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億中國人口中，每15個人就有1人患抑鬱症。
在中國人的語境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調侃：“你是XX醫院出來的嗎？”
這個XX，在北京，是安定；在上海，是普慈；在廣州，是芳村；在深圳，是康寧；在南京，是青龍山……
時代在進步，精神病院和精神疾病所承擔的汙名，幾十年來並沒好轉。
衛生系統開會，臺上問：“安定醫院的來了沒有？”下面就鬨堂大笑。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護理部主任王湧回想當年剛入行時，單位要求籤五年的合同，他心想，肯定幹不到合同期滿的，一定要轉行。當別人問起他的職業，他會說自己是在“精研所”，讓別人誤以為是精密儀器研究所。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何燕玲曾有過親身經歷，她的一位患者在診治過程中曾被家人阻止，“精神病院這種地方，怎麼能去？”
後來，這位患者選擇了跳樓自殺。
“我可以說，他就是被‘病恥感’殺死的，如果社會沒有那麼多偏見和歧視，結果一定不是這樣。”
這種“病恥感”也深深烙在精神疾病患者的意識中。“告訴別人會被認為是瘋子、不正常的、低人一等的！”為了不被“歧視”，很多人會隱瞞自己的病情，寧可自己熬著，甚至自殺，都不願意去尋求幫助。
“抑鬱症最難治和可怕的地方，源於大家的不瞭解”，毛愛珍說，這是一位抑鬱症患者的母親——2011年10月25日，28歲的青年演員尚於博跳樓自殺。這位曾出演過《杜拉拉昇職記》、《孃家的故事》等熱播劇的男演員曾被業界看好。
“我後悔沒有早點發現，沒能幫助到他。”
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多中國人帶著一句“我最近晚上失眠”，踏入了那些負面意味極強的醫院、踏入了精神科和心理諮詢室。
據加拿大學者費立鵬2009年在《柳葉刀》上發表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為6.1%，以此估算，抑鬱症患者至少在9000萬人以上。也就是說，13億中國人口中，每15個人就有1人患抑鬱症。
自殺傾向是抑鬱症最為可怕的症狀。67%的抑鬱症患者有自殺的想法與行為，15%-20%的抑鬱症患者最終自殺成功。我國每年因抑鬱症而自殺的人達20萬，自殺未遂者更是數倍於此數字。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這是一位抑鬱症患者的內心獨白。
可以想象，這些患者就像一座座漂浮的孤島，隱匿在我們身邊，數量遠超想象。
觀念的扭曲、信息的匱乏，資源的緊缺，像籠罩在孤島上的濃霧，讓無數的患者和家屬迷失在求醫治病的路上。
在北京安定醫院，姜濤是最受歡迎的醫生之一，他從醫25年，接診4萬多患者。每當他出診，天不亮，就有許許多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齊刷刷地蹲守在他的診室門外，這已成為安定醫院一景。
他說，病人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一天12個小時門診，從早八點到晚六點，一天八十來個病人。
據他觀察，曾經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過一半的病人為抑鬱症而來。安定醫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別開設了抑鬱症研究中心。然而，與抑鬱症高發病率、高複發率、高自殺率的特徵相反，我國抑鬱症的就診率和治療率均很低。
有專家統計，十幾年前，我國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不足10%，目前的數據仍然是10%。
和軀體類疾病能借助一大堆儀器和生化指標不一樣，除了藥物治療，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還依靠病人的訴說和醫生的經驗。可是找到合適的醫生從來不易。姜濤打了一個比方：“如果說當代醫學對糖尿病的認識達到近代的話，對大腦疾病的認識，恐怕還停留在公元前。”
我國在2012年12月才頒佈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在法律上規範和保障了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和權益。而中國持執業資格的精神科醫生是2萬人，僅有的這些資源，還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的有限的醫院裡。
與之對應的，是龐大的病人群體——各類精神障礙的患者有1億多，其中重性精神類疾病病人1600萬。這是患者和醫生共同的痛苦。
對於國內抑鬱症防治領域的痛點，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尚善基金會通過四年的時間總結出四個字：無知、無助。
秘書長伍華進一步解釋：“這個無知，不僅是關於‘抑鬱症是什麼’，更有關乎‘如何有效防治抑鬱症’；不僅是個別人‘我應該找哪位醫生給我看病’的無知，還包括多數人對‘靠譜的醫療機構和心理諮詢機構’的無知。這個無助，也不只是患者和家屬單向的無助，還是醫生和心理諮詢師共同的無助；不是‘吃藥還是不吃藥’的困惑性無助，而是‘症狀治癒了問題依然在’的社會性無助。”
無知無助，最後必然歸結為無望。失去信心，往往是壓垮抑鬱症患者的最後一根稻草。觀念的扭曲、信息的匱乏，資源的緊缺，像籠罩在孤島上的濃霧，讓無數的患者和家屬迷失在求醫治病的路上。
抑鬱症並不是“名人病”或“富貴病”，而是“沉默的大多數”。
財新傳媒執行總編輯張進曾是一位重度抑鬱症治癒患者，他把自己當做研究抑鬱症的最豐富生動的教材，將三年來抑鬱症病發與臨床治癒的過程詳細地記錄在《渡過：抑鬱症治癒筆記》一書中。這本書出版不到3個月，已加印4次，印刷量達2.8萬冊。也因為這本書，張進被評為2015“健康中國年度10大風尚人物”。
媒體人胡舒立在書的序言中說：“很多得了抑鬱症的人，都遮遮掩掩，羞於承認自己得過這個病。張進則不然。”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張進在著書立作的同時，不斷在做各種演講、接受採訪，為抑鬱症患者發聲，呼籲社會多一點關心這個群體。
“簡單一句話：改變全社會對於抑鬱症的認知扭曲”，他說，“是無知而非疾病，構成了對病痛的巨大恐懼。當恐懼籠罩你的時候，你就失敗了。怎麼樣才能夠戰勝恐懼呢？就是靠信心。信心從科學中來。這本書就是從生理、病理、心理，從科學上，從技術手段獲得信心”。
姜濤作為張進的主治醫師，肯定了這個“外行”對精神疾病領域所作的貢獻：“由於精神疾病診斷沒有客觀的實驗室指標，都需要靠語言的交流，張進恰恰在這個方面做了很大的彌補，把這個疾病從裡到外，用最樸實、最精確的一些描述給大家展現出來。”
在張進的觀察裡，抑鬱症並非有些人理解的城裡人或是社會精英才有的“富貴病”，不分年齡、性別亦或是職業。但多個專科醫院的接診記錄表明，前來就診的農村居民佔一半以上。
是的，中國抑鬱症的最大人群，是窮人，在農村。只是這群人在公眾和大眾媒體視野之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這種疾病。
對此現象，張進猜測：“在社會大變遷面前，不能與時俱進，被時代拋棄的人，因其焦慮、惶恐、絕望，可能成為抑鬱症的俘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十幾年來，中國國企下崗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
我們揹負著好多時代烙下的傷痛，還沒有能夠消化和處理傷口。所以姿勢幾乎必然難看。
《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一書中，剖析了影響中國人的心理情緒的九大起源，包括：社會不公平、望而止步的高房價、貧富差距、特權橫行、收入太低、就業難、食品安全問題、應試教育和環境汙染。普通人從早出門，你必須要無視漫天的霧霾、享受高峰期地鐵的擁擠、面對高企的房價、膽戰心驚地選擇相對健康的食品……
可以說，抑鬱症的大規模出現有其社會成因，與社會快速變遷帶來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結構上的衝突密切相關，說它是一種“現代病”未嘗不可。
“我們也不能把人們的很多問題都歸結於抑鬱症，抑鬱症是結果不是原因”，北京大學心理諮詢中心副主任兼心理學博士徐凱文說，“比如孩子的抑鬱，你要看到教育體制的問題、父母教育方式的問題。如果職員抑鬱的話，要看到工作壓力的問題；如果官員抑鬱的話，你要看到官場的文化和體制對人的壓力”。
簡單心理創始人、心理諮詢師簡裡裡喜歡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看歷史、看社會、看個人，然後用它們來理解當下的問題。在她看來，每個個體和家庭，都承載著這個民族和文化的歷史所贈與的資源和創傷，我們在一起消化。
“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還揹負著好多時代烙下的傷痛，還沒有能夠消化和處理傷口。每個人都是這個時代症狀的小小出口。所以姿勢幾乎必然難看，味道有時候也很難以忍受。不著急去改變誰，思考、思考一下。不要著急責怪和嘲諷。絕大多數時候，沒有人故意想要折磨誰。”
社會的“現代病”，還需回到個體去治癒解決。
張進在《渡過》一書中提出了“臨床治癒”的說法，他認為抑鬱症的治癒只是一個開始，距離“徹底治癒”，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這條漫長的路，就是依靠心理學的自我療救之路。先由病理，再過渡到心理，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會給予患者一個追溯自己性格養成、直面既往生活內心深處幽暗一面的機會。在他看來，抑鬱的本質是人體的自我保護。如果說抑鬱症有好處，那麼，當一個人臨床治癒，他認為他/她應該能獲得面對自己的勇氣。
“因為他已經從生死邊緣走了一遭，人生很多問題，應該可以看清楚、且放下了。這就可以讓你獲得勇氣，來面對自己，解剖自己，發現自己的本來面目。假如一個人能夠真正完成這個歷程，那他就會所向無敵，無所畏懼。”
《奇葩說》辯手、80後女作家柏邦妮在與抑鬱症抗爭勝利後做了一場公開演講叫“情緒生病了，但這並不令人羞恥”。她坦承這場精神疾病讓她更清晰地認識了自己。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特別強大的人，開朗，熱情，其實我不是的。我只是更傾向於這麼塑造自己，粉飾自己，把自己打造成理想的人。”
經過兩年多的心理諮詢和自我療愈，她發現了一個更健康地愛自己的方式，“你和你自己是好朋友。在你不順時，對你自己失望時，那個聲音說：沒有，邦妮，你已經很努力了，這個事情不怪你”。
這也正應驗了姜濤所認為的學習心理學的最大意義：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能對人性有更多的理解，從而對世界、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和接納。
這包括對過往心靈創傷的承認和接受，並在此基礎上承擔對生命的責任。
（人生很短，文章很長，謝謝你看到這裡。）
本文首刊於《新週刊》第475期 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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