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市場開始擔憂綠色債券市場的均衡情況。一方面，綠色債券的需求十分巨大，投資者開始努力提升其ESG投資資質，為綠色資產募集資金。而另一方面，綠色債券市場卻面臨著供給不足的問題。丹麥銀行的企業和機構業務負責人Jakob Groot在5月的斯德哥爾摩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年會上表示，“我們不可能憑空創造出環保資產。”這是《歐洲貨幣》(2019.6)中一篇文章要傳遞的洞察。以下為該雜誌6月刊封面：
市場火熱背後，如何解決綠色債券的供需之痛？
金融市場常常供需失衡，尤其是當需求遠超供給時，情況會十分危險——人們會為產品發行制定扭曲的激勵措施，正如2007年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
如今，市場開始擔憂綠色債券市場的均衡情況。綠色債券的需求十分巨大，投資者開始努力提升其ESG投資資質，為綠色資產募集資金。
而綠色債券市場的問題也非常常見——供給不足。丹麥銀行的企業和機構業務負責人Jakob Groot在5月的斯德哥爾摩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年會上表示，“我們不可能憑空創造出環保資產。”
但人們不會放棄嘗試：只要市場上存在買家，就不缺發行者和中間商。市場上對“漂綠行為”(以綠色債券的名義為未達到標準的資產或項目融資)的指控絡繹不絕，加強監管也迫在眉睫。“我非常擔心，如果供求關係決定了綠色債券定價，那發行者會將任何他們自己定義的綠色資產帶入市場。”北歐投資銀行可持續資產評級負責人Lars Eibeholm警告。
“深綠色”債券投資者對“漂綠行為”深惡痛絕，這類投資者購買債券標準非常嚴格。“我們不願意為了市場蓬勃發展就降低標準，”倫敦Rathbone道德債券基金的助理基金經理Noelle Cazalis表示。“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保持投資透明度。我們希望看到綠色債券不斷髮展，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篩選流程。”
但是，也有許多人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當前首要的目的是鼓勵變革。如果要解決當今巨大的環境問題，市場就需要採取更靈活的方式，鼓勵更多的參與者加入，而不是在標準上過分苛刻。
舊金山Equilibrium Capital Group的產品開發和研究主管David Chen表示，“那些聲稱只投資純環保公司的‘純粹主義者’只是口號。他們對礦產公司公司嗤之以鼻，但卻用著iPhone，靠交通工具出行——這都是用金屬製成的。他們坐飛機前往巴厘島開會，討論如何拯救地球。區區幾個1000萬美元規模的項目是沒法解決全球性問題的。”
那麼到底該如何權衡呢？如今很多機構投資者都在宣揚自己的“ESG戰”，龐大的市場需求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綠色債券發行人。“綠色債券市場本身不會憑空創造環保項目，”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可持續銀行業務負責人Tanguy Claquin認為，“這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因為同時我們又需要一個足夠活躍的綠色債券市場來為環保項目融資。”
所以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綠色債券市場需要滿足投資者對產品的巨大需求，否則等待它的將是步固定收益領域的後塵——高收益債、次級住房貸款抵押證券或二手商業地產等等。
那麼該如何通過擴大綠色債券發行來滿足投資者需求？
方法之一是拓展發行人範圍，允許有非環保業務的企業就其部分環保業務發行綠色債券。但這隻有在市場能夠明確定義環保時才可行，並且需要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化。
花旗銀行綠色和社會債券發行總經理Philip Brown認為：“市場必須接受能源轉型的觀念，承認在轉型期裡碳氫化合物仍有一席之地。我們需要更加被廣泛接受的環保分類法。”
“很重要的一點是幫助汙染企業慢慢轉變為環保企業，”東方匯理的社會責任固定收益投資負責人Alban deFa在最近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上表示。但這並不容易，“問題是你是否有信心從一些汙染企業的債券發行人那裡購買綠色債券。比如很多投資者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他們的ESG評級。”
ESG評級已經成為一項普及的業務，不再侷限於像Sustainalytics這樣的專業機構。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GSIA)的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8年，可持續資產增長了34%，達到30萬億美元，因此ESG評級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今年4月，穆迪就宣佈收購了Vigeo Eiris的多數股份(一家巴黎ESG評級公司)。
低ESG評級對於綠色債券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困擾。斯德哥爾摩Swedbank Robur固定收益負責人Ulrika Linden表示：“我們不會從ESG評分低的債券發行人處購買綠色債券。”
同時，也有人認為現有的ESG評分標準並不夠科學有效。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團隊宏觀戰略負責人Jim Caron表示，一些商業化評估機構的結果造成的問題比試圖解決的還要多。“如果你過分關注評分，你會被漂綠項目誤導。例如，房地產的碳評級良好，ESG分數很高，但這並不代表它一定比其他產業更綠色。如果完全依賴外部評級，那麼就是被動反應，而不是真正積極參與到了ESG投資中。”
Rathbone的Cazalis則強調在篩選過程中，除了關注綠色債券本身，一些投資者還會關注債券發行人其他活動。“舉個例子，聯合利華雖然發行綠色債券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由於聯合利華進行動物試驗，我們並沒有購買這一綠色債券，”她解釋道。
這種做法可以理解且並不罕見，“有些投資者十分嚴格，他們認為即使是在為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高排放企業也不能發行綠色債券。”美林美銀全球ESG資本市場主管Suzanne Buchta說。“但如果我們想要過渡，就需要儘可能多的債券發行人，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這很難一蹴而就。但市場需要過渡，而不是堅持純粹主義。”
處於轉型中的行業是綠色債券市場的潛力股。但現在氣候變化成為公眾關注焦點，要求投資者不堅持純粹主義也確實很難。
提高綠色債券發行的另一種方法是鼓勵評級較低的高收益債券發行人進入市場。他們雖然已經發行了一些高收益率的債券，但增長並不容易實現。荷蘭投資管理公司NNIP的首席綠色債券投資組合經理Bram Bos表示，“高收益公司通常規模較小，可投入資源較少，因此可能不太關注ESG。我預期這一細分市場能夠進一步發展，但空間有限。”
買方積極性似乎也不高。“比起更高的收益率，投資者更希望配置投資級的債券，”Natixis的全球綠色與可持續金融負責人Orith Azoulay如此認為。儘管如此，市場上對次投資級債券的需求仍然存在。6月下旬，未經評級的德國農業、能源和物流集團BayWa發行了5億歐元的五年期綠色債券，吸引了7.5億歐元的訂單，該債券利率最終定價為3.25%。
第三種方法是鼓勵ESG評分高的公司發行由公司信用支持、而非特定項目支持的債券。這將新增一大批新的債券發行人，但會很難對債券的綠色影響力進行評估。“從數據粒度上來說，以項目為標杆的綠色債券顯然更容易評估，”Azoulay說。
不過，與綠色相關的貸款市場發展迅速。穆迪的數據顯示，綠色鏈接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規模在2018年達到了360億美元，且仍在快速增長。對於沒有明確的綠色項目的公司來說，綠色債券是一個不錯的融資方法；綠色債券市場也需要向綠色貸款市場學習如何鼓勵發行人改善ESG方面的表現。
北歐投資銀行的Eibeholm對《歐洲貨幣》表示，“我們通常會為資本支出(capex)融資，但我們更多的理解運營支出(opex)。供應鏈上很多零售性質、輕資產性質的公司也做出了綠色的貢獻，改變了消費者的行為。他們其實也可以成為綠色債券的發行人。”
比如今年6月，丹麥風電場運營商歐洲能源公司(European Energy)發行了以歐元計價的綠色債券，規模從1.2億歐元增加到1.4億歐元，訂單超過了2.3億歐元。這支債券的部分收益將用於投資新的綠色項目，但其餘部分則用於提前贖回未償還的2021債券。
美林美銀的Buchta也認為這種做法有利於鼓勵綠色債券的發行：“這樣綠色債券基金可以投資更多此類債券，久而久之，我們可以幫助降低這些企業的資金成本。”
有關綠色債券市場是否應該在“漂綠”的風險下更加包容，顯然存在兩種相反的思想流派，這兩個流派之間如何最大程度的“和解”，可能是綠色債券市場解決供需之痛的要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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