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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開門，開門！”村幹部和一名身穿黑色夾克的男子，站在小學堂的鐵門外，朝裡面喊。我的心往下一沉：該來的還是來了。
我打開門，他們走了進來。村幹部指著我，對那位黑夾克說: “這是學校的校長。”接著又對我說：“這是縣裡某某局的李局長，是我們村的掛點幹部。”
李局長有著一張典型的公務員臉——四平八穩，不動聲色——他問我：“現在都放假了，學校怎麼還有人。”我儘可能輕描淡寫地說：“我有幾個朋友，趁著假期，過來陪陪學校的孩子玩玩遊戲。”
他默不作聲地打量著學校，教室裡孩子們在專心參與志願者老師安排的活動。而在我和這兩個幹部之間，空氣彷彿都要凝固了。我的心跳得很快。
李局長又問了我幾個問題，走出了大門外。
志願者老師們的領隊童老師走了過來，我把事情告訴他，這個年輕的男孩樂觀地說：“沒事兒，你看，他們都走了。”我搖了搖頭，強烈的沉重感幾乎讓我喘不過氣來。我知道，這事兒沒那麼簡單，風雨必來。
說話間，我的手機響了，是鎮中心校的領導。多次深呼吸之後，我接通了電話。
“我接到上面領導的電話，說你在學校裡搞什麼活動。不管搞什麼活動，立刻給我停掉，聽到沒有？”電話掛斷了。
很快，教育局的一個領導和中心校的幾個領導驅車出現在了校門口。他們面色沉沉走進教室，站在教室後面看了一會兒，然後走了出來，經過我身邊的時候，我感受到那斜過來的眼風裡壓抑著的怒火。
志願者老師們感覺到了事情不對勁，留了一位老師在教室裡陪孩子，其他老師都跟了出來。
“你們從哪裡來的？什麼機構？怎麼聯繫上的？”連續的發問，都被童老師有條不紊地接下了，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紹，接著，他試圖說服領導，讓我們把冬令營辦完。
“什麼都不用說了，你們這個活動立刻給我停掉，馬上！到時候真出了什麼事情誰負責？你負責嗎？”他盯著我說，“你也算老教師了，我主要看你工作還比較積極，讓你坐這個位置，出了事，今天是老師，明天就坐牢去了！”
童老師解釋說：“我們所屬的機構是在民政局註冊過的合法機構，而且我們機構做冬令營夏令營有十多年的經驗……”
“你還不明白嗎？”領導打斷了童老師的話，“你們合不合法跟我沒有關係，你去哪裡辦都行，但是就不能在我這裡辦。你們經過我同意了嗎？出了事誰擔這個責任？”
“我們已經給每個參加冬令營的孩子購買了保險，而且經過了家長的簽字同意……”說著，童老師將家長簽了字的安全責任書遞給領導。
“你要我重複多少遍？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你要辦去別的地方辦，別在這裡辦。”領導將這堆責任書往旁邊一放，有些動怒了。
“別說什麼民政局，沒有我們教育局的文件，你們什麼活動都不能辦。”其他一同來的領導也因為我們的不識時務而感到啼笑皆非。
▲ 一所鄉村小學的外觀。© 圖蟲
〔 02 〕
“老師你被騙了吧？他們是來拐小孩的吧？”
“我家孩子才不會去你們那個小學校，我們去的是大學校。”
“去你們學校參加活動，下學期我家孩子也不會去你們學校讀書。”
“你們要收多少錢？不收錢的準沒好事兒。”
“你們管飯嗎？”
“我不懂，我不管，等他爸媽回來再說。”
……
家長們說什麼的都有，什麼態度都有。
“真的有大哥哥大姐姐來我們這裡嗎？”
“教畫畫嗎？彈琴呢？”
“唱歌和跳舞呢？”
“老師，我真的很想來參加，但是我家裡人不同意。”
“你要和家裡人哭，你說你一定要來。”
……
孩子們興高采烈，也煩惱不斷。
招募孩子來參加冬令營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各種匪夷所思、啼笑皆非。孩子們的熱切是我的動力。
玩偶、布料、彩紙、樂器、圖書……小小的電動車，載著我和一箱又一箱的神秘禮物，往返於村裡的小學堂和鎮上的各家快遞店，一趟又一趟；和志願者老師們通過微信視頻，制定課程表、認領課程、做課件，一次又一次；就像玩一個並不確定的拼圖遊戲，冬令營的樣子慢慢被拼湊起來。
志願者老師們坐了一天的火車，來了。這幅拼圖，完整了。常年沉寂的山村小學堂，靈動起來了。孩子們小鹿似的在校園裡蹦跳。
很多因為各種原因沒能報上名的孩子，趴在窗戶外、校門口，久久不願離去。
家長們的困惑和疑慮一掃而光，對我說：“老師，我們這裡的小孩子就需要這樣的老師和課堂。”我就像一位老農，在冬日的藍天之下，暖陽之中，守望著我的麥田。儘管我的心從未真正安穩下來。果然，它結束得如此猝不及防。
一開始，內心的不甘、憤怒、悲傷，愧疚就像奔騰發酵的岩漿，卻只能死死壓住，無法破土而出。
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所有負面情緒都蒸發得差不多了。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是我違規在先——沒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將舉辦冬令營的申請層層上報，等待同意並獲得審批。因為我心裡，很多人的心裡，都再明白不過，合規的道路是條死路。
很多程序的存在，好像就是為了告訴想要走這條程序的人，把自己的想法掐滅是你唯一能走的路。課間連孩子跑跳都明文規定不允許的鄉村學校，怎麼可能讓一個非官方的冬令營存在呢？
但是我們的孩子，
這群在精神和情感等多重貧瘠裡的孩子，我們這孤島似的山村小學堂，都需要和渴望它的發生。所以我們努力讓它發生。我也很清楚，“領導”是一個角色，一種身份，也具體是誰，沒有太大關係。一場戲唱到那個時段，大概率都是：該出場的就會出場，該做的動作，該說的臺詞，該擺的神態，都會按照劇本，一絲不苟地來一遍。
先不去討論這種規定的合理與否，挾規定而治下的叫停，確實多少也鍍上一層正義和正確的薄膜。但是《教師法》，以及教育部三番五次各種“減負”、“推行素質教育”的紅頭文件，只在網絡上爆虛火，在真實的基層，被視若無物，也是長久以來廣泛存在的事實。
在這裡，有的文件貌似針對基層情況，有的則出於“防患於未然”，亂箭齊發，絕大多數卻只在真正問題的周圍兜圈子，而從未正眼看過問題，更逞論解決，它背後有一個共同的邏輯——文件我已經發了，辦沒辦，辦得好不好，能否百分百杜絕意外的發生，就是你工作到不到位的問題。一言以蔽之：解決問題是假，互相推卸責任是真。
所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事若關己，那就拼命和稀泥”成了基層的共享土壤，很多問題在這樣的土壤上被餵養得越來越大，真正教育沒有了容身之處。這才是這場脆弱的教育突圍戰失敗的真正原因。
至於哪些規定要成為師生每時每刻的緊箍咒，哪些文件註定用來蒙塵，只能自行體會去吧。
▲ 2019年3月，山東博興縣湖濱鎮一所小學，兩名義工在和農村兒童一起做遊戲。© 圖蟲
〔 03 〕
經過這場“失敗”，我無比清醒地意識到，一個有一點覺醒的弱者除了抱著更弱者痛哭，其實沒有太多選擇。覺醒其實會給弱者帶來痛苦。是的，我還是那個弱者，我們的孩子也是。
隨著志願者老師們的離開，隨著我的迅速被調離，我可以感覺到我和那些我珍視的關係正在變淡。那條好不容易被撞開的，可以吹進絲絲春風的小縫，消失不見了……
在送走志願者老師的那天早上，我聽到有不成調的陶笛聲從身後的山村傳來，這是這群可愛的志願者老師們留給這裡的迴響。我想肯定有一些美好的東西，種進了孩子們的心田，只是我不知道，這些是隨著時光而生長，還是因著光陰而被永久掩埋，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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