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清霞（1967.4——）：女，陕西铜川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沉溺与超越——用现代性审视当今文学中的欲望话语》、《陈忠实的人与文》、《陈忠实的文学道路》等。
成名后，陈忠实发表过的创作感受、文学访谈、讲话、序跋等已有200多篇，出版文论著作3部，总结创作经验、对青年作者及陕西省作协的工作进行指导等，在扶持文学新人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文学观念的形成却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以下简称《创作手记》）的创作和发表。
《创作手记》是应读者和编辑要求创作的，《白鹿原》的成功使陈忠实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神话和文学青年的楷模，不少热衷文学的青年将其奋斗经历当作前行的动力。他的创作道路具有示范意义，文学青年们渴望从他的创作中得到艺术的灵感和启迪，更希望得到陈忠实切实的文学指导。
作者用散文的笔法对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回顾，坦诚地将自己创作的酸甜苦辣、痛苦艰辛喜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有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自然和命运等的体验与感悟，有对自己生命历程和个人情感的回忆，语言质朴感性，文笔淡然舒缓，以创作者的身份与读者娓娓而谈，而不是像当今流行的学院派批评那样拽新词，生怕读者读得懂。《创作手记》告诉读者文学理论也能以感性的方式，散文化的笔法来阐释，而且作家指导作家更直观、更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距离越来越远，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现象普遍存在，批评家和作家互相指责，各说各话，学院派批评“掉书袋”的习气很盛，使批评很多时候成为自说自话，不少作家表示自己压根看不懂那些评论自己作品的学术论文，更谈不上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创作手记》从作家的艺术实践出发，坦率真诚地讲述了他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从触发写作长篇的“念想”到“田小娥”等人物的“跃现”，再到小说情节结构的建构，以及主要历史事实的调查考证，小说语言的运用和作者对小说出版发行的担忧等等。细细道来，如同与读者对面交流，实实在在地把自己读过的书，借鉴过文学理论观点，使用过的创作手法等，一一回嚼，不掖不藏，不啻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小说创作教科书。
文本就以下问题展开叙述：一、交代了作者通过痛苦的精神剥离超越文革文化审美模式的过程；二、叙述作者寻找适合自己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艰难曲折；三、探讨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四、解读《白鹿原》有争议的问题，如“鏊子说”、性描写及修订本获奖等。
一、 作家的自我认知及其主体性的获得
他文革前开始创作，其中短篇小说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他清醒地意识到并试图突破文革模式，以及柳青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当代文坛，衡量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指标；他的艺术实践表明中篇无法容纳这座古原的历史，长篇是其内心创作冲动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其次，长篇创作也是一项“任务”。1985年夏，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了两次名为“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的笔会，动员包括路遥、陈忠实在内的一些青年作家创作长篇，他当时明确表示尚无准备。陈忠实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书写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裂变，创作上没有大的突破，还曾遭到“随波逐流”、“图解政治”等指责。其实，许多知名作家的创作中都存在类似问题。社会变革时期，作家一时无法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脉搏，感到迷茫困惑，这是客观现实。任何艺术上的超越都不会一蹴而就，陈忠实也不例外。他对自己精神裂变的过程进行了追述和总结。
他不缺少农村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实也有深刻的反思，从《白鹿原》的创作来看，也不乏真知灼见，他的困惑就在于如何表现。他用海明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表现自己艺术探索的过程，他说他所寻找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既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为读者接受和喜爱的表达方式。他说《白鹿原》“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的确如此，《白鹿原》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论也从侧面说明，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倾注他毕生心血的艺术探索，为他带来了声誉、财富、官位等等，或许，《白鹿原》是以最适宜表述他独特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的，但是，小说的政治“言说”及性描写等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以致修订后获得茅盾文学奖。
在《创作手记》中，他记述了自己获得主体性的契机和经过。首先，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即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他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农村生产力水平却提高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他困惑、迷茫、不安，他将这种困惑写进了短篇小说中，如《霞光灿烂的早晨》中主人公对集体经济的怀恋等。回想自己之前的创作，兼与柳青比较，他认识到自己与柳青在思想艺术上的差距。于是，他决心了解1949年前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及其对当今社会人心的影响。在《白鹿原》中，鹿兆海在与白灵争论时曾质疑“列宁打倒了富人，却使穷人更穷”的历史事实，以及黑娃“风搅雪”式的革命方式，这些都是作家历史反思在文本中的表现，从鹿兆海与白灵的悲惨结局和荒诞命运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与痛苦，两个优秀儿女的毁灭使人不得不对历史发出质问与控诉，这个历史问题作者无力解答，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功德无量的事。
其次，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作者细致描述了他初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情景，震撼，惊异！特别是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给他带来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观念上的启示。西方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家主体性的获得也不是一夕获得的，这要从作者1980年前后在小寨文化馆的“自虐式阅读”谈起，他那时集中研读外国名著，如莫泊桑等的作品，这对他走出文革文化审美模式和创作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表达了他摆脱文革文学与政治紧密关系的意图。其实，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最有技巧的是中国文人，从孔子、李斯到司马迁，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研读《史记》，我发现司马迁论证西汉政治现实合理性的文字高明至极，而且开创了一代文风。孔子尚有“春秋笔法”，尽管“微言大义”有被后世经学家过度阐释的嫌疑，但孔子的历史观倒也诚实恳切；李斯是有骨气的文人，《谏逐客书》以一己之言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实在让人敬佩慨叹；然《史记》记述夏商周之史时，可圈可点，而述及楚汉相争之后的史实，却远不及孔子、李斯之笔力强劲。后世文人多步孔子、司马迁之后尘，鲜有能超越者。杜甫、范仲淹当属同道，在他们心里“君”排在“民”前，杜甫“每饭必思君”，而不是“思民”或“思亲”，“思亲”是人性。这种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集体无意识，虽经五四文人作家努力反拨，但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为。所以，我们在批评陈忠实及其创作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的因素（是否国民劣根性恐怕不能随便说）。
陈忠实获得作家主体性的具体标志是他不再受文化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操纵，开始有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规划。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但截止1985年夏，陕西新老作家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参评作品。这种形势让当时以胡采为核心的作协领导层很焦虑和重视，陈忠实是他们认为有能力驾驭长篇的陕西作家之一，并对他进行动员。陈忠实却觉得长篇“可望而不敢想”，认为他“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他是典型的、能沉得住气的关中男人，没有十足把握绝不轻言。他早已不是文革后期那个冲动的、急切的、惟命是从的业余农民作家了，文学创作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懂得尊重艺术规律，不再被组织的行政命令或倡导等促进、激励或左右。《白鹿原》基本修改完成后，适逢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李星以“跳楼”的话激他，他都要坚持全部修改完成，才给他看。长篇创作使他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及部分艺术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主持陕西作协工作十几年，有人指责他对中青年作家扶持不够，他也不做过多的辩解，而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鼓励青年作家自己成长。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青年作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
二、沉静是作家生命存在的状态，也是长篇创作的最佳心态
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巨大丰厚的库存，有生活库存的作家很多，但如何把它们转化成文学创作的素材，需要激发、照亮和打开，陈忠实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而苦恼。1985年前后，当时的成名作家都被长篇创作困扰着，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长篇创作的，而长篇创作这时依然处于低谷，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长篇创作成为衡量一个省、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指标。“文革”后，文化艺术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文学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山火过后，最先成长起来往往是小草、灌木，很多年后才会出现高大的树木，成片的针叶林和阔叶林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使作者意外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欲念，激发他创作灵感的不是“牛蒡”，而是蓝袍先生朦胧的情愫，蓝袍先生痛苦而无奈地接受了父亲施与的婚姻，却被杨龟年家年轻美貌的寡居儿媳所“惊扰”，可就在那“邪念”“萌而未生”时，竟被父亲察觉，无情地扼杀在了摇篮中。从此，一个模糊的影像——镂刻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缠绕着他，神秘又充满诱惑，他止不住想要去思索、去探究。
这种欲念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他决定从实地考察走访开始，查阅地方县志，阅读各类名著以充实自己，来沟通关中大地的历史和现实，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契机，进行总体构思，将一个个瞬间闪现过的细节串联起来，探寻其文学意义及其对人物命运发展轨迹的作用。为着这种创作激情，他修盖了新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决定隐居祖屋创作“垫棺作枕”之作。这时正处于全民下海的热潮中。
确立了创作的基本目标，如何来实现就成为首要问题。他熟悉这片古原的沟沟坎坎和生存着的生灵们，他知晓他们如何活着，也惊异于他们何以要这样活着？在翻阅蓝田县志贞妇烈女卷时，田小娥闯进了他的心，他终于找到了结构《白鹿原》的关键性人物，率先确定了“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插进梭镖利刃的情节”，田小娥是小说中白鹿两家矛盾激化的焦点，她代表生命原欲，代表一种具有诱惑力、破坏力的强大力量，她的妩媚性感与反抗精神使她成为家族政治最直接的破坏者和颠覆者，她的出现激化了白鹿两家的矛盾，使白鹿村的社会伦理关系更加复杂。田小娥的塑造是陈忠实走向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他早年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得名，还曾以不善写女性而自我调侃。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总是有作家艺术家以艺术的神圣名义追逐女性，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塑造田小娥的过程，有童年的记忆，有贞妇烈女事迹的刺激诱发，有作家的艺术想象和生活积累，当然也有之前文学阅读经验的启发。
《白鹿原》中朱先生是有原型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艺术想象力受到生活原型的制约，越想忠实于生活原型，越不讨好，反让读者觉得“假”。尽管作者从朱先生的性格逻辑和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为人物设置了“鏊子说”、“公婆说”等情节，结果还是引发了争议和“误读”。塑造白灵，作者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生活原型的故事搬进了小说，以期还历史本来面目，竟遭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的批评。白灵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某一阶段的深刻反思，人物成为阐释历史观念的工具，人物形象有简单化、概念化之嫌。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解释使其创作意图“欲盖弥彰”，以致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一位青年评论者要他立即终止《创作手记》的写作。将文本与《创作手记》比较阅读，对我们分析1990年代的文学生态和文化环境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鹿兆鹏是几位共产党人事迹综合的结果，其中武装斗争那段经历以渭华起义为依据，部分历史事实和事迹取自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人汪峰，滋水和平解放也是历史事实。
白孝文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结果，也是《白鹿原》中最复杂、最丰满、最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倾注了作者的许多心血，这个人物的解读需与黑娃、鹿兆鹏，特别是《蓝袍先生》中的徐慎行进行比照，这几个人物在精神序列上密切关联，黑娃似乎天生具有叛逆性，他反抗意识萌发的最早，有人说这是由于他受到的压抑相对于白孝文、鹿兆鹏及徐慎行来说，要小一些，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小说中，鹿三反复比较白鹿两家的家教与家风，可见他对家教重视的程度，家教的方式很多，小说虽没有直接讲述鹿三如何教育儿子，却多次写到他目睹白嘉轩“教子”的感受和感想。鹿三是“行动多于言辞”的人，或曰“敏于行而讷于言”，黑娃砸祠堂，他要去结果了他；田小娥被他捅死，这些行为都从侧面表现出黑娃所经受的“家教”。不仅如此，黑娃的头上除了血缘上的父亲鹿三外，还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人教父的“父亲”白嘉轩，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之父”。白嘉轩在黑娃看来是刚正不阿的正义化身，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他的腰挺得太直”，鹿三的媳妇是白秉德连订带娶的，黑娃也得到类似的承诺，弟弟兔娃与父亲鹿三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黑娃的身份类似于“家奴”，白嘉轩对他具有从肉体到精神的主宰权，送他读书，给他打短工的机会，这些恩惠在白嘉轩是发自内心的，在黑娃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黑娃从骨子里并不排斥读书，他排斥的是被施与的读书机会。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黑娃这个看似粗野的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压抑与白孝文等相比更加深重，他的反抗最激烈是因为他所受的压迫最深重。白嘉轩是儒家文化伦理的人格化身，是家族文化的主宰，所以，黑娃对白嘉轩的反抗就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家族统治的特征，换言之，假使白嘉轩转而成为“革命的先驱”，黑娃反对的依然是白嘉轩和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黑娃的反抗是针对白嘉轩个人的，而不是针对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这是他与鹿兆鹏和白灵等革命者不同的地方，也是黑娃从农会干部、革命军人变成土匪、再变成国民党县保安团营长的根本原因。他皈依儒家文化、回归宗祠是内心情感和精神的需要，是自发的、由衷的，与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从性质上说截然不同。而白孝文是不幸的，因为他聪慧、有思想。他之所以决绝地背弃父亲，最终成为“弑父”者，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父亲”（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尽管鹿子霖帮助他并非真心，但他并不恨他，或者说他恨父亲甚于恨鹿子霖。小说曾交代说，鹿子霖相信田小娥并没有向白孝文揭露他，却没说白孝文未察觉真相，白孝文的阴险就在于不相信任何人，他把一切都埋在心里，所以，他是原上最孤独的人。仅是上述这几个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与性格的设置、塑造与完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没有沉静的心态，单是梳理这些人物复杂的关系就很难，更不要说人物个性的塑造了。一个内心没有痛切体验的人很难描摹出白孝文的内心世界。
将白孝文与隋抱朴（《古船》）略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位作家创造时的心境，白孝文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沧桑感与孤独感，表现出作者风雨之后的沉淀与厚重；隋抱朴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内在激情与理想主义情怀，换言之，隋抱朴身上还有文革人物深深的烙印。《白鹿原》体现出作家的老年心态，即叔本华所说的“一个人终于摆脱了那无时无刻不在侵扰他的动物式的激情”的老年时代。叔本华说：“只有到了老年，一个人年轻时获取的知识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经获得的观念才能被解释得详尽；他以为他早在儿时就已明白的事此时才能被真正理解。”其实作家创作时表现出来的是心理年龄，有些作家即使活到80岁依然有一颗稚嫩的童心，如泰戈尔；有些作家人到中年却表现出暮年的心态。陈忠实创作长篇时尚未到“知天命”的年岁，但心理年龄却具有老年人沉稳的特征。难怪有读者后来写信问《白鹿原》的作者是否还活着，有人说读了小说觉得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还不得累得吐血，等等，都从侧面证明了小说所表现出的厚重与苍凉。
陈忠实对长篇创作过程的追忆，回答了上述读者的疑问，指出作家在创作时，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超乎其外，不为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左右，而沉静就是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与心境。在四年的长篇写作中，沉静成为陈忠实生命的存在状态，他独居原上的祖屋中，摒弃世俗的纷扰，几乎与世隔绝，因参与作协领导工作太少而备受指责，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连1989年那样的动荡都没能影响到他，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为了创作，推掉了“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官衔，他感受到“踏实里的某种压迫，具体到摊开稿纸直面白嘉轩们的时候，我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陈忠实说此事曾令他“陷入焦虑甚至可以说是慌惶状态”。
沉静是一种心态，一种创作的状态，在喧嚣的世纪末，沉静也具有形式感，如陈忠实所说，他住在乡下的祖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村庄的喧闹离他很近，又很远，尽管村里谁家“过事”还会请他，但他所承担的角色已悄然变化，他的出现是“过事”人身份的象征，“事”品级、档次的象征，就像《白鹿原》成功后，作家研讨会及朋友聚会等也以他的出现为荣、为傲。陕西这个地方，即便是乡村，对文化人也格外看重，陈忠实兼具文化人和官员两种身份，情形自然与他在公社当干部时不同。他创作的习惯与路遥不同，他早上开始创作，夜晚按时休息，他沉浸在创作中时，乡邻们自觉地不去打扰他，毕竟陈忠实是一位副厅级的作家。所以，陈忠实的“隐”在形式上也是成立的，与现在某些作家的所谓闭门造车完全不同。“沉静”还要能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要有定力，不受外界的影响。他极少谈到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的静心定性表现出他对宋明心学的理解和认识。
陈忠实在写《创作手记》时，或许真的意识到了“沉静”对于长篇创作的重要性，短篇创作篇幅规模相对小得多，作者完全可以在应激状态下完成，如百十字的诗、一般千字的散文或上万字的小说，都可依靠灵感和激情来完成，长篇则不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白鹿原》之后至今未推出长篇力作，恐怕也有“沉静”不下来的问题。创作的欲念容易产生，但再找回那种沉静的状态，并维持四年，很难有人做得到，包括作者本人。张爱玲骨子里是孤独的，孤独是她生命存在的方式，她一生都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她为自己的心而活，所以她能在闹中取静，能达到“大隐隐于市”的人生境界，能关起门来过她的公寓生活（《公寓生活记趣》），写她的人生故事；陈忠实是一个具有强烈“入世”与“济世”情怀的作家，《白鹿原》完成后，他在访谈中几次谈到长篇创作的构想，2001年春节过后，还曾回到原上的祖屋潜心创作，并于2004年推出小说散文集《原下的日子》，可见，这次的“隐居”并没有找到创作长篇的状态与心境，却写出了几个精致的短篇和一些优美的散文。
创作理想与创作现实都不是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欲望产生到欲望达成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尤其是创作欲望的产生与达成，牵涉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作家的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前功尽弃。简单地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陈忠实和《白鹿原》。一旦时过境迁，作家本人也无法复制自己曾经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激情。陈忠实的一位崇拜者盼望他能推出长篇，完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叙述，竟然慨叹、祈祷上苍给作者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以激发其艺术创造力，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也从侧面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他自己也说：“创作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体验观察都是个人化的，没有真正地体验社会，提供再好的环境他也写不出好作品。”外在的、形式上的同构与同质固然很重要，但作家作为主体的个人化体验却很难构建或复制。
三、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个性化追求”
《白鹿原》构思用了近两年时间，根据酝酿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生故事，作者预备写上下两部，每部约30-40万字。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时，作者已将规模压缩至一部，40万字。这对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且痛苦的事，做文字工作的人几乎都有过删改文本的经验，有人形容那感觉“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痛。原因一是作者的阅读习惯，他不喜欢阅读多部规模的小说，哪怕是名家的翻译作品；二是市场运作的无情的杠杆，这是作者出版《四妹子》的切身体验。
陈忠实认为应对市场法则的唯一出路就是“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普通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尊重读者，不是放弃艺术原则，一味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作家还有责任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作者在处理作者、作品与读者关系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用40万字容纳构思时两倍篇幅的内容，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完整的故事情节、真实生动的细节等，是艰难的。他先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则，对人物、情节、细节等删减，直到无法舍弃。随后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力争用最准确简洁的语言叙述故事情节、表达思想情感，即用叙述语言代替描写语言。他认为叙述语言难度比描写语言“大很多”，却可“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他决定用“形象化的叙述”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并使语言选择成为对小说语言形态的深入思考。回顾自己的中短篇创作，他发现“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地叙述”，换成描写语言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要保持“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则要求作家透彻理解和掌握他的人物。他在《窝囊》、《轱辘子客》、《害羞》、《两个朋友》等短篇创作中进行语言实践。《轱辘子客》引起关注，几位同事感到新鲜，以为这种形态不错，并当面指出其语言变化。在语言实践中，为避免大段叙述语言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审美疲劳，他尝试“以个性化的有内涵的对话语言，给大段连接大段的叙述里增添一些变化”。在长篇写作中，他已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对叙述语言的把握产生的空前的自信。他总结说短篇的操练“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陈忠实关于叙述语言的分析论述，是对“语言即文化”观念的形象化的解读和阐释。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在语言这寓所中。用词语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作家就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陈忠实用他独特的“叙述语言”讲述着中华民族的秘史，试图成为民族文化和白鹿精神的“守护者”。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原是海明威的话，陈忠实认为这句话道出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个形象化的比拟准确形象，“寻找”的过程就是作家实现自己“个性化追求”的过程，“句子”不仅指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既是作家自己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也可以是沟通普遍人类心灵与精神的共性体验；而且包括艺术体验，即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
他说他的文学生涯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历程，从“无意识里的盲目”模仿开始，经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探索，再到《白鹿原》的创作，他一直在“寻找”，《白鹿原》的成功并“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表达了他坚持文学信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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