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感覺我除了當一個作家還要當一個讀者。我買了一本筆記本，嘗試著去寫——我確實寫了——像模像樣地寫了幾頁，然後寫不下去了。我不得不把它們撕下來，氣急敗壞地把它們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相同的動作，最後筆記本只剩下了封面。然後我再買一本新的，從頭再來一遍相同的過程。經歷同樣的循環——激動和絕望，再次的激動和絕望。
——艾麗斯·芒羅
新書試讀：《與逝者協商》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3-6
· 新 · 書 · 試 · 讀 ·
我的外祖父是一個鄉村醫生，就是那種駕著雪橇冒著暴風雪去幫人家在餐桌上給產婦接生的醫生。我的母親是個野丫頭，喜歡騎馬和滑冰，不喜歡做家務，喜歡爬高上低，邊練習鋼琴邊讀小說——家人煞費苦心，就是為了讓她變得淑女一點。我父親在師範學校看見她竟從樓梯的扶手上滑下來，當即就下定決心要娶她為妻。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負責管理魁北克北部一個很小的森林昆蟲研究站。每到春天，父親和母親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時候，他們就回到城裡，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歲大的時候，父母用一個旅行揹包把我背進了森林，那裡成了我的故鄉。
一般認為，作家的童年生活會影響他們的職業，但仔細審視他們的童年你會發現，其實作家們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們的童年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與書和孤獨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沒有電影也沒有劇院，收音機也不好用，但我從來不缺書籍。我很小就學會了閱讀，對讀書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書我都讀，從來沒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讀哪本書。母親希望孩子們安靜，而讀著書的孩子是很安靜的。
我們家的親戚我都沒有見過，在我心目中，祖母們的形象與童話故事中“小紅帽”的祖母差不多，這大概對我後來走上作家這條路是有影響的——無法區分真實與想象，或者認為真實的東西同時也是想象的：每種生活都是有內在的生命的，這是一種創造出來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獨的，在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給他們講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講故事給我聽的人，剛開始我只是聽眾，但沒過多久我有了講故事的機會。講故事的規則是一直講下去，直到講不出新的東西或者是想換一下聽別人講。
我們主要的長篇故事講的是生活在遙遠星球上的一種超自然動物。不知情的人可能誤認為這些動物是兔子，而事實上它們是殘忍的肉食動物，還能在空中飛行。這些故事充滿冒險情節，主要情節是戰爭啦，武器啦，敵人和盟友啦，神秘寶藏和驚險逃脫什麼的。
黃昏和下雨天是講故事的時間，而其他時間，日子過得匆忙而務實。我們顧不上談論道德和社會的不端行為——或者說沒機會遇到這些問題。我們學會如何遠離致命的愚蠢行為，比如不能放火燒山，不能從船上掉下去，打雷下雨的時候不能游泳,等等。我們家所有的家當都出自父親的雙手，比如我們居住的屋子、我們的傢俱、停船的碼頭。我們可以自由地使用錘頭、鋸子、銼刀、鑿子、搖柄鑽頭，以及各種各樣鋒利的危險工具，我們經常擺弄這些工具。
後來，我們還學會了正確擦槍的方法（先把子彈退出來，不能把槍口對著自己）和快速把魚殺死的方法（把刀插入魚的腦門）。不管男孩還是女孩，撒嬌和耍賴在我們家是行不通的，哭鼻子就更不管用了。父母讚賞有理有據的辯論和孩子們對一切事物的好奇心。
但內心深處我並不是一個理性的人。我是家中年齡最小也是最愛哭的一個，經常因為稍有勞累被送回家午睡。家人都覺得我有點敏感，甚至顯得病懨懨的，這大概跟我對挑花繡朵、連衣裙和毛絨玩具之類的女生特別喜愛的東西過度痴迷有關。我對自己的評價就是我嬌小無害，與別人比起來簡直就是棉花糖。比如，我的22式手槍槍法很差，斧頭也使不好。我用了好長時間才搞明白，在那些懼怕龍的人眼中，哪怕是龍族的老么仍然也是一條龍。
1945年我滿五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氣球和彩色漫畫重新回到了生活。我也從那個時候開始與城市和他人有了更多的交集。住房需求在二戰後開始復甦，當時我們住的房子是那種新建的箱式錯層房屋。我的臥室被刷成了淡粉紅色，這還是頭一回，我以前從未住過牆壁有顏色的臥室。我還在冬天去上了學，這也是有生以來頭一回。成天坐在書桌前讓我睏乏，於是我被送回去睡午覺的時間比往常更多了。
大概在七歲那年，我寫了一個劇本。戲劇的主角是一個巨人，主題是犯罪與懲罰，罪行是撒謊，剛好符合一個未來小說家的特點，懲罰是被月亮壓死。但是該請誰來演這出大戲呢？我不可能同時扮演所有的角色呀！我的辦法是用木偶。我用紙做成戲劇的人物，用紙箱做了一個舞臺。
那部戲不怎麼成功。我記得我哥哥和他那些夥伴走進來，嘲弄了我一番，這對我來說算是初次經歷文學批評吧。我沒有接著寫劇本，轉而開始寫小說，但也是有始無終。小說的主角是一隻螞蟻，它在一隻木筏上被河水衝到了下游。估計是小說這種更長的文學形式對我來說難度太大了，反正後來我就再也沒寫什麼了，還把寫作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我又開始學畫畫，我喜歡畫時髦的女士，她們用菸嘴抽菸，穿著花哨的禮服和很高的高跟鞋。
八歲那年我們又搬去了一個新的地方，住的是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建的平房，這次我們離多倫多市中心更近了。多倫多當時還是個土裡土氣的邊遠城市，人口只有70萬。
在別的女孩子身上我開始感受到現實生活的模樣，她們那種扭捏作態和勢利眼，那種愛搬弄是非和說三道四的社交生活，還有連捉一隻蚯蚓都嚇得花容失色和像貓咪一樣細聲細氣的叫聲。我更熟悉男孩那種直截了當的心思，也熟悉手腕上被繩子勒出的傷痕和斷指把戲。（斷指把戲的玩法：在火柴盒一側的底部挖一個食指可穿過的孔，玩遊戲的時候把火柴盒握在手裡，食指穿過小孔，在指頭周圍擺上棉花或紙巾，再在指頭上抹點番茄醬，在不知情的人面前打開火柴盒，對方會以為在盒子裡放了一根斷指。）
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沒有了戰時生產的需要，婦女們得以迴歸家庭，生育高峰期到來了：結婚並生育四個孩子是婦女們的理想，而且在接下來的15年中，這種理想都沒有改變。
當時加拿大還是一個文化閉塞的地方，這種思潮對我們的影響不算太大，我們也有像阿梅莉亞·埃爾哈特那樣富有冒險精神的婦女，也不乏才女，還有些獨立的甚至思想前衛的女性，她們自強自立地活過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不過，嫻熟地操持家務依然被視為婦女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這樣的背景下暗藏一絲恐懼：原子彈爆炸，冷戰上演；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人們要儘量讓自己看上去正常、平凡。我突然想到，在心智和理智方面一貫中規中矩的父母，在別人眼裡可能是怪異分子；也許他們不過是無害的瘋子，但他們可能是無神論者，或在某些方面有點不同尋常。我也盡力表現得跟別人一樣，不過我不大明白“別人”究竟是什麼樣的。
那麼，我是如何在這種條件下成為作家的呢？在當時的條件下，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它也不是我的選擇，不像你們選擇成為律師或者牙醫什麼的。然而這一切就那麼發生了。
1956年，在我放學回家經過足球場的時候，我構思了一首詩，然後把它寫出來，後來寫作就成了我唯一願意做的事。我當時不知道其實我寫的這首詩壓根兒不怎麼樣，不過即使我知道，我可能也不會管那麼多。讓我欲罷不能的不是寫了什麼，而是那種體驗——那種觸電般的感覺。
我從一個不寫作的人轉變為一個作者只是一瞬間的事，頗像粗製濫造的影片裡面溫和的銀行職員轉眼變成了尖嘴獠牙的怪物。目睹這一變化的人可能會以為我是接觸到了某種化學物質或者宇宙射線，就是使老鼠變成了龐然大物，或是把大活人變成了隱形人的那種。
當時我年紀還小，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轉變。如果我對作家的生活有更多瞭解，或者至少有所瞭解，我一定會把那點見不得人的變化隱藏起來的。我非但沒有隱藏，還宣佈出來，讓那些和我一起在學校食堂吃自帶午餐的女同學大吃一驚。後來其中一個女生跟我說，她覺得我表現得很有勇氣，敢把這件事說出來，膽子不小。說到底，是我太無知了。
事實證明，我的父母對此也是驚愕不已：他們能忍受毛毛蟲、甲殼蟲和其他非人類生物，但對藝術家這個物種顯然缺乏耐受力。和往常一樣，他們沒說什麼，打算先觀望一下，但願我只是一時頭腦發熱，不過言語中拐彎抹角地暗示我還是應該找一份能賺錢的工作。
母親的一個朋友倒是很樂觀，“不錯啊，親愛的，”她說，“至少你在家裡就可以工作了呀！”（在她看來，我應該和所有頭腦正常的女孩子一樣，最終也會成家。其實她太不瞭解當今女性作家的慘淡人生，不知道這些堅定而執著的女人應該把那些東西徹底拋諸腦後，去堅守不合時宜的貞操，過著烏七八糟的散漫生活，或是自殺——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假如我對自己將要承擔的角色（不只是作家，而是女作家）有那麼一點點的自知——當然一切都晚了！——我會毫不遲疑地把那支漏墨的藍色圓珠筆扔得遠遠的，或者取一個神秘莫測的筆名把自己包裹起來，讓別人始終搞不懂他的真實身份。或者從不接受採訪，也不允許自己的照片出現在書的封面上，無奈當時年少無知，不懂得這些招數，現在知之晚矣。
在藝術家、科學家或政治家的人物傳記中，通常會寫到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有幾個決定性的時刻預示了他們將來會成為什麼。所謂三歲看到老，即便沒有這樣的決定性時刻，傳記作家也會施展移花接木的本領，好讓一切看起來天衣無縫。
我們願意相信宇宙中的因果學說。但當我回顧開始寫作之前的生活，似乎找不到可以解釋我選擇這個古怪方向的任何邏輯；甚或說，我生活中的那些東西和沒成為作家的人也沒什麼兩樣。
互動時刻：
你有沒有覺得人的一生是充滿驚奇的？當你從小就決定要成為一名醫生的時候，長大後卻成了一名畫家，或者詩人。想必你也有過那種強烈的想法：相信自己未來一定會成為作家、導演、攝影師......等等。那麼，你還記得你小時候想成為什麼嗎？你又是怎麼走上了寫作的路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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