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許正處於一個信息娛樂化的時代：手機、電腦、電視，無時無刻、處心積慮地吸引我們的注意。早在30多年前，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就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對電視機統治下的美國表達了反思與憂慮。
這樣的考量在當下自媒體時代依然有價值：人們是否會用笑聲代替思考？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為什麼不再思考？
01.
人類將娛樂至——死？
這幅漫畫畫了一家四口看電視的情形。有意思的是，電視機前的這些人都沒有頭。正像五月天的歌《離開地球表面》面唱的：「丟掉了大腦」。
很顯然，漫畫的意思是：人在電視機前喪失了自己的思考力。
這也是美國媒介文化研究學者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一書的封面圖。他將自己對此問題的思考寫入書中：電視這種媒介會使人們逐漸被娛樂俘虜。
在他看來，媒介不僅僅是一種傳播的手段，還代表一種「隱喻」。媒介能暗示、指代信息表象後更為豐富的意涵。
比如，鐘錶除了傳遞時間，還能寓意守時，它意味著人類可以擺脫觀察日出日落來判斷時間，也就代表著對於自然權威的破除。正因為媒介的「隱喻」特性，所以它能影響社會文化以及思維方式。因此，媒介也是一種「認識論」，影響著人們認識事物的方法。
波茲曼在書中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電視具有娛樂性的事實，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
事實上，80年代的美國電視業已經相當繁榮，年出口電視節目已達10～20萬小時，每晚觀看電視的美國人達9000萬。
當時，社會公共領域都在轉變自己的話語方式來適應電視這一媒介。面對這一現實，波茲曼激憤地說道：
「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波茲曼所批判的現象，早在1948年已經由美國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和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理論化了。
兩人在合著的《傳播研究》一書中提出了「麻醉理論」，即指大眾傳媒會對人產生消極影響，使人們沉溺於大量的信息中而失去行動力。
更形象的比喻就是：人們會變成「沙發土豆」（Couch Potato）。
波茲曼並未從理論的角度來全面地思考人與傳媒的關係，未能在深度上更進一步，因此他在批判現實之時不免顯得片面而且偏激。
書中，波茲曼借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預言來向人們敲響警鐘：我們將毀於所熱愛的事物。
娛樂是有害的嗎？人類真的會因為新的傳媒方式而走向墮落？
02.
娛樂，致死嗎？
在波茲曼看來，「娛樂」的介入，導致公共領域應有的嚴肅和理性受到了損害。
但在人類歷史上，「娛樂」就真的與政治、宗教、教育真的格格不入嗎？
在古羅馬時期，詩人昆圖拉斯·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便在《詩藝》中提出了「寓教於樂」的觀念：文學既要對讀者有所教義，同時也要使人獲得愉悅。
在歐洲中世紀，宣揚教義的宗教劇曾是劇壇主流。宋代的中國，佛教中目連救母的故事被搬上舞臺，據說曾有連演七天的壯觀場面。。
政治方面，英國傳播學者詹姆斯·庫蘭（James curren）和麥克·古雷維奇（Michael Gurevitch）的《大眾傳媒與社會》書中說：
「媒介中的虛構作品提供了認知現實的圖譜……媒介娛樂節目與社會價值觀、身份認同的爭論是緊密相關的……媒介娛樂內容也是某些『政治』議題的辯論載體……」
許多電視劇和電影的故事情節就包含了政治討論的議題，包含了對社會價值觀念的宣揚。比如，電影《十二怒漢》通過講述陪審團的故事傳遞了法的精神與程序正義的價值。
在這裡，波茲曼忽視了「娛樂」在推動教育、宗教、政治等公眾話語走向大眾化方面的積極作用。公眾話語實際上也未必要維持嚴肅的形象與公眾保持距離。
而對人而言，「娛樂」或許本就是一種生存、生活的方式。
例如，德國文學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審美教育書簡》中就談到：
「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這裡的「遊戲」指的是一種超功利的，人們從主觀和客觀上來看都沒有精神負擔的事物。和「娛樂」本身意義相近。人們能在這種追求快樂的狀態中解放人性，獲得審美的精神愉悅。
可以說，人類的歷史始終和「娛樂」相伴相隨。自誕生以來，為了娛樂，人們發明了各式各樣的遊戲、玩具，人們創造了音樂、美術……娛樂和人的天性捆綁在一起。
這種天性使得人們得以藉助大眾傳媒手段將正經、嚴肅的公共事務賦上輕鬆、喜聞樂見的形式。人們樂於見到政治家在電視機前互相辯論，樂於見到新聞中才能見到的議員和自己在網上互動，樂於見到老教授在直播平臺而不是在教室裡教課授業。
外在形式能徹底改變公共話語的性質嗎？
從今天來看，波茲曼的憂慮似乎是過於悲觀了。電視之後的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媒介，更是顛覆了傳統意義上人們接受知識和文化的認識。
比如，讀者朋友們不正是通過網絡來閱讀書評的嗎？比如，慕課MOOC、學術直播、知識付費，不正是打破了知識傳遞的時空限制麼？
03.
成於印刷，敗於電視？
在書中，波茲曼對於「娛樂」的批判集中體現為對於電視這種傳播媒介的批判，電視機使美國跨入了「娛樂業時代」。這種批判則是通過與印刷機做對比實現的。
波茲曼認為，印刷品不僅提高了美國自殖民地時期以來的文化普及率，還使美國得以繼承英國深厚的文學傳統。政治上，美國培養了對於印刷文字的熱愛和對理性精神的信仰，其「公共事務都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
在這兩個時代的過渡期，是電報時代。儘管電報傳遞的也是文字信息，但在波茲曼看看來，它已經與那種邏輯的、嚴肅的書面文字相背離。
為了吸引眼球，電報式的文字常常「聳人聽聞、結構零散」。人們通過電報接受的大量信息，大多無用而零散。此時，電報已經顯示了娛樂化的傾向。
而美國進入電視時代後，這種傾向進一步深化。電視選舉變成了作秀，人們更傾向於關注政治家在電視上的外在形象和花邊新聞。宗教節目不過是煽情節目，喪失了宗教的莊嚴和神聖。以增加興趣為導向的電視教育則成為白宮花冤枉錢的試驗場。
波茲曼對於傳統印刷術文化充滿眷戀和懷舊情緒。他將社會文化及人類思維的發展水平歸因於傳播媒介。媒介固然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其他因素也促進了美國文化水平的提高？印刷品時代的文化水平是否超過了電視時代？
而政治、宗教、教育領域出現的種種亂象，真的就是「電視」這種媒介造成的嗎？興趣教育是否錯在僅僅因為它採用電視做媒介？在電視機發明之前，人們在政治活動中，就完全能保持理性麼？
政治或許天生與「作秀」相關，而不僅僅在電視時代才顯示出來。在沒有電視作為宣傳工具的年代，希特勒是如何被「民選」出來的呢？
波茲曼的擔憂值得我們注意和警醒。同時，他在這裡體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保守心態，對基於新技術的傳播媒介的不信任，同時也是對大眾文化的不信任。
而波茲曼所懷念的印刷時代，實際上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壟斷知識和話語權的時代。
歷史發展的趨勢卻是，文化逐漸由社會上層向下轉移。
04.
當人類不再思考
波茲曼對於電視的批判，最終要落腳到對人的思考上。
在波茲曼看來，印刷文字需要人們集中注意力去理解抽象的文字符碼，分析句子之間的邏輯聯繫，揣摩文字的語氣，對內容轉換生成自己的認識。
因此，印刷文字代表嚴肅、理性、邏輯的思考方式。這種能力也是衡量智力水準的基礎。
電視卻只有一種聲音：「娛樂」。
電視總希望以姣好的形象，誘人的圖片，悅耳的音樂將人們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波茲曼認為，電視鼓勵的智力傾向是劣於印刷文字的，它帶給人們的是感官的刺激，而無法承載嚴肅、深刻的思想和內容。
在書的最後一章，他充滿憂慮地說道：
「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而言之，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這段話依然能引發我們的共鳴，就在於它點出了「思考」的重要意義，之於人，社會、乃至民族。
思考在今天尤為珍貴，就在於它讓我們在信息爆炸式生產、光速傳遞的時代不至於自我迷失，而能夠體察到自我及自我價值。正如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永恆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
▲笛卡爾（1596～1650）
但如果讀者將波茲曼的結論上升為某種真理性的理論，則顯不太有說服力。顯然，他沒有深入地探討人與媒介，人與技術複雜微妙的關係。沒有能夠建構起一個邏輯縝密的理論大廈。
對理性倍加推崇乃至迷戀的波茲曼，在寫書時卻忽略了對人的「理性」的開掘。他的書中，人的主體性被忽略，只能被動地接受外在信息。
他陷入了一種傳媒學上講的「回聲室效應」：在自己封閉的觀點中，也只能聽到自己的回聲。不得不說是這本書的遺憾和缺陷。
《娛樂至死》一書的價值在於，它提醒我們同樣面臨滑向上述情形的可能。手機和自媒體助長了人們碎片化閱讀的傾向。一篇文章不得不頻繁分段，避重就輕，最好配上表情包才能吸引人們的閱讀興趣。
恰恰是這樣的文章常常擁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那些真正帶給人思考的文字常常被匆匆翻過。
微博明星動輒粉絲數千萬，一個明星的八卦新聞就能引發集體高潮。聰明的他們知道，粉絲數量就是話語權，就是利益。在關注量、轉發量的誘惑下，他們識時務地低下頭來。
對此，加拿大記者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在《數據謀殺——人類已知社會的全面終結》一文中寫到了對這個時代的憂患：
「我親眼見證過我們這代人中最優秀的一批人被那無窮無盡的瀏覽刷屏經濟吞沒。在一個手機比人類還多的世界裡，創新自然會漸漸疲乏，我們在想象力方面經歷了一場重大失敗，而把互聯網這個看似是介於人類與黑暗未來之間唯一的存在，變成了一個最多隻是披著金衣的計算機。」
波茲曼和哈多一樣，作為知識分子，作為清醒者，他們「對於社會永遠不會滿意，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魯迅語），時刻站為社會整體在憂慮。
有時候，鼓勵的作用不如當頭棒喝。越是高速發展的社會，越需要這樣反對的聲音來時刻提醒和糾正方向。
這便是我們閱讀《娛樂至死》的原因：它是一本具有時效性的傳媒業批判。它的誕生有其歷史語境。在成書的年代，美國各個領域確實表現出了書中所說種種令人憂慮的局面。
它是波茲曼給我們敲響的警鐘。
因而，波茲曼在書末引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話作為結尾：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
我們可以遙想未來，人類會發明更多的技術和媒介也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和困境：人類會不會被工具打敗，從而不再思考？■
閱讀更多 知識圈ap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