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間，江西南昌縣有個知縣叫張治堂。張縣令思維明晰善斷疑難案件，在百姓中口碑很好。
那年，有一起村民狀告寺院僧人侵佔其山地的案子。事情緣由大概是這樣的：這個叫李四的村民，有祖上傳下的山地20餘畝，雖未連成一片，但東西南北四面界限清楚。近日李四發現有寺院的僧人偽造地契，在山地裡掘墓埋葬寺院裡的僧人，便具狀控告僧人要求其遷葬歸田。
張縣令升堂傳喚僧人詢問，僧人辯解說：“此塊山地是雍正年間他們的師祖用現銀從李四父親手中買下的，並沒有偽造田契。”還當場拿出抄錄的契文為證。
李四不服氣，辯稱說：“此乃胡說，我的父親在乾隆三十四年間為此田產曾經跟村裡人打過官司，前任縣令經辦此案，當時縣衙畫了山地四周地界的圖紙，標明是我家地產，如果是雍正年間賣給了寺院師祖，因何圖上沒有註明呢？”
僧人也申辯說：“這是幾十年前的買賣，我們哪裡知曉當年的事由，只是按照我們保管的田契辦事，哪裡有錯？”
李四和僧人堅持己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張縣令叫他們暫歇，當場調取了庫存案卷進行核查，細看下來果然如李四所言，卷裡畫的田產圖示裡的確沒有標明此田產已經賣給寺院僧人師祖。但張縣令沒有據此作出僧人的契約系偽造的判斷，他想或許是當年辦案人疏漏了呢？
張縣令又命調取僧人原契約查對，拿來一看是張白條，上面倒是清晰地寫明，雍正十一年間，李四之父賣田給僧人師祖。李四說：“這張白條，連衙府的印章都沒有，怎可為據。”張縣令並沒採納，說道：“此時私下買賣常有白條為據，是為了避免繳納官稅，還不能就說是偽造田契。”
張縣令接著傳訊田契的代筆人，可幾十年過去代筆人早死了，傳來其兒子詢問卻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張縣令接著詢問僧人：“你們在田裡埋葬的是什麼人，是你的師祖、師父？”僧人答道：“近日埋葬的是師叔，師祖和師父多年前圓寂時都是埋在自家的墓地裡。”張縣令不解地問：“為何不把你們的師祖和師父埋在這塊山地裡呢？”僧人回答：“我們以前不知師祖買了這塊山地，是近日清理經卷時無意中在經卷箱裡發現了契約，剛好沒幾天師叔病故，就把他葬在這裡了。”
詢問至此，張縣令心裡大致有數了，民間此類買賣房產地產的案件，首先要見證的是代筆的中間人，其次是蓋了官印的契約。可這個案子，原來經手的買賣人和代筆人都死了，何況買賣雙方的契約只是一張白條，加之僧人稱此白條是在近日師叔死前無意中發現的，有什麼可信度呢？參與辦案的師爺也勸說張縣令：“此案據現有的證據只能判定僧人偽造田契，侵佔李四祖產山地，這樣判決不會有什麼錯，可以使人信服。另外從田契的筆跡來看，是善於書寫文契的人所寫，此人或許就是教唆僧人爭訟者，應抓來一起追究其責。”
張縣令聽了師爺的話，隨即升堂令僧人招供偽造田契之事和同夥。僧人喊冤拒招，張縣令下令掌責、長跪，接著審理其他案件，審問一件就詢問僧人是否招供。一連審了4起案件，僧人捱了40個嘴巴，最後實在熬不過去了，大喊：“這塊山地退還給他不要了！”但還是不肯認罪。張縣令見狀心想，他是口服心不服，看來還不能就此下定論。此時天色已晚，張縣令叫衙役把僧人帶下，明日繼續審訊。
退堂之後，張縣令就寢在床久久不能入眠。翻來覆去想到四更天再也睡不著了，爬起來立即吩咐衙役去傳喚代筆人的兒子前來問話。待代筆人的兒子來到縣衙，張縣令在偏房詢問道：“你平時以何為生，會不會寫字？你的父親在世時是做什麼事情的？”代筆人的兒子答道：“在下務農，從未上過學，大字不識，俺爹在世時當過私塾老師，經常為鄉親做代筆人。”張縣令又問：“你家裡有沒有你父親當年代筆留下的文書字據？”代筆人的兒子想了想回答說：“記得舊箱子裡有一本俺爹的賬簿，上面記的什麼不大清楚，代筆文契俺村裡不少親友家裡都有。”
張縣令當即命令衙役隨他回家取那賬簿來，還叮囑一定要從鄰居那裡借取文契一併帶來。這天上午，衙役和代筆人的兒子趕回來，送上取來的帶有官印的契約5件和他父親的賬簿。張縣令當場細細閱看，認真核對，代筆人的筆跡、畫押、年份無異，而且還在賬簿裡發現真憑實據，裡面記載著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七日連收三家代筆資費，第二家就是僧人師祖的法名，並註明筆資數額和為李四父親及僧人師祖代筆買賣田產的事由。事情到此張縣令總算喘了口大氣。僧人沒說假話。
事後再審，還僧人清白，張縣令當庭向他賠禮道歉。李四控告不實但念其的確不知實情，並非惡意相告，訓責一番寬大處理。案子雖結，可張縣令為自己自以為是、沒有坐實證據而任意責罰後悔不已，以至於他以後每臨公堂看到堂上那“公正廉明”幾個大字都內心慚愧，感到無地自容，從此以此案為鑑，更加仔細認真辦案。
選自民間故事選刊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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