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备受社会瞩目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由我社出版的徐则臣的《北上》与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一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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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丨徐则臣：在运河里，打量一个辽阔而古老的中国
今天推送的文章，来自《北上》的责编陈玉成。从文本编辑、封面设计，到文案拟写，他将从编辑的角度，讲述《北上》背后的故事。
在《北上》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
《北上》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烟火长河的来处与归路
陈玉成
2018年7月，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已进入创作的收官阶段。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位于北京城东南部的通州。为了创作《北上》，徐则臣在几年的时间里，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为了保证创作中历史地理细节的精确与严谨，他决定前往通州运河再做一次实地寻访。当我们已习惯了许多作家躲进小楼闭门造车时，这种追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态度，显得更加难得。这一次，社里的韩敬群总编辑与我，同时邀请上了北京物资学院教授、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先生，陪同徐则臣一道前往，因此也见证了《北上》书里书外的这最后一程故事。
大运河由杭州一路北上，穿过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伏脉千里之遥。一只塔影认通州，当年，运河的漕船驶过张家湾码头，再往北，瞧见燃灯塔的时候，通州便近在眼前了。刘绍棠先生曾写过一篇《龙头凤尾北运河》，对于故乡满是自豪，“踏上了北运河地面儿，也就瞧见了京门脸子。运河从北到南，北运河是大运河的龙头；大运河从南到北，北运河就是大运河的凤尾。”这一天，当我们来到北运河通济桥边时，满眼所见，却是一片寥廓冷清。五河相汇处的“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极其平静，波澜不兴。当我们驱车再到通州东南的张家湾码头时，这里显得更加落寞。这个曾经的“大运河第一码头”，见证过明清两代漕运的辉煌年代，在漕运废弛后便渐趋凋零。张家湾南门外，萧太后河也不复旧日光景，萧索老迈的通运桥上，只有隐隐可见斑驳的车辙印，留待后辈复登临。我们也只能在想象中遥见此处当年“河面船只穿行，河岸行人如织，如同江南水乡”的盛况了。
通州张家湾通运桥
《北上》的创作以历史与当代两条线索展开。通州既是历史一脉中运河命运的终点，也是当代一线中故事生发的源点，其地理意义的符号性不言而喻。燃灯塔、张家湾、蛮子营、杨坨……这些至今仍是通州标志的所在，也是作品中的重要背景地。徐则臣说，故事中的北上一行在抵达通州的那天中午，离北运河的尽头不足十里时，不幸受伤的主人公小波罗辞世。同期，清政府颁布了废漕令。现实中运河的命运似乎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前因，一百年的历史便在不经意间嫁接在了一起。如何准确地写出一百年前的运河生态和生活于此的运河人的精神状态，这种“无中生有”、由虚入实的创作，尤其考验一位写作者的功力，这便需要其找到一条进入历史的最有效的方式。写出一时一地的运河故事不难，跨越百年从南到北的“虚构”却并不容易。融入笔下的这片土地，往往是与历史、与古人产生精神关联的唯一路径。
徐则臣在通州运河
而这并不是徐则臣第一次在作品中写运河。从小生活在江苏段运河边的他，对于运河的各种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在二十年的创作道路中，运河始终是徐则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从早年的《运河书》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运河的影子从未缺席过。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则臣便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以大运河作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而这也是运河第一次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台。徐则臣说，“这四五年里，业余时间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水来回走，走走写写，写写走走，读了六七十本书，差不多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半吊子运河砖家。”这一天，这“半个运河专家”在千年的大河面前却异乎虔诚恭敬，除了听陈喜波先生讲解通州地理生态，偶尔参与进我们的交流，更多的时候，只是用随身备用的小笔记本记下一些在创作中可能有用处的素材。在《北上》即将完稿之前重访通州运河，对于地理细节的订正与修补固定是一种原因，我更愿相信，这是一位对运河情感深厚的写作者的一种仪式感。当他说《北上》写了四年时，其实，《北上》已经写了二十年。在他二十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就已经在写《北上》了。
作为当代70后作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应该说，徐则臣近年来的创作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准。这部《北上》，同样带给了我们相当多的惊喜。在这部作品中，其看似处理得仍是熟悉的题材与主题，实则是在熟悉的运河水中努力寻找着一片陌生的天地。他走出当代大都会外乡人的生活，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从天朝的崩溃到旧邦新命，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为近几年来已近繁荣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韩敬群老师见证了《北上》从创意衍生到作品问世的全部过程。2014年，他与徐则臣在北京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碰撞出了《北上》写作的最初想法。其后陪同作者多次实地走访运河，拜访专家学者，翻检史料典籍。在伴随《北上》写作走过了四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气象，格局，北上两字适足以当之。譬诸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地隔中原劳北望，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脉、精神之北。小说一个重要主题恰是借一条大河写旧邦新命。两层意义，两字见之。”对此，徐则臣说，这是《北上》书名释义的标准答案。
因为出版周期较短，编辑时间紧张，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们便同时推进着几个编次与校次的工作。而《北上》的出版，也应该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几年为单本书投入编辑力量最多的一次。在韩敬群老师与我作为责编之外，我们同时请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总编辑李总，十月文艺社副总编辑章德宁、十月文艺社副总编辑胡晓舟等多位领导与编辑老师共同审稿，在政治、历史、文学、民俗等多个方向上共同把关。《十月》杂志的资深编辑宁小龄、季亚娅两位老师在杂志版书稿的编辑中给予了我们诸多启发；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杨平老师对于作品的某些细节也提出了专业的宝贵意见。
同时，我们将书稿分别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先生与陈喜波先生。马勇先生作为近代史研究大家，评价“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创造”，并对作品在历史文献细节上的规范，为“义和拳”“义和团”“拳民”“教民”等概念的厘清指明了方向；陈喜波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传弟子，深谙运河人文与地理生态，对作品中的运河路线及沿线地名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如书中某章写到，“（北上一行）运河到了徐州府一带”，陈先生便提出，“明后期开泇运河，运河不再经行徐州。康熙时开皂河，新中河运河从清口一直到微山湖，不再利用黄河漕运。
建议路线：清口→宿迁→窑湾→梁王城→台儿庄。”凡此种种，我们均进行了更正，一如徐则臣在创作中对自己提出的苛刻要求，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文字，都要有出处；每一段河道、每一个菜名，都要有考证。“《北上》要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主人公谢平遥与小波罗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因此，在《北上》的封面设计与文案拟写中，我们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再现这部作品的史诗格局与文人气质。
徐则臣在京杭大运河终点标志—拱宸桥
本书的封面，由曾设计徐则臣《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作品的资深设计师杨嵩麒先生操刀。在磨合了三种样稿、近十个版本之后，《北上》在主图、配色、书名字体及翻译等各个细节上最终定稿。封面的下部以江南运河版画入题，千帆竞发、舟楫如织，烟火人生里流露出的沉实与温暖，大气磅礴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上部为通州运河，夜幕垂帘，天似穹庐，月下的燃灯塔独立大河之上，更显空灵辽远。由南至北的地理格局、历史与现实的遥相呼应，无不契合着作品中“北上”的主题与双线。红白蓝的配色，则在经典复古中更显一种现代清爽。宋体书名“北上”两字沉稳厚重，书名翻译“NORTHWARD”简约精准。这当是一版能在读者中得到广泛认可的设计。
相比于封面，文案的定稿则要顺畅许多。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条千年大河直入这个民族的遥远历史，重拾我们的来处与归路。因此，在腰封的主文案中，我们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一句作为全书的核心主题。大水汤汤，溯流北上，青春作伴，还我故乡。正如徐则臣所希望呈现出的，因为这第一次将运河完全作为主角的写作，他与一个宽阔悠久的历史与文脉逐渐接近，然后接上了头，从此，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了“民族”的投影。在作品的题记中，在与作者沟通之后，我们选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篇提振全书。“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四句诗里有诗人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的博大与悲悯，深刻契合全书内容及灵魂人物，同时与作者以知识分子立场思考历史关注民生的角度相照应。这样一次深刻切入民族史与文人精神的写作，以此开篇想必是立得住的。
2018年12月，在几个月的编校与印制工作后，《北上》出版问世。短期的做书工作，在作家数年的辛苦创作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敢言个中劳苦。这里，还是想再分享《北上》里这样一处饶有趣味的细节。当谢望和摔伤后提出去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大和堂”时，孙宴临说，“早关张了。初医生全家搬走了。”“大和堂”与初医生均出自徐则臣的经典作品《耶路撒冷》。只此一句，两部作品相遇在淮安这座运河之都、这座徐则臣的文学故乡，两段行走在水上的传奇，在时间与空间上又重新交融在了一起。《耶路撒冷》写出走，初平阳们搬走了，他们不断地走向世界，走向运河那一头那个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北上》则是写回归，从遥远的南方溯流北上，纵然前有险滩，道阻且长，也要看一看流过故乡的运河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模样。孙宴临说，“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徐则臣这一次《北上》的回归，这一次精神意义上的还乡，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度与景象。
本文原载2019年10月14日《文艺报》
十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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