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历来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的说法。正因如此，藏书不能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兴趣广泛，全无心得”，而是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和专题性。
“当今国内收藏古旧书的群体中……杨成凯的词集、孟宪钧的碑帖、林章松的印谱、王扬的佛经、刘扬的西文汉学、姜德明的新文学、陆昕的说部丛书、谢其章的老杂志、吴兴文的藏书票、方继孝的手札、励双杰的家谱等等，都是独步天下的专题收藏。”
谢其章先生的专题收藏——民国时期的期刊杂志，赫然在列。
20世纪初，“新考据学派”形成，扩大史料范围，是这个学派的一大特色。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就提出，“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
在此之中，报刊杂志无疑是作为一项新潮事物被接纳入史料体系的。它们可以形成关于某一事件的互动平台，使办报方与读者的立场、观点均得以展示，还能用以鉴别他人著述、回忆录等史料，判断其中刻意或无意形成的真伪，及了解某些观点变化。然而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留存的报刊资料并不十分丰富，其中一大原因是国内传统重藏书、轻藏报，报刊资料便常常残缺不全。
因此，谢其章先生的民国时期文化杂志收藏，就显得弥足珍贵。
作为一位藏家，谢其章自称是“为藏书而藏书”，并非以研究著述为目的。但特别的是，他又因收藏而走向写作。他的《搜书记》《搜书后记》《搜书劄记》等书，记载了多年以来的买书淘书日记，平实而别有趣味；《佳本爱好者》《书鱼繁昌录》《我的老虎尾巴书房》等由作者本人的收藏出发，介绍了多种近代图书期刊的封面设计、装订和细节内容等方面的知识，进而展现了作者在藏书方面的个人爱好和独到见解；《创刊号风景》《终刊号丛话》《封面秀》及《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等，则关注近代期刊的特别刊号与题材，并展示作者及书友的相关收藏、考证成果。
谢其章的著作
而在新作《春明谈往》中，谢其章先生又慷慨展示了他收藏的《现代》《小说半月刊》《时代漫画》《电影新闻》等珍贵史料，并单独为每幅图片配上独特的简介与考证说明。其中，被称作“新感觉派”支柱的文学家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第四卷邀请了庞薰琴、张光宇、雷圭元等当时的美术界新锐，创作了数张具有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封面画，风格独树一帜，因此不仅在期刊收藏中价值珍贵，对近代艺术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史上首次聚于一图的“六君子”
谢老钟爱的张爱玲曾说，“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黑白的瓜子壳”。不过，对于文献和历史研究而言，细细收藏、分析这些碎壳，倒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春明谈往》中，作者便呈现了自己与书友们新近的考证成果。《封面画的署名》一篇，研究了《现代》《六艺》《文艺月刊》等杂志的封面，并简要甄别了“画封面”“封面画”和“封面装帧”三者的区别。《黄裳1942年冬离沪入蜀日期小考》一文，则是与书友宋希於考据了著名作家黄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离开人心惶惑的上海一事的具体日期。还有《马思边草拳毛动》《最美的小说杂志》等篇，分别介绍了抗战时期的期刊发行，以及中国画报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得所主编杂志《小说半月刊》的变革与终始。
在这些颇有意趣的考据之外，《春明谈往》也记载了居住于别名“春明”的北京城长达六十余载的作者的生活实录：不仅有到横二条胡同、中国书店等地搜罗旧书、旧期刊的特别经历，也有自家小院内的柴米油盐和书海逡巡，以及对母亲、姜德明、李君维等旧人旧事的追忆与随想。在记忆与漫谈之间，不仅为我们勾勒出藏书家视角、难得一见的旧京图景，也在考据之上建构了因填充了细枝末节而更加栩栩如生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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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春明”为北京之别称，“春明谈往”即作者六十余载居于北京的札记、书话、随想。书中颇有老北京风味，横二条搜罗民国老杂志期刊，中国书店和店员攀谈淘书，追溯“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北平的文化界生态与媒体报道，甚至连旧时北平的地名和风俗，都在字句之间流露出来。一幅“书刊中的四九城”图卷慢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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