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言恭达先生以五十余载笔墨生涯的所思、所为、所识，数十年的功夫成就《抱云堂艺思录》。该书出版发行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青年学者彭庆阳追随先生左右数年，翻看于举手之间，濡染于耳目之际，渐有所思所悟，随时记录下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倏忽间，有150 多篇在各种媒体上发表，颇受书坛师友同道的好评。而今，在言恭达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从中选出100 篇读书札记结集出版。在此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张怀瓘在谈艺中指出“不由灵台，必乏神气”，认为“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笔性墨情，皆以其人的性情为本。马得老明心见性，食古必化。几十年的艺术世界人生实践，他以自我的情性、气质及对生活的感悟，成功地创造出赢得当今画坛聚焦的极具震撼力的中国画戏曲人物作品，注重于提升艺术的写意性与精神性，抒写现代人文精神。这是文化品格的锻造，是将“技”向“艺”向“道”的推进与深化，表达了作者“唯美主义”和“精神至上”的艺术观。马得老看到了今天表现个性美的伟大时代，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转为审美体验，上升为生命体验，其审美境界是人格与自然的迹化，是主体精神对物性世界的超越。
笔墨是书画艺术的本体核心要素，是书画家心灵的迹化，气质的彰显、审美的传递、学养的标识。笔精墨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笔墨当随时代”，须具有新时代特质的新的创造与贡献。凡是在中国书画艺坛上能经受历史检验而为人们公认的大师们无一不是突破前人樊篱而创新格的。他们独特的艺术语言系统的创造，对历史传统的极具价值的时代转化，才是这些大师艺术永恒的原因所在。
——言恭达《抱云堂艺思录》
言先生以马得老几十年的艺术世界人生实践验证了“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刘熙载语）的论说。笔墨性情的表现是书法重要功能之一，都是以书者的性情为前提的，刘熙载又说到：“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他认为书法的笔墨性情都是以人的性情为前提的，所以“理性情”是书者的首要任务。
从经典书法临写中体悟古人的书写技巧，依“法”而行，从而转化为自己的书写技能和功力。要想在书法造诣上能够达到臻高境地，除必备的技巧锤炼外，更重要的在于人本身的天赋与学识，因为书“妙”在其人。书法作品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生命、情感的载体，一个人写的字不能脱离他本人的性情。艺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没有不与精神相融合的，可以说什么样性情的人写什么样的字。如刘熙载《书概》云：“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不同性情的人，其“笔性墨情”是不同的，所谓“书如其人”，如其性情也是其内容之一。于书者而言，“法”是共性，“妙”是个性，没有共性作基础的个性是虚伪的、短命的，但若只囿于共性也就没有了创造性。
笔墨间可以自然流露出书者的性格、习性与思想感情，如周星莲《临池管见》对此现象进行了详尽的举例说明：“王右军、虞世南字体馨逸，举止安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即所谓喜气也。徐季海善用渴笔，世状其貌，如怒猊扶石，渴骥奔泉，即所谓怒气也。褚登善，颜常山、柳谏议文章妙古今，忠义贯日月，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指墨。欧阳父子险劲秀拔，鹰隼摩空，英俊之气咄咄逼人。李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手有仙气。坡老笔拈风涛，天真烂漫。米痴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二公书横绝一时，是一种豪杰之气。黄山谷清清癯雅脱，古淡绝纶，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
不同性情的人，其创作风格也不尽相同，如孙过庭《书谱》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说：“放荡的人，说话放荡，写字亦放荡；拘谨的人，说话拘谨，写字也拘谨，一点不能做作，不能勉强。旁的可假，字不可假，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笔迹，旁人无论如何模仿不来。” 所以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笔墨的语言性情是由书者的性情来决定的，性情有天生的成份，但也可以进行后天的培养和改变，因此“理性情”就成了书者的首要任务。唯有此，方可进入到人生和艺术的更高境界，诚如言先生所说：“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转为审美体验，上升为生命体验，其审美境界是人格与自然的迹化，是主体精神对物性世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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