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沃爾克被稱為“金融巨人”。有人說，讀懂沃爾克就讀懂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國和世界經濟金融史。沃爾克與克里斯蒂娜·哈珀合著的《堅定不移》（Keeping At It: The Quest for Sound Money and Good Government）這部自傳，向讀者展現了沃爾克輝煌傳奇的金融人生。從中摘錄片段，可以幫助我們更好了解巨人的成長秘訣。
一、堅定不移地學以致用
這從沃爾克與美聯儲結緣可見一斑。
沃爾克在普林斯頓大學讀的不是經濟學專業，也沒有選修經濟學入門課程，而是大二直接跳到了最高級經濟理論課程。期間，學了很多標準經濟學課程，包括勞動經濟學、公共財政、會計和產業組織等，但只有貨幣銀行學真正引起了他的興趣和關注。關於通脹就是欺詐的認識深入腦海。他的畢業論文選題就是美聯儲。
在弗蘭克·格雷厄姆教授的指導下，1949年，沃爾克的畢業論文《二戰以來美聯儲政策存在的問題》獲得了“最優等”的最高榮譽。文中強烈建議將物價穩定作為中央銀行的核心目標，並使之獨立於黨派政治。這比1951年財政部與美聯儲達成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恢復美聯儲獨立性的協議還早了兩年。
沃爾克戲稱，下意識地，這篇論文已經確定了自己的職業道路。他因此獲得了美聯儲的面試機會，但因為聯儲理事會研究部門不招本科生實習，還是落選了。1951年，以碩士學位結束了在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生活後，他申請了扶輪社基金會獎學金，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就近研究金融問題。第二年學業結束時，有財政部和紐聯儲兩個選擇。最後，他去了紐聯儲，職位是“C級經濟學家”。
學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愛什麼。為興趣而不是為工作而工作，這不正是職場的最高境界嗎？
二、堅定不移地無私無畏
1970年代，美國在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下，經歷了高通脹、低增長、高失業的經濟滯脹。1976年，吉米·卡特以“現在就趕走通脹”（Whip Inflation Now, WIN）為競選口號，贏得大選。
沃爾克於1979年8月出任美聯儲主席。他早年在紐聯儲交易室工作時，就認識了預期的力量，之後更是深受理性預期學派的影響。他意識到，在通脹面前妥協退讓多年之後，是時候採取行動向市場和公眾傳遞令人信服的信息了。美聯儲大幅提高貼現率、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呼籲停止向投機活動放款，以及不管對利率有什麼影響，承諾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最高時，利率達到兩位數，而經濟尚無起色。憤怒的人們衝向街頭，美聯儲總部經常遭遇各種抗議示威，甚至他個人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直到1982年底，通脹降到個位數，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時的一半，儘管失業率仍有10%但復甦跡象已經出現。
就任主席期間，他頂住政治壓力，堅決維護美聯儲的獨立性。1980年大選前6個星期，聯邦基金利率上調了3個百分點，斷送了卡特的連任夢。1981年1月底，與當選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首次會面也安排在財政部，而不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1984年夏天，回絕了里根選舉前不要加息的請求。同時，他還拒絕為財政赤字融資，反而以貨幣政策為武器，敦促政府立法平衡預算，重建財政紀律。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先生曾經問他當年抗通脹為何如此堅決。沃爾克笑答，這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他只是盡責而已。他堅信，對貨幣的信任是良好政府和經濟增長的根本，而鑑於美元和美國金融體系在世界上的角色，其影響遠超出了美國的範圍。
1987年卸任美聯儲主席後，沃爾克更忙了。他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大部分時間致力於公共服務事務。他回母校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任教，加強了對學校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務的關注。擔任了多個零薪酬的委員會主席，其中許多委員會以“沃爾克”命名，提交了許多中立的、建設性的報告。親自出面重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主持大屠殺遇害者向瑞士銀行討回公道，牽頭對聯合國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調查及整改，領銜世界銀行的反腐敗調查。
他一直秉公行事、仗義執言，甚至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正直、良心、道德和責任感，令他在美國乃至世界上贏得了崇高聲譽和地位。
三、堅定不移地實用主義
除了在反通脹領域，沃爾克的實用貨幣主義還表現為，早期是固定匯率的擁躉，後來卻促成了浮動匯率的誕生。
1962年初，沃爾克應負責貨幣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羅伯特·魯薩之邀加盟財政部，成為拯救美元歷史大戲的重要角色，後期更是國際談判桌上不當副手看待的副財長。
為遏制資本流出美國，他設計了利息平衡稅，卻目睹了歐洲美元市場的興起。在1965到1968年短暫離職後，於1969年初又以負責貨幣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身份迴歸，斡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擬訂了以中止黃金兌換為條件、換取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重估的預案。正是這份應急計劃，催生了1971年8月的尼克松衝擊和年底的《史密森協定》。
沃爾克與魯薩志同道合。他們都相信佈雷頓森林體系對促進國際貿易有很大貢獻，並認為美國對其負有道義責任。但迫於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與資本自由流動難以兼顧的“不可能三角”，沃爾克親手推動了這個體系的解體。作為繼任者，他一度對魯薩感到愧疚。
沃爾克骨子裡還是相信只有強勢貨幣才能確保國家強大。他理想中的國際收支調節是，實現佈雷頓森林體系框架下更大的靈活性並需要國內財政紀律予以承諾。1987年初的盧浮宮會議曾建議，在主要貨幣之間建立一個匯率浮動區間（這部分內容未對外公佈）。他以美聯儲主席身份參加了1985年的廣場飯店會議和這次會議。他坦承，盧浮宮協議更加符合自己的想法。但最終無果而終。他感嘆1976年初《牙買加協定》推出浮動匯率的臨時安排竟然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四、堅定不移地懷疑精神
大學期間，沃爾克就養成了多慮和懷疑的處事態度，這成為他畢生的動力源泉。
在聯儲工作期間，他一直在學習和思考“貨幣主義”主張。一方面，批判地認為找到一個最佳貨幣供給增長率並嚴格盯住的建議是天真且危險的誤導，甚至嘲笑通脹目標制的幼稚與可笑。但另一方面，也認同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現象的判斷，正是基於這個常識性判斷，他在反通脹時期採取了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做法。當通脹狂龍被馴服後，又及時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迴歸常態，轉向利率調控。
他推崇前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只做短期國庫券”（即央行只干預短期利率）的信條，而對美聯儲以“量化寬鬆”名義大規模購買長期證券深感憂慮。他早在1995年就警告，一家大型的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結盟，將會增加系統性風險。2005年初更是預言資本市場的大調整不可避免，並感慨掀起鉅變的往往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不是靠先見之明的政策。當發表這番預警的時候，知道他是格林斯潘前任的年輕人十不足一。2008年危機爆發後，他臨危受命，就任總統經濟復甦顧問委員會主席。當時，意大利前總統卡羅·錢皮專門給他致函，信中只有三個字“信任你”（We trust you）。
2010年7月立法通過的“沃爾克規則”，即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自營交易，是沃爾克反思金融危機教訓、改革金融監管體系的一項備受爭議的提議。針對關於監管妨礙創新的質疑，他公開質問，希望有人提供關於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中立證據。針對把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活動區別開來是迴歸老舊做法的詬病，他堅稱只要銀行被納入存款保險計劃，且必要時央行須對其提供貸款，銀行就應該被區別對待。
通常，總統推動的規則需要支付費用才能獲得冠名權，但這次成為例外。這有違他謙遜低調的處世之道，但因為這可能是把美國貨幣體系推上正軌的最後機會，沃爾克最終還是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這個改革計劃。
興趣、無私、實用、懷疑，這就是金融巨人——沃爾克的成功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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