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6年第45期，原文標題《美國國家公園：最好的構想正文》，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華盛頓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二層北大廳陳列著一幅寬約2.1米、長約3.6米的巨幅油畫：金色的壯觀山谷鋪陳開去，遠方，山谷盡頭，直瀉而下的瀑布籠罩在滾滾升騰的白色水霧中。1872年，美國哈德遜河派畫家托馬斯·莫蘭根據自己的探訪經歷畫下了這幅《黃石大峽谷》。國會付給莫蘭1萬美元，買下畫作將之懸掛在參議員畫廊展示。那是美國政府第一次出資購買一位美國藝術家的美國風景畫作。正是在這一年的3月1日，總統尤里西斯·格蘭特簽署了《關於劃撥黃石河上游附近土地為公眾公園專用地的法案》，宣告了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公園的誕生。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景觀

荒野何以被冠以國家公園之桂冠？黃石的誕生存在許多傳說。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來自沃什伯恩探險隊。1870年，蒙大拿準州國土局總測繪師亨利·沃什伯恩帶領一支19人組成的探險隊奔赴黃石河上游（Upper Yellowstone）地區，對那裡獨特的間歇泉、熱泉、瀑布等地理景觀進行考察。根據該考察隊成員蘭福德的回憶，1870年9月19日晚，考察隊在位於吉本河（Gibbon）與火洞河（Firehole）交匯處露營時，他們圍繞如何利用所發現的土地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討論”。“有人提議，利用我們的探險成果，可設法佔據最有前途的一塊景區。如果誰能搶先佔有黃石下游瀑布對面三塊區域的土地，並設法佔有沿峽谷延伸的河流地帶，這塊地皮最終會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搖錢樹。”然而，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年輕律師科尼利厄斯·赫奇斯提出，這塊區域的任何一塊土地都不應該為私人所有，應將整塊地盤劃出來設為一座偉大的國家公園。這個別具一格的想法令大家茅塞頓開。

美國哈德遜河畫派畫家托馬斯·莫蘭作品《黃石大峽谷》

篝火傳說的真實性一直受到歷史學家的質疑。事實上，這個標榜“公共性”的理想主義故事的背後存在著一套商業邏輯。當時，北太平洋鐵路公司正在修築連通五大湖區與太平洋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的鐵路。該公司非常希望通過宣傳和推廣鐵路沿線的土地，加快公司所屬土地的銷售，也希望黃石地區能夠成為熱門旅遊目的地，帶來可觀收益。而沃什伯恩探險隊的經費正是源於北太平洋鐵路公司。探險歸來，沃什伯恩還獲得公司資助開展巡迴演講以宣傳黃石奇觀。

但逐利並不是成就黃石的根本性因素。1870年左右，黃石探險成為一股熱潮。1871年，國會還撥專款4萬美元支持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傑出的地質學者海登（Ferdinand V. Hayden）的科學探險。在探險報告裡，海登不但對其所見進行了科學性的描述，還附之以美學和情感體驗：“湖躺在我們面前，靜靜的如一張大薄片，閃現著極精細的深藍色調，這是我所凝視的最美麗風景之一……如此景色值得一生回味。”1865年，南北戰爭剛剛結束，新的統一的美國正在重塑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將先前偏僻的土地帶入到美國人的心理意識層面。

美國加州約塞米蒂國家公園景觀

一種力量更強大的情感轉變孕育已久。新大陸的發現和美國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個開拓荒野的過程。最初，對拓荒者而言，荒野對生存構成難以克服的威脅，是一片蠻荒與道德真空。開化新大陸意味著用光明代替黑暗，秩序代替混亂，邪惡變為良善。拓荒時代的無數日記、講演以及回憶錄都將荒野表現為一個必須由一個“拓荒者大軍”去“征服”、去“鎮壓”、去“擊敗”的“敵人”。

黃石的第一次發現是在19世紀初。1803年，美國完成了路易斯安那的購買。為了勘察土地的基本情況，總統傑斐遜派遣劉易斯上尉和克拉克中尉於1804到1806年對密西西比河流域、哥倫比亞河流域進行了考察。在探險隊返回途中，一位名叫約翰·科爾特（John Colter）的隊員選擇留下來繼續行程。他在1807年冬天到達了黃石河源頭，發現了現今塔爾瀑布（Tower Fall）附近的地熱區。科爾特向他的朋友描述自己看到的奇觀：“大地像是燒開了的鍋，到處冒著濃煙和氣泡，有濃重的硫黃氣味。”他的所見與沃什伯恩和海登並無不同。然而，當時的人們把他描述的景象戲稱為“科爾特的地獄”。以至於黃石獲得了一些並不美好的地名：地獄咆哮河、地獄清湯河、惡魔之釜等等。

而在同一時間，在歐洲，人們已經對荒野有了新的認識。壯美作為新的美學類別被廣泛應用。自然美不再被侷限於祥和、富饒和井然有序。1763年，伊曼紐爾·康德在《論優美感和崇高感》中提出，自然界中的野性形象，如山脈、沙漠、風暴，也有可能在審美層面上愜恰人意。自然神論者則賦予荒野一種特殊的意義，他們認為，作為純粹的自然，荒野是上帝藉以展示其力量和卓越的最暢通的媒介。換句話說，到18世紀中葉，荒野已經與美麗和神聖聯繫在一起了。

這股潮流也逐漸影響到了新大陸。19世紀初，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種情況：無論是謀生還是大範圍的旅行，人們都有可能不必與荒野發生接觸。在東部城市，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度假者和紳士階層中出現了以非拓荒者視角看待荒野的潮流。這種新的審美很快和國家的現實需求勾連在了一起。自獨立以來，美國人一直在尋求某種獨一無二的“美國的”東西。這種東西要有足夠的價值將這些新大陸的居民變為驕傲自信的公民。然而，美國短暫的歷史、單薄的傳統，以及微不足道的文學和藝術成就似乎都不足以與那些驕傲的歐洲國家相抗衡。但有一種東西是歐洲所不具備的。1833年，作家查爾斯·芬諾·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在西部旅行中寫道：“與深邃的森林相比，羅馬強盜建立的廟宇算什麼，封建壓迫本身得以在其中滋長起來的城堡算什麼，前者乃血跡斑斑的組織，而後者的專制迷信又算什麼！森林，在那裡，只有上帝的目光洞察無餘……與幽暗樹林中統治一切的亙古寂靜相比……那些依然在教堂過道中嗡嗡作響的偽飾虛榮的讚歌又算什麼！”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景觀

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美國的國家公園構想初現雛形。1864年美國總統林肯簽署了一項法令，將加州的約塞米蒂（Yosemite）河谷作為加州政府管理的“州公園”加以保護，“作為公共遊樂和消遣之用，永遠不得轉讓”，這是美國國會第一次討論“公園議題”。1851和1852年，約塞米蒂溪谷與內華達山脈的巨樹紅杉的發現在美國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共和國》報評價說，“走遍整個阿爾卑斯山也不能看到堪比約塞米蒂的莊嚴美麗”。而“與代表歐洲文明繁榮的遺址不同”，那些自基督教誕生以來一直是存在著的巨樹紅杉是“活著的文明”。

與約塞米蒂相比，黃石的出現更恰逢其時。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國史中開拓疆域的意義》中指出，從獲得“美國特性”的背景來看，19世紀70年代是邊疆不斷開拓的年代，是不斷地獲得“美國特性”的時期。1865年南北戰爭終結，1869年大陸橫斷鐵路竣工，此刻的美國繼續尋找到一些標誌物，使其在精神層面得以統一。

1870年，就在沃什伯恩探險隊返回海倫納後不久。一場圈地運動就在黃石展開了。迪爾洛奇市的兩名印刷工人進入到了火洞河盆地，在那裡留下諸多標記，計劃圈佔其中包括間歇泉景觀的土地。1871年，一位名叫馬修·麥克蓋克的探險家從北部進入到黃石地區的加德納（Gardner）河，並在那裡設立界標，表明自己對該地的所有權。很快，麥克蓋克便在河邊建起一些簡易的洗浴室和小屋，利用含有礦物質的河水為病人療養，並於1871年8月根據《宅地法》提出了土地申領要求。同年夏天，還有人在黃石河與拉馬河（Lamar）交匯處建造了一座小橋，在那裡徵收過橋費；也有人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獲得猛獁熱泉（Mammoth Hot Spring）附近的土地。這樣的狀況讓那些希望讓黃石承載國家認同和國家精神的人們擔憂不已。一場將黃石河源頭保留為聯邦政府公園的行動很快在華盛頓展開了。

自然學家和自然保護主義領軍人物約翰·繆爾

1903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來到了約塞米蒂。他請求65歲的自然學家和自然保護主義領軍人物約翰·繆爾（John Muir）與他同行。羅斯福在晚宴上和繆爾悄悄從後門離去，兩人縱馬進入森林深處，在一株歷經千年歲月的大紅杉下紮營。第二天，兩人繼續在山谷裡遊蕩。那天夜裡，錫耶納山裡飄起了雪花，當曙光再次照亮峽谷的時候，兩人醒來，發現睡袋已經被幾寸的積雪覆蓋。

“那是我這輩子最美好的一天。”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繆爾告訴總統，如果美國希望保護約塞米蒂，就必須將由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代管的峽谷歸入聯邦層次的國家公園。羅斯福總統終其一生成為美國自然保護史上最強大的支持者，在他的引領下，一系列全新的國家公園被建立，約塞米蒂峽谷也終於回到聯邦政府的管理之中。

但從今天的眼光看，黃石和這一系列國家公園的建立並不被認為是國家公園體系的開端。聯邦授權的幾座國家公園各自為政，並沒有統一的管理方法和條例。國會慷慨地給黃石劃撥土地，但隨後劃撥的資金卻姍姍來遲。儘管是一個國家級機構，國會卻要把它委託給地方委員會管理。遊客在黃石公園的地熱噴泉口塗鴉刻字紀念自己到此一遊，約塞米蒂的千年巨樹被挖出可以開車穿過的隧道來吸引遊客，公園附近的農牧民將自己的牲口趕進國家公園的草甸放養，偷獵者把槍口瞄準了公園中那些本該受到保護的野生動物。

今天，美國所有的國家公園訪客中心都立有一塊紀念銅牌，它們是為一個人而設置的。1914年夏天，企業家和慈善家斯蒂芬·馬瑟遊覽了約塞米蒂國家公園和紅杉國家公園之後，被公園的狀況震驚。從此，馬瑟致力於通過組織各種公眾運動呼籲建立公園獨立管理機構。191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公園組織構成法》，於8月25日在聯邦內政部建立了國家公園管理局。斯蒂芬·馬瑟成為新機構的第一任局長。這一改革是真正具有啟發意義的國家公園體系的開端，標誌美國以國家公園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

今天，直屬於聯邦政府內政部的國家公園管理局負責對國家公園體系內409處國家公園的管理，形成以“國家公園管理局——地方辦公室——基層管理機構”為主線的相對獨立的垂直管理體系，地方政府無權干涉。國家公園規劃設計由國家公園管理局下設的丹佛設計中心獨家壟斷，全權統一負責規劃的組織實施。為保證國家公園的公共性原則，其運轉經費主要來自聯邦政府，財政撥款佔到國家公園開支的70%。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特許經營權法》，允許私營機構採用競標方式繳納一定數目的特許經營費，獲得在園區內開發餐飲、住宿、紀念品商店等旅遊配套服務的權利。企業和個人的捐款也是國家公園的資金來源之一。國會特許的國家公園基金會為私募基金籌款人。

1958年6月1日，到黃石國家公園遊覽的青少年看到了棕熊

制度的建設伴隨著國家公園發展的另一條主線：從“為何保護”“為誰保護”到“如何保護”的演化。

黃石國家公園的建立是以保護景觀而非自然生態為出發點的。1917年，艾諾斯·米爾斯（Enos Mills）受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馬瑟的聘請，撰寫了《你們的國家公園》一書。書中如“風景工業”“風景是最有價值的資源之一”“大部分‘未開發’”等功利主義的用語隨處可見。1919年，亞德（Robert Sterling Yard）的《國家公園的書》（The Book of the National Parks）同樣強調，國家公園要滿足人民的娛樂。

1914年，黃石國家公園內由私人出資修建了面積達465平方米的游泳池，1933年由查爾斯·A.漢密爾頓收購併改建，直到1950年才拆除。1932年，噴泉丘區域附近又建立了一個紀念館、一個圓形劇場、一個海恩斯攝影館，兩個加油站，兩個儲存室和一個大操場。汽車營地和客棧區域甚至設立了“餵養熊”娛樂項目。1920年年度報告裡，在公園裡餵養熊“對大部分遊客而言已經成為最有趣的公園特徵之一”。30年代後期，公園還出現了專門看臺以供遊客觀看灰熊表演。

國家公園管理局直到1929年才開始成立自然科學項目，而且使用的完全是公園管理局的富翁生物學家喬治·賴特的私人基金。雖然公園管理局很快也開始為賴特的項目提供資金，但是，在1936年賴特因車禍不幸去世後，原本正在擴大的以賴特為首的生物專業人員的影響力驟然減少。

“二戰”後，隨著美國由工業化社會向後工業化社會過渡，美國人的環保思想開始從保護主義（Conservation）向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轉型。50年代中期，經濟增長和效率依然是這個國家的主導理念。50年代中期以後，汙染和有害化學物質以及人口增長等備受關注。60年代，生態學進入人們視野，主流環保思想更加以生態為中心。決策層面，《荒原法》（Wilderness Act）、《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相繼出臺。196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它的報告中對國家公園管理局提出尖銳批評，並呼籲管理人員通過強化科學研究來確保維護公園的生態系統。報告將公園稱作是一個“由相互關聯的植物、動物及其棲息環境組成的系統”，並敦促將這一系統視為“生物銀行”。同在1963年，由當時的著名生物學家、加州大學教授利奧波德（A. Starker Leopold）擔任主席的一個特別顧問委員會，公佈了自1916年通過立法建立國家公園管理局以後最具有影響力的一份報告文件。報告強調了加強生態管理的必要性，主張讓每個大型自然野生公園成為美國原生態的縮影。它提出，每一公園內原有的生物群都應維持不變，必要時，儘可能將一切還原到白種人首次涉足時的狀態。

“利奧波德報告”的影響力源自它針對複雜的生態問題的一系列有說服力的闡述，也源自它對美國原生態的憧憬重新激起了美國人的浪漫愛國情懷。這種憧憬從幾乎最深刻的層次揭示出公園存在的文化意義——始終作為公園民意基礎的浪漫愛國主義，以及與拓荒時代息息相關的群山莽原對這個國家的起源與命運的強大象徵性。

從此，生態的還原和保護成為未來國家公園的管理和規劃的重要內容。

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地標景觀“穹頂”

20世紀上半葉，人們就逐漸意識到黃石國家公園不能被當作一個封閉的系統進行管理：一些大型動物如灰熊會突破黃石國家公園邊界，到相鄰的大提頓以及周圍的森林中活動；公園周邊的森林地帶允許一系列的人類活動會影響黃石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穩定性。1950年，黃石公園南部僅16公里之遙的大提頓國家森林被建設為大提頓國家公園，以更好地保障灰熊、麋鹿等大型野生動物的遷徙環境。1960年以後，為了進一步加強周邊保護地的協調，生態學家以及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國家森林管理部門共同努力建立大黃石生態系統（Greater Yellowstone Ecosystem，簡稱“GYE”），併成立了大黃石協調委員會（Greater Yellowstone Coordination Committee，簡稱“GYCC”），以此來控制管理統一的區域性生態系統。現在的大黃石生態系統由2個國家公園、6個國家森林、3個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3個印第安原住民保護區以及州立土地、城鎮和私人土地組成。

今天的黃石擁有忠實的狼群研究團體，“狼迷”拿著對講機互相交流，而且車上掛著和狼有關的各州車牌。但是事實上，由於黃石地處美國落基山脈北部懷俄明、蒙大拿和愛達荷三州交界，當地發達的畜牧業促成了徹底的滅狼運動。黃石的最後一匹狼正是死於國家公園員工的槍口下。

作為處於食物鏈頂端的掠食猛獸，狼在野生環境生態平衡中扮演著終結者和清道夫的重要角色。通過數十年來對黃石國家公園的美洲野牛（Bison）、角鹿（Elk）、騾鹿（Mule Deer）和馴鹿（Moose）等大型草食動物種群的追蹤觀察，科學家發現部分種群出現體質下降的現象，並且種群有過度膨脹的趨勢，危及當地的森林資源以及生態平衡。儘管公園內也有棕熊、黑熊、美洲獅等大型動物，然而美洲獅數量極其稀少，其捕食量不足以影響大型食草動物的種群數量。而熊的食物以植物根莖、漿果為主，很少主動捕殺大型食草動物。基於恢復已經開始傾斜的生態平衡的考慮，美國國家漁業和野生動物局於1987年向國會提出恢復黃石國家公園大灰狼種群的提案，並於1991年獲得國會撥款，在國家公園局和國家森林局的諮詢指導下對放狼歸山的後果進行研究。經過幾年的研究和聽取創紀錄數量的公眾意見之後，放狼歸山計劃得到內政部最終簽署首肯，並於1994年啟動實施。1995年秋到1997年，31只從加拿大捕獲的大灰狼以及10只來自蒙大拿冰川國家公園的幼狼戴著無線電跟蹤脖圈，放歸黃石國家公園野外。

伴隨科學研究的發展，人類在國家公園的角色也越來越清晰。上世紀50年代初，斯塔克·利奧波德（Starker Leopold）告訴他的學生，應當在科學管理基礎之上使黃石國家公園穩定持續發展，國家公園管理局應當允許野火燃燒。當時，他的學生覺得這是天方夜譚。35年之後，1988年夏天，國家公園管理局第一次不再插手阻止黃石國家公園的野火。黃石國家公園的商業經營者抱怨，著火將影響該公園的旅遊業。但事實表明，1988年夏季大野火之後，1989年遊客數量顯著增多。燒焦的松樹皮為麋鹿提供大量營養，同時有助於山楊種子擴散。

作家和歷史學家華萊士·斯特格納（Wallace Stegner）說：“國家公園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構想。”19世紀末，國家公園的理念從美國傳播到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移民定居國家。20世紀前半期，瑞典、意大利、羅馬尼亞、希臘、西班牙、冰島、愛爾蘭和瑞士都設立了國家公園。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家不同程度地在它們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設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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