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讀了一年博士，金雯決定從就讀的國內知名高校退學。
開學不久，導師就交給她一個課題，要求她從頭開始研究某種微生物的作用機制。在整個實驗室中，沒有人在這個方向做過任何先期研究。導師期望金雯能發一篇影響因子為10的論文。“就連導師自己發過的論文，都遠沒達到這個水平。”
給了課題，導師卻不再指導研究方向，金雯成為唯一的探索者。實驗進行了幾個月，沒做出導師期望的結果，她得到的批評越來越嚴厲，壓力越來越大。
她知道，就在這所名家輩出的大學裡，許多碩士、博士研究生在心理諮詢室痛訴他們承受的種種壓力。金雯不想像他們一樣，所以選擇離開。
近日，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發佈了一篇面向全球26個國家、2200餘名研究生的調查報告，受訪者中九成為博士生，理工科和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生比例大致為1:1。這份題為《研究生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機》的報告表明，研究生群體的焦慮和抑鬱傾向均為普通大眾的6倍，有中度到重度抑鬱或焦慮的受訪者分別約佔總人數的40%。
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美國肯塔基大學毒理學和癌症生物學系助理教授內森·L·範德福德研究團隊曾對比過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區域的受訪者填寫的問卷，都沒有發現系統性差異。
“說明這（研究生的焦慮、抑鬱傾向）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那股興奮勁兒持續不了多久”
3月26日，《自然》雜誌官方推特轉發了這篇調查報告。推文發佈後，世界各地的研究生佔領了評論區。
有網友說：“實驗室來了興高采烈、幹勁十足的新同學，我們都默默看著不說話，那股興奮勁兒持續不了多久。”
博士研究生莎拉·納森回覆：“總有人告訴你，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一週工作6到7天還是不夠好。你還得為自己的每一個決定自我辯護，而且你從來不被信任，你作的決定從來不被認為是正確的。”
關於“壓力”，《自然》雜誌的這條推文，還“炸”出一些早已成名成家的教授。
在這篇報告之前，201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調查表明，生物科學領域的研究生中，43%～46%的人患有抑鬱症；2015年亞利桑那大學發佈報告稱，大部分博士生報告有“超出一般的”或者“巨大的”壓力，受訪者認為學校和教育相關的事務是壓力的最主要來源。在中國，尤其是近年來，研究生因種種壓力自殺的新聞屢見報端。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護理系教授亞歷山大·克拉克表示，研究生一般每週工作80~90小時，如果還有另一份工作，時間會更久。
在美國紐約州求學的法國人比翁的同學有不少人為了讀博士，在做實驗、上課之餘，還要打兩份甚至三份工掙錢。
比翁回憶，自己讀博時壓力很大，很少會跟朋友出去玩。他生活的區域房租昂貴，學校發的工資勉強夠付房租，“根本不能有什麼愛好，愛好是要花錢的，出去放鬆、釋放壓力，都要花錢”。
女性面臨的狀況更糟。
根據那份新出爐的報告，跨性別群體和性別不適者（gender-nonconforming）面臨更大的抑鬱和焦慮風險，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
金雯記得一位師姐曾因懷孕引起導師不滿。克拉克說，已婚的女性除了完成研究任務，還要照顧家人，她們只能工作更長時間、睡得更少。
當德克薩斯大學的同行特蕾莎·M·埃文斯提議做這項研究生心理健康調查時，範德福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想起自己讀博經歷中高度的緊張感、不確定感還有經濟壓力。他在讀博期間結了婚，妻子是沒有收入的在校學生，他一年兩萬多美元的博士生工資捉襟見肘。
多年過去了，範德福德覺得當下的研究生比他那時艱難：發論文壓力更大，就業市場情況不容樂觀，教職越來越難找。
導師也會失敗
在聚集不少碩博士生的小木蟲論壇上，有人困惑地發帖：“高校研究生和導師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樓主”表示，自己已經失去學習知識的激情，與導師之間人情味也很淡薄，多了許多利益的色彩。
在前述研究中，經歷過焦慮或抑鬱的研究生，有50%的人不認為他們的導師提供了真正的指導；超過50%的人不認為導師有助於自己的職業發展。在《自然》雜誌去年的一項針對5700多名博士生的調查中，大部分受訪者對導師很滿意，但也有將近1/4的受訪者表示希望換個導師。
研究者認為，研究生和導師之間密切的、支持性的、積極的關係，與減少焦慮和抑鬱顯著相關。
在金雯短暫的讀博經歷中，導師急著出成果，幾乎天天催問進度。但要研究出一種微生物的作用機理，尤其是對於一個沒有任何研究基礎的課題而言，並不那麼容易。
拿不出導師期望的結果，金雯參加組會時被當作反面教材屢次受到批評，不開組會時，也經常挨導師訓斥。她考慮，再忍受3年乃至更久的委屈是否值得，更重要的是，到時候，被導師寄予厚望的課題也許依然一無所獲。
克拉克在艾爾伯塔大學任教15年以來，曾參加過不少面向學生的工作坊，他試圖在科研知識之外再教給學生一些“街頭智慧”——更加切合實際、能夠付諸實踐的建議。工作坊的主題形形色色：如何寫論文、怎麼申請研究基金、如何管理時間、怎樣應對情緒問題……
前述報告的研究者認為：“研究生的培養囊括了許多獲得成功非常重要的技能，但常常會忽略心理健康因素。”
“學生的論文被拒、沒有拿到心儀學校的教職，等等，這些都會帶來情緒上的挫折，都需要關注。”克拉克說，“（讀研期間）除了豐富你的簡歷之外，更要豐富自己的人生、讓心智得到成長。”
克拉克曾在讀博時經歷過一次艱難的考試，這個以“樂觀主義者”自居的人一度懷疑自己的能力，足足花了10年才重拾對科研的信心。
他希望能在學生身上培養出“成長型”的心智：“例如當你有一次考試得了低分，你不會認為自己就是個失敗者，而是會繼續努力前進。”
他不避諱在學生面前展現自己的失敗。“我的論文也會被拒，我不在學生面前假裝完美。”他認為，當學生看到導師經歷失敗和挫折，就會覺得失敗很平常， “（在研究生階段）因為你研究的內容更難了，所以遇到更多的失敗也很正常。”
範德福德等研究者呼籲改變學術界的“文化”：“學術界的許多人曾大膽說出自己的心理疾病以及他們在學術界面對的汙名。擔心得不到終身教職、害怕同事評頭論足，僅僅是患有心理疾病的學術界人士所承受壓力的一小部分。”
留下很好，離開也沒關係
在小木蟲論壇裡，“吐槽”讀研經歷的“碩博家園”與考研考博交流板塊挨在一起。考生為能不能如願考上而擔憂，並表達著對上榜者的羨慕。
這兩類帖子下面，總有人引用小說《圍城》中的經典語句來勸慰“樓主”：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
根據《自然》雜誌2017年的調查，在那些因焦慮或抑鬱尋求幫助的博士生當中，將近一半的人表示對自己的博士項目滿意或非常滿意。在全體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對自己的博士項目滿意或非常滿意，這些數據與往年的調查結果高度一致。
儘管讀博期間壓力很大，範德福德表示自己從未想過放棄。他會鼓勵那些想放棄的學生堅持下去。“博士學位很有價值，它意味著你更能勝任僱主的工作。”
在《自然》雜誌編輯部看來，情況沒那麼簡單。
最近的那條推文在短短兩三天內就得到上千次轉發和上百條回覆，《自然》雜誌於3月29日發佈社論，語氣嚴肅地表示：“是時候談談為何這麼多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都這麼糟糕。”
文章將矛頭直指學術界的風氣：“科學界的文化出了問題，這讓年輕一代研究者肩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社論中提到的“問題”包括：工作時間長、官僚習氣、就業市場形勢嚴峻、研究生缺乏適當的職業指導……
“改變這種文化要花一段時間，不幸的是，要讓這個共同體中的一些人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也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文章說，“但改變勢在必行。”
社論認為，切入點是導師和研究生之間的關係：“有太多的資深科學家把拿到博士學位、卻不在學術界工作視為失敗。”但現實是，學術界確實沒有足夠的職位提供給畢業生。
這份期刊已經不是第一次表示：研究生不應侷限在學術界找工作，學術界外的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在肯塔基大學，範德福德的調研引起了管理者和教師的重視。就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當天，他還要去參加校方舉行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問題研討會——自那篇論文發表後，這類研討邀約幾乎沒斷過。
對於中途“退場”的人來說，生活還在繼續。
法國留學生比翁的導師沒能申請到下一階段的科研經費，他沒法繼續課題研究，還要幫導師處理與研究工作不相關的瑣事。開學一年半之後，比翁選擇退學。
讀博時，比翁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離開實驗室、在家裡做全職奶爸，他也沒有感到太多的遺憾——照顧3歲的女兒同樣給他帶來很多快樂。現在他在考慮找一份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在喜歡的領域中繼續探索。
嚮導師申請退學時，金雯捱了最後一頓批評。辦完退學手續後，她感覺特別輕鬆。臨走時，她看到辦公室桌上的一張紙，上面寫著：同意×××等180名同學退學。
金雯試圖回想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卻發現她對校園的記憶已經模糊——自打入學，她還沒顧上完整地繞校園走一次。
對於那裡，她的感受還有點複雜：學校的講座、活動其實豐富多彩，“遺憾的是我來錯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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