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编者按】明代的读书人也有藏书的习惯，他们大多喜欢收藏宋、元的古籍孤本。而在明代的苏州，有名有姓的藏书家就有200多人。时至今日，仍流传下来的极少，而这就包括了唐寅。唐寅藏书不同他人之盖印章，而往往会做题记。
明解元唐寅像
在明代的苏州，可以称为藏书家的人很多，据相关研究者统计，总数已超过200人。但当时各家所藏的古籍善本，经过三四百年，依然能够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文徵明与唐寅。唐氏学圃堂所藏宋元本，数量上与文氏玉兰堂不相上下，更可贵的是，很多书都留有唐寅阅读的痕迹。
图1：唐寅藏《王建诗集》，上海图书馆藏
在祝允明所撰的《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曾提到“子畏不然，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其中矻矻，有一日千里气。不或友一人，余访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乘时之气铮然”，仿佛唐寅从小就是读书种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喜好藏书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不过，江兆申在《关于唐寅的研究》中，早就对此加以辩证，认为祝允明在唐伯虎身后为他撰写墓志，基于往日深厚的友情，自然会有所粉饰。江兆申援引唐寅致文徵明书信中有“昔仆穿土击革，缠鸡握雉，参杂舆隶屠贩之中”等材料，加以论证，应是可信的。毕竟唐寅出生于清寒的家庭，其父唐广德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在阊门内皋桥头经营酒馆生意，唐伯虎自幼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不能避免与贩夫走卒的接触。而唐寅对于古书的搜集与阅读，也更侧重于书的实用价值，而非收藏价值。
图2：唐寅藏《群经音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吴趋坊北首的皋桥头，是唐氏日宅所在。在唐伯虎尚未营造桃花坞别业之前，他的好友文徵明就曾前往拜访，知己相见，自然不能无酒无诗。当时文徵明所作《饮子畏小楼》一诗，就说到：“君家在皋桥，暄阗市井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左陈四五册，右倾三两壶。”从文徴明的描述中，不难看到唐寅家中藏书宏富。
图3：唐寅藏《群经音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根据清代以来公私藏书目著录，可窥见唐寅藏书中的部分精华：
宋刻本：《王建诗集》（图1）《新唐书纠谬》《童溪王先生易传》《礼记》《公是先生七经小传》《群经音辨》（图2、图3）《后村居士集》、监本《五经》《张氏集注百将传》（图4）《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递修）《成玄英疏庄子》《三辰通载》《陆士龙文集》。
图4：唐寅藏《张氏集注百将传》，南京图书馆藏
宋抄本：《太玄集注》金刻本：《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新雕李燕阴阳三命》《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元刻本：《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两汉诏令》。
明张习刻：《韦苏州集》。
明抄本：《墨庄漫录》（图5）《游宦纪闻》。
图5：唐寅藏《墨庄漫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以上各书、主要根据书中有唐寅藏印或批跋来确定。唐寅所用藏书印计有：“唐寅私印”白文圆印、“唐子畏”朱文方印、“唐子畏图书”朱文长方印、“吴郡唐寅藏书印”朱文长印、“唐白虎”朱文方印、“桃坞人家”朱文方印、“梦墨亭”朱文长印、“学圃堂印”白文方印、南京解元”朱文长印、“六如居士”白文方印、“禅仙”白文长印等。
图6：唐寅藏《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其中，“吴郡唐寅藏书印”朱文大长印见于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图6），宽度约占三行半文字，长则大概相当于版框的五分之四，可以说十分硕大，堪比乾隆皇帝御用的玺印。金刻本传世稀如星凤，比宋刻本更为珍贵。若当日的印泥颜色鲜艳如日的话，一开卷不免让人触目惊心，实有后世藏家所谓美人黥面之憾，于此可见唐寅对于藏书印的使用有独特的品味。“南京解元”一印是唐伯虎中解元之后所用，见于宋刻本《王建诗集》（图7）书后。“桃坞人家”“梦墨亭”两印，则是他在正德二年（1507）筑成桃花庵别业、梦墨亭后所用。“梦墨亭”一印，今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群经音辨》卷端。在唐寅的书画中，比较常见的印鉴，除了“唐寅”“唐子畏”“唐白（伯）虎”等名章外，如苏州博物馆藏《龙头诗》字轴上的“六如居士”，是他在了结“科场案”，回到家乡后开始使用。此印同样见于元至正九年（1349）苏天爵刻本《两汉诏令》（图8）一书中。
图7：唐寅藏《王建诗集》，上海图书馆藏
唐伯虎的藏书，多宋元善本，数量仅次于文徵明。宋元版书到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存世渐少，寻觅不易，身价逐渐上涨，藏书家对它的珍视程度随之提高。
图8：唐寅藏《两汉诏令》，上海图书馆藏
与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大都只加盖印记异趣，唐伯虎喜欢在书的前后作题记，如宋元明三朝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上海图书馆藏）卷二十一后有“晋昌唐寅醉中读。自南北交兵起。唐子畏梦墨亭藏书”三行（图9），书中天头也陆续可见他的小字批注（图10）。
图9：唐寅藏《通鉴纪事本末》，上海图书馆藏
金刻本《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目录第一页栏格外唐伯虎墨笔题一行“吴郡唐子畏桃花坞学圃堂藏书”（图1）。明蓝格抄本《墨庄漫录》后有题跋：“俞子容先生家藏，晋昌唐寅借校一一删过。其间鲁鱼亥豕甚多，百不能补其一二，然神益见闻亦不少。至若欲人熟读连州碑，所未解也。”
图10：唐寅藏《通鉴纪事本末》，上海图书馆藏
明末昆山人张大复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中就提到，他的同乡前辈高杏东，曾得到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一部，全书经过唐伯虎校勘。两百卷的大书，唐伯虎每夜读一卷，用朱笔或黄笔作校勘记，一卷校读完，或画小幅山水人物，或题写小诗，或记录前后起讫日期、全书朱黄交又，令人一见即不忍释手。在唐伯虎题跋的善本书里，有不少来自前子容家如宋刻本《王建诗集》后就有“前子容家藏书，唐寅勘毕”字样（图7）。
图11：唐寅藏《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俞弁（1488-1547），字子容，号守约居士。长洲人，俞宽父之子。喜藏书，稿本、抄本尤多，书斋名为紫芝堂。与柳佥（大中）相友善。著有《逸老堂诗话》《续医说》《山樵暇语》等。他比唐伯虎年轻近30岁，唐氏向他借书时，已至科场案”之后。从现存有唐伯虎题记的书看，除明抄《墨庄漫录》、宋刻《王建诗集》外，还有明抄本《青箱杂记》《游宦纪闻》（图12）两种。唐寅、文徵明递藏的《游宦纪闻》中唐伯虎题记三条，第二条云：“俞子容氏困学斋书，嘉靖改元唐寅勘毕。”相比之下，反而是俞弁，仅见其手抄之书流传，未见有加盖藏印的宋元刻本，唐伯虎的题记，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图12：唐寅藏《游宦纪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与唐寅同年的文徵明，得享高寿，子孙又克绍箕裘，藏书传世者较唐寅为多。不过，他藏过的不少善本，都有唐寅的印章，很可能就是从唐家获得。这种推测，并非无因，在唐寅生前，文徵明就与之有藏书方面的交流。如弘治五年（1495）十ニ月二十日，文徵明从唐寅借观《东观余论》，还书之前，文氏曾作题跋于书后。正德十二年（1517）端午日，文徵明在归还唐寅藏《石经》残石拓本时，也作跋称：“唐君伯虎宝藏此帖，余留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为思陵书无疑。”
唐寅在友人的藏书中题写的字
藏书有时被唐寅作为礼物、赠送给友人。如《珊瑚木难》的作者朱存理，是沈、唐、文、仇等共同的好友。作为隐逸一流人物，朱氏亦好藏书，但家贫乏资，往往买不起书，只能借来抄录。弘治十ニ年（1499）十二月，因为朱存理想买驴代步，又苦于无钱，便请友人设法。徐祯卿为此写了《为朱君募买驴疏》（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仇英则为之绘《募驴图》（现藏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代朱氏在朋友圈内募捐。当时响应此事者，如钱同爱捐赠白银六钱、朱良育捐赠白银五钱、祝允明捐银五钱、邢参捐银三钱，唐寅则捐了一部旧刻的《岁时杂》（疑为《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宋蒲积中编），计10册，抵银一两五钱。这一年唐寅刚从“科场案”中脱身，可能岁末无余钱可捐，所以用书抵钱。当时看来是一种窘境，但在后人眼中，已成为一段佳话。（作者单位为苏州博物馆，本文原载《中华书画家》第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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