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画艺术界“润格”小探
润格，又称润例、润约、润笔、笔单等一般指书画金石等艺术节的酬劳，大多明码标价，并且根据市场行情和名气高低对自己的作品标出的价码，这样的好处是让人一目了然，省却讨价还价的精力，是古往今来就有的传统惯例。
润格起源很早，最早雏形，并不叫润格，而是文人墨客的一种普遍营生方式。主要是古代文人较少，许多底层百姓不识字，不会书写文章，因此就代人写文应时而生，常见的为往来书信、拜帖等，价格随行就市。而对一些比较有名望的文士来说，其主要营收并不是这些琐碎的书信，更多的是诗词文赋、碑帖寿悼等，一些家底殷实的富豪大户，往往聘请著名文人写作，借以抬高声望，煊赫权势。
西周时期邮驿制度已趋完善，然而主要是官方律令的传达，个人书信尚未纳入，达官贵族主要是世袭而来，平民百姓很难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当时往往依靠口口相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诸子百家争鸣，文士们“学而优则仕”，纷纷依靠自己的文章辩才各国游学，希望能得到当权者重用，也有不少人得到显露才华的机会。
就润格一说，记载最早的估计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其中有：“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详细记载了吕不韦为了显名，广揽文人，书写《吕氏春秋》，并且号称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报酬，虽然人们迫于吕不韦的权势不敢增改，可是如此兴师动众对文章公开标价，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
到了汉代，全国统一，邮政驿道非常完备，人际交往，往来书信的增多，给知书识字的文人儒士来说，除了可以通过征辟制度和举孝廉制度当官，还可以通过替人书写文章谋生，于是润格的雏形开始显现。
最著名的润格事件当属“长门买赋”典故。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期的辞赋大家，依靠辞赋获得汉武帝的青睐和恩赐，被召为郎，升孝文园令。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派人给司马相如献上黄金百斤，于是司马相如做了这篇《长门赋》给汉武帝，汉武帝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陈皇后又重新得到了帝王的宠幸。《长门赋》在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中收录，然而其中出现了汉武帝谥号，因此被人怀疑是后人伪作，这里就不做争论，然而“长门买赋”成了著名典故多被引用，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著名词作《摸鱼儿》中“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润格出现最早的记载在隋代，当时俗称润笔。《隋书.郑译传》记载：“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是说郑译是隋朝开国元勋，深得隋文帝信任，有一次隋文帝让李德林作诏书，宰相高颖和郑译开玩笑说笔干了，郑译说我出为刺史，拄着拐杖回来，没得到一个钱，用什么给你润笔？，于是杨坚大笑。于是润笔成了稿酬的称谓。
到了唐代，润笔已经成了文人约定俗成的写作收入，唐代重视文学，文人学士很得重视，地位较高，社会上也对文人也青眼相加，所以“润笔”一般较高，上到宰相大臣，下到文士墨客，大多通过替人写作创收。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文字润笔，自晋代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又说：“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
比如唐代行书碑文大家李邕，《旧唐书》记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纳馈遗，以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皇甫湜是唐代著名散文家，《太平广记·褊急》记载，东都留守裴度重修福先佛寺，欲请白居易书写碑文，皇甫湜大怒，“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于是裴度请其书写，裴度赠他以“宝车名马，缯采器玩，约千余缗”，皇甫湜嫌少，声称“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裴度只得酬谢绢九千匹。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文采出众。宪宗皇帝点名让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韩愈文中突出了裴度和另一将领韩弘，韩弘一次寄给韩愈500匹绢。虽然也褒扬了李朔，然而遭到李朔部将石忠孝不满，于是“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李商隐《平淮西碑》），将碑拉倒。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宪宗姑母）的女儿，在她的撺掇下（“谗之天子言其私”），宪宗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到了宋代，又有好事者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磨去段文，重刻韩文，但是已经不是韩愈的手迹了。
再如白居易给元稹写的墓志铭，元稹生前指名道姓要求白居易写，元稹的儿子为给父亲增光添彩，不惜拿出银马鞍、玉腰带、马车、绫罗绸缎等，折合铜钱六七十万。堪称当时最大的润格，钱泳《履园丛话》载：“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后来白居易把这些都捐给了佛寺。
然而那些得到巨额润笔费用的毕竟是少数，不少文士的润笔费用并不高，比如大诗人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斛斯融为人作碑，稿费无着，要运河江陵索取，所得甚微，致使锅镬无烟，这也是当时另一种写照。
到了宋代，延续唐代的润格，《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怀了。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例外赠百金”。《陔馀丛考》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赏赐给他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然而同样也有的润笔费用非常微薄，比如欧阳修请蔡君谟为其《集古录序目》作字刻石，赠给他的只是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等物。
明代文人墨客有许多依靠润格生活，并且开始明码标价，随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阅读明代不少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无论是倾朝权贵，还是清正官绅，文集中都充斥了应酬性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了费的。即如海瑞，其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作文，接受馈赠。而对于民间文士来说，润笔当是谋生的手段，著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是因为科举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罢黜为吏，只好依靠书画为生，他的《卖画》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做商贾不种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就是说明。
清代的润笔之风更盛，出现了润格。清初钱谦益，原为东林党领袖，后投降清朝，病危后，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三篇文章（墓志铭、诗序、庄子注序）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而另一类文人书画家，则以独特个性标榜，比如“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多次明码标价，自定润笔费标准、拒收礼物，更写了妙文《板桥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且作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在润格问题上，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态确实是惊世骇俗的，倒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民国期间，书画家金石篆刻家等更是延续先前惯例，比如一代宗师吴昌硕，年代不同，润格各不相同的，1922年的《缶庐润格》比1913年的《缶庐润目》涨了近一倍。齐白石更是以脾气倔强出名，定居北京后，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齐白石有时请别人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朋友，明算账”，一点也不含糊。
上世纪建国后，艺术界人士大多有了安稳工作，润格润笔逐渐消失，艺术作品即便是有报酬也是象征性的。到了改革开放后，润格又开始流行，随行就市，越来越火爆，近些年收藏热，于是艺术界便开始攀比润格，再加社会风气浮躁，使得润格更是耸人听闻，然而整体和过去相比，价格高了，价值去不值一哂。时不时有报道某某润格多少，某某作品被拍卖几千万上亿之类的话题不绝于耳，然而，认真去观察，发现很多都是个人炒作而已，或者是用来送礼牟利巴结钻营之手段，头衔多官职高，价格就高，一带“家”或“长”，立刻价格飞涨，一旦事发，便掷之茅厕，人们只关注名气，不看作品的价值，岂不是莫大的悲哀？！
2019/5/5榆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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