起金庸先生，他說金庸曾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出版時特意為自己來站臺。
“金庸先生的作品確實寫得非常好！”王蒙感嘆稱，“金庸專門寫武俠小說，武俠小說一般都有自己的套路，這個不足為奇。但是能把武俠小說寫成金庸這樣的，我認為在我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不會再有了。當然，二百年以後也許有。”
“我也藉此機會問候香港的作家同行們！”話語至此，王蒙不禁有些潸然，令人感到他對珠江彼岸同行故友之間心心相惜的珍貴情誼……
文｜紫荊雜誌記者 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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