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賀晨
回顧百年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是一個偉大的學科，因為它試圖拯救世界。
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義，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和諧地進行資源配置，政府應僅充當“守夜人”。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採取關稅、競爭性貶值等以鄰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機，並從金融危機蔓延到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終到軍事危機，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學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夠避免大蕭條或許就能夠避免二戰。因此，研究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聖盃。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隻“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
70年代的“大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經濟學家把滯脹歸因於政府幹預過多而非成本衝擊，凱恩斯主義面臨挑戰，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
2008年次貸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對放任自由進行反思，新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全球普遍採用QE、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等手段。過去十年全球把貨幣寬鬆發揮到極致，QE、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雖然避免了大蕭條，但貨幣超髮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全球金融風險、貧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雖然貨幣寬鬆有利於刺激短期需求，但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結構性改革的困難：延緩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利率過低導致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槓桿風險等。同時，長期貨幣超發也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進一步加劇，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導致了當前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公眾對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勢動盪，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世界各國又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面臨重大抉擇：是繼續貨幣放水刺激，還是重啟改革創新？
經濟學主要是回答“經濟為何會增長？”、“經濟為何會波動？”，形成了經濟增長和經濟週期理論。潛在增速決定了經濟運行的均衡趨勢，經濟週期決定了經濟運行的波動態勢。面對經濟的增長與波動，政府面臨兩大選擇：結構性改革和宏觀調控。其中，結構性改革著眼於長期增長，通過各項制度變革提高潛在產出能力。而宏觀調控著眼於短期穩定，熨平短期經濟波動，通過貨幣財政政策等使實際產出趨近潛在產出。
很少有國家能夠抵住超發貨幣的誘惑，但也正因如此，嚴格自律、保持清醒的央行才更加值得尊重與學習。
吸收了二戰的教訓，德國強調保持央行獨立性，嚴格自律不超發貨幣。歐央行成立前，德國立法保障其央行獨立性，《德意志聯邦銀行法》規定，德國聯邦銀行在行使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和職責時，有權保持獨立。同時，相關的制度安排，如中央銀行理事會和執行理事會成員的任命程序和年限，以及經費的獨立也保障了德國央行獨立性和權威性。此外，德國央行嚴控通脹，自我約束力強，物價及房價長期穩定。歐央行成立後，其總部設在法蘭克福，通脹目標設定為“略低於2%”，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德國央行嚴控通脹的貨幣政策傳統。1950-2018年，德國CPI年均增速僅2.6%，即使是在全球陷入滯脹的70年代，德國的年均CPI增速也僅有5%，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通脹控制能力突出。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溫和的通脹水平背景下，德國房價基本保持長期穩定，1975-2018年，德國名義房價指數僅上漲1.5倍、年均增速只有1.0%，同期，英國、美國分別上漲22.2和8.1倍，年均增速分別高達7.5%和5.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強調政策的連續性與金融的穩定性，嚴格金融監管。金融管理局集央行職能與金融監管職能於一身，在新加坡享有極高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同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度的自律性使其能夠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並通過高儲蓄政策和強制儲蓄型中央公積金制度提高儲蓄率來治理通貨膨脹，新加坡通脹率成功自20世紀70年代最高點22%下降至80年代年均2.9%水平，並持續保持基本穩定。
美聯儲在保羅·沃爾克的帶領下向通脹發起了史詩般的戰役，重建了政府的信用，恢復了經濟的活力，與里根經濟學一同成就了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供給側改革。沃爾克堅定實行以控制貨幣供應量為目標的緊貨幣政策，意圖恢復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在激進的緊縮貨幣政策調控下，1979-1981年聯邦基金利率一路快速飆升至歷史新高22％，這期間美國投資下滑，經濟衰退，失業增加，但最終通脹回落，經濟逐步復甦。毫無疑問，這需要強大的意志，以及堅定的信仰：穩定的價格、健全的金融、紀律嚴明和高效運作的政府。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經常難以抵制貨幣超發、財政透支、福利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誘惑，這些行為只能飲鴆止渴。這正是大家尊重和學習保羅·沃爾克的原因，其在治理滯脹時期展現的定力、針對貨幣政策提出的“三個真理”，是他在公共服務生涯中正直與忠誠、堅守與獨立的體現。
本書對當前中國改革具有重要借鑑意義，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過去十年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貨幣超發，2009年四萬億、2014-2015年放水，刺激多、改革少，舊增長模式拒絕退出，隱性擔保氾濫導致資金錯配。2008-2018年，M2廣義貨幣從40萬億上漲至183萬億，只有一二線城市房價、優質股票以及醫療教育等服務類商品跑贏印鈔機。中國過往和國際經驗表明，超發貨幣的政策對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意義不大，反而延緩了經濟結構調整與增長方式轉型。過量資金最終產生“鈍化”效應，流入資本市場，資金脫實向虛，損害實體經濟，拉大收入差距。幸運的是，2016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迴歸穩健，影子銀行監管趨嚴，金融去槓桿和防範金融風險取得階段性成果。
只有通過堅定不移的對外開放、放開行業管制、降低稅負、國企改革、鼓勵創新等推動政令暢通的新一輪供給側改革，才有望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我們深信，市場經濟的理念已經在這個國家紮根，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展現了推動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在這片我們深愛的土地上，新一輪改革開放正史詩般展開，經歷過改革轉型洗禮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將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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