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二十四歲那年，王安憶正式開始寫作生涯，粗略算起她已筆耕不輟四十年。這些年裡，她旺盛的創作力源於對虛構的熱忱。阿城曾說，像她這樣的寫作者“是將命托出去的，託給了虛構。”
那似乎是一個寫作者的“黃金時代”，閉塞的氛圍一掃而空，人人都在談論文學，如飢似渴地閱讀；人們總是很願意給年輕作家嘗試的機會。在《談話錄》中，王安憶和張新穎就聊起自己如何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慢慢成長。但是，從那個“黃金時代”走來，能堅持寫到今日的作家依然是少數，正如王安憶在書裡所說“我們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很少的，三十歲還沒進入職業寫作就退場了”，張新穎也提到“有的時候我就開玩笑說，我們的文學史是一個青年的文學史”。這背後的原因當然很多，兩位老師在《談話錄》中談到了一點：
張新穎：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文學標準，就是我們會特別注意，我們的文壇會特別注意那個新的東西。求新求變似乎成了一個強迫性的機制。
王安憶：還與我們沒有發生浪漫主義運動有關係，其實西方現代媒體也是很發達的，可是他們在整個浪漫主義運動裡已經培養起了書評、畫評、樂評、劇評，已經形成經典批評的傳統了，即便是有媒體出來喧囂也不要緊，它還有一個更加主流性的評介，似乎我們中國沒有這個醞釀評介系統的過程，就直接進入媒體時代，所以我們今天的什麼文藝批評哪，就是媒體啊，沒有嚴格的批評，就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又回到方才說的源上來，我說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麼套著來的，你會覺得他們沒有獨創性，而我們特別強調獨創性，過於強調獨創性。我說文學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變自然會有質變，但這個量也許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去完成。我們強調獨創性，這已經是我們藝術評價的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它不斷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內容，這是一個機動的標準，而不是一個衡定性的標準。
今天，我們被巨大的信息流所包裹，時間被切割為最小的單位，日新又新的潮流刺激著人們稍縱即逝的注意力。在眾聲喧譁的年代，我們還能嚴肅地談論文學嗎？或者，還有必要從經典批評的角度來看待文學嗎？以下這篇誠懇的書評或許能視作對上述問題的回應。
談話錄，一扇豐饒的文學之窗
原載於《新時報》2019年4月5日
真正喜歡上張新穎的書始自《沈從文的後半生》，質樸無華，款款深情，如此將心比心的溫情凝望，把殘酷歷史中個人的生命熱望真正寫成了一部悲愴丰韻的交響曲。
這其實挺難的，不僅僅要熟知研究對象的一切作品和經歷，還要有一種貫徹始終的情懷——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寫作背景，對歷史、時代，對個體生命，對文學，所有這一切組成的寫作背景，讓作者有能力將自己凌空托起，從而能在空中俯瞰這一切人間悲歡。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張新穎也特別注重獲取作家的第一手資料。《九個人》中有一篇寫他參加黃永玉的九十歲生日，黃以冰水招待之，張新穎一口不敢喝，黃永玉卻甘之若飴。種種細節，都是體現人物性情的難得資料。
《九個人》，張新穎著，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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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錄》自然也與《黃永玉先生聊天記》同一序列。只不過他和王安憶的這一對談，漫長而系統：從2004年12月下旬到2005年1月末，談了六次，每次兩三個小時。2015年11月，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匿名》發表後，兩人圍繞這部新作又談了一次。所以最新的這個《談話錄》版本，事實上是兩人的七次長談。
毫無疑問，這種有規劃的系統性暢談，埋伏著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預謀”。每次對談都設置一個題：“成長”集中談王安憶小時候的經歷，“關節口”談寫作裡中的轉折，“看”談作家如何從生活和閱讀中汲取滋養，“前輩”和“同代人”是對幾代中國作家的交往和看法，“寫作歷程”則詳解每一部作品的創作歷程，最後則是《匿名》的創作談。
這七次對談，幾乎涵蓋了一個作家寫作的全部，對於一個已經載入文學史的作家而言，這樣的對談的價值無疑是巨大的，它讓寫作者看到了一個重要作家的“寫作隱秘”，讓當代文學研究者獲得了難得的研究資源。
《談話錄》的價值，當然不僅僅在於文學研究。因為是對談，雙方都相對鬆弛，各種有意思的細節就會漫溢出來，搖曳生姿。
怎麼說呢，首先是基於真誠，其次是專注於文學和精神生活，於是對談就像一條緩緩流動的河，你看到的不僅是緩急不同的流水，有漩渦，還有兩岸紛繁的山水花草。
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王安憶的母親是著名作家茹誌鵑，對他父親卻不甚瞭解，在“成長”部分中，王安憶就談到了自己的父親。而所有一切的經歷都內化為作家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她去新加坡看親戚，“去上墳，看著我爺爺奶奶碑上的照片，我覺得他們過得不開心，不幸的表情”，然後覺得，“新加坡的繁榮與發展是以一種喪失為代價的，就是詩意的性格——它以喪失詩意為代價，這麼小一個地方，處境那麼複雜，它必須要理性，不理性沒辦法”。
對談中呈現的王安憶與前輩作家及同代人的交往及對他們作品的見解，也都相當有趣、深刻，比如她說汪曾祺很隨和，“也蠻喜歡女性的，但是他喜歡女性沒有一點點不好的東西，他就是喜歡看好看的東西，喜歡看花，喜歡看年輕的姑娘”。而汪曾祺的小說呢，王安憶覺得他寫“勞動和享受”寫得特別好，“現在往往都是把勞動寫得非常辛苦，沒有樂趣了。汪曾祺就不同，他非常能寫勞動裡的樂趣”。當代文學的控訴性太強，乃至勞動都被意識形態化了，“應該對勞動尊重。你看我們現在怎麼教育的，如果我們寫一個勞動模範，一定是寫他多麼多麼辛苦，多麼多麼剋制，犧牲親情啊，犧牲很多享受，但是勞動本身給你的快樂你怎麼不談呢”。
《談話錄》內頁實拍圖
對談的隨意性和即時性並沒有淹沒其精神性和嚴肅性。因而讀這本《談話錄》，會覺得有一種娓娓道來、聽人聊天的輕鬆，但又充滿密集的嚴肅的精神思考。
王安憶看不慣年輕一代尚未接受就開始的反叛，認為這種反叛連對象都沒有，只能淪為一種姿態。她還極反感當下文學中瀰漫的對“存在即合理”的妥協，她最認可的是雨果和托爾斯泰那個時代的作家，“你看雨果《九三年》裡面，他也寫到路線鬥爭，但是他，怎麼回事，不像我們這樣。他的路線、分歧在於對人類命運的不同認識，而我們的，就好像拉幫結派。大概還不是事實本身的緣故，還是審美能量，他們大概有一個敘事傳統……雨果是真的浪漫主義，他們對人性的要求特別高——你是很可憐的人，你其實很不容易，你很苦，可是你也不能夠卑下。我們都是好商量的，什麼都可以通融，很糟糕的事情。”
《談話錄》實拍圖
《談話錄》的精彩，也許不用更多引用書中內容了，它非常清晰地呈現了一個作家寫作和精神的生長圖景，呈現了一個作家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如何處理內心和時代。
如果非要苛求，那麼或許可以說，作為一個訪談者和文學研究者，面對數量巨大的創作，有關創作缺陷的對談不夠多也不夠尖銳。不過這或許是學術研究該負責的領域了。
對了解一個作家而言，《談話錄》已經足夠。就像我們讀《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歌德談話錄》《博爾赫斯談話錄》，談話打開了一扇窗，我們窺到了一片豐饒——哪怕不是全部，也足以令人心滿意足。
王安憶×張新穎
七次坦誠的對話，呈現創作者的愉悅，
重尋文學向善的力量
出版年月：2019年4月
定價：68.00元
ISBN：978754477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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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當代重量級作家，王安憶身上同時有歷史的厚重和時間的革新，她的作品既切中了時代痛點，又和速朽的潮流保持著距離。而作為兼具學識和才情的批評家，張新穎多年來致力於研究現當代文學，用力透紙背的書寫刻畫著作者與時代的關係。本書是兩位以文學為志業者的真誠對話，是一部個人寫作史，也是對當代文壇的一次回顧。
在書中，王安憶談到自己如何感受寫作的快樂，坦承文學道路上的幾次重大轉折。她分享了自己的創作觀，談小說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談虛構與審美化的力量，談創作者對時代的關切和疏離。她回憶與冰心、宗璞、汪曾祺等文學前輩的交往，談及陳映真、史鐵生、陳丹青等對自己的影響，暢談與莫言、餘華、阿城等當代作家的相知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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