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夢想靠做小說吃飯……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餬口的方法。”
1927年，胡適在為亞東圖書館版《官場現形記》序中這樣寫道。
早在1925年，因女師大風潮，魯迅已斥胡適“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催人嘔吐”。1926年，胡適寫信勸魯迅與陳源停止筆戰，魯迅未回信。1927年時，顧頡剛在給胡的信中說：“這幾年，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伏園、川島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矣。”
在此背景下，胡適仍這麼寫，原因有二：
一是平生推重《儒林外史》，曾說《紅樓夢》的思想見地與文學技術皆不如它。
二是對《官場現形記》評價不高。
胡適的議論化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其中稱：“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
兩位大師均認為譴責小說“近於謾罵”“失了文藝上底價值”。
1998年，香港《亞洲週刊》組織海內外專家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官場現形記》列在第13位。引人反思：魯迅、胡適的評價是否還適合今天?
他本出身官宦之家
學者王學鈞先生髮現，魯迅、胡適對李伯元瞭解甚少，體現在：
1、稱李伯元出身中下層，不懂官場。胡適寫道：“讀過《官場現形記》的人，總都感覺這書寫大官都不自然，寫佐雜小官卻都有聲有色。”
2、對李伯元家世、籍貫等基本信息的描述多誤。
3、認為李伯元“屢試不第”，無緣仕進，對官員們心懷怨恨。
4、將《官場現形記》視為“應商人之託”，非嚴肅創作。
李伯元(本名李寶嘉，以字行)乃唐宣宗之子、昭王李汭之後，世代官紳。
李伯元曾祖李文喆“誥封朝議大夫，晉封資政大夫”，“生平著述宏富，所至於興學育才為己任，聲譽遍大江南北，壽至八十二”，他還是當時的著名畫家。
李伯元的爺爺李錫琦29歲便去世，父親李翼辰27歲去世(時李伯元僅6歲)。李伯元由堂伯父李翼清撫養成人。
李翼清常年在山東任知縣，後“兩次大計卓異，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1860年，太平軍攻破李家世居的江蘇常州，李伯元的父親去山東投奔李翼清。1867年5月，李伯元出生于山東(可能在今煙臺市牟平區)，其母吳氏“也是官家出身，又極賢能”。
李翼清在官場上有建樹，他的兒孫亦多經科舉入仕。
可見，李伯元對官場很熟悉，決非只知“佐雜小官”。
據李伯元族弟李錫奇稱：“念仔(李翼清字念仔)先生督教極嚴，伯元之母亦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學業精進，擅制藝、詩賦、能書畫，工詞曲，精蒙刻，餘如金石、音韻、考據之學，無不觸類旁通。”
因甲午之戰遠離仕途
16歲時，李伯元已讀完《四書五經》，“後從師批改文章，以是學業精進，深受教師器重”。
1886年，19歲的李伯元從山東回原籍常州參加童試，以第一名高中，成為秀才。21歲時，“試省門不售”，未能成為舉人。
據王學鈞先生考證，李伯元后成廩貢生。常州屬武進縣學，每兩年選一次廩生，每次只選一人。從普通秀才熬成廩貢生，需經候廩、補廩、歲貢等環節，一般需10多年，其間每年要經縣學歲考，只有成績列在前兩等，才有向上資格，且還要看是否有名額空缺，否則成績再好也不行。
廩貢生可直接進入仕途，能得到訓導(相當於縣教育局副局長)之職。1889年，李翼清曾想為李伯元捐官，被李伯元拒絕。
1902年，清政府開經濟特科，仿博學鴻詞之例，由三品以上大員推薦考生，曾國荃的孫子曾慕陶(本名廣漢)推薦了李伯元。1903年7月12日天津《大公報》載：“保薦經濟特科與考者一百八十七人。江蘇人至四十八人之多，聞有一人臨點未到。”這一人，就是李伯元。
李伯元不願入仕途，可能與甲午之戰有關。清軍慘敗時，他的堂伯兄弟李寶淦(李翼清第七子)正在日本，聞日人祝捷歌舞，悲憤寫下：“萬家祝捷雷聲急，帳觸閒愁不可聽。”
李伯元與李寶淦關係密切，甲午後，李伯元一度學英語。
當上了“小報鼻祖”
李錫奇說：“伯元憤於滿清政治腐敗……甲午慘敗之後，國家瓜分之禍迫在眉睫，非大聲疾呼，不能促使全國上下覺悟，而欲喚起群眾，須以報紙為宣傳利器。”
此話或為拔高。李伯元投身報業，主要是為了謀生。
首先，李翼清逝於1894年，“伯元內傷門庭的多故，外感國勢之阽危，慨然有問世之志”。
其次，李伯元1896年帶母親、夫人去上海，先在“西商”開辦的《指南報》工作一年，後來才自己辦報。
其三，李伯元初期自辦報的格調不高，難稱“喚起群眾”。
《指南報》是一本雜誌，以新聞為主，在該刊《謹謝報忱》中，李伯元寫道：“一以釆萬國之精彩，二以增朝廷之見聞，三以擴官場之耳目，四以開商民之利路，五以寄寰海之文墨，六以寓斯民之風化。”
因報道江蘇提督譚青崖在上海嫖娼，《指南報》差點被封，後鬧到兩江總督李鴻章處，才不了了之。
李伯元接手半年後，《指南報》轉向文藝。
1897年6月，李伯元與袁祖志(清中期文壇領袖袁枚的孫子，曾任《新報》和《新聞報》主筆，曾為《申報》撰稿)合作創辦《遊戲報》，李伯元稱：“遊戲文字，古今人所共遊，無足為玷。”
《遊戲報》影響巨大，學者魏紹昌先生稱它“不僅在近代新聞史上最先確立了‘文藝’類這一報式，而且是借用報紙‘有聞必錄’新聞原則，採用文學作品來反映國內外政治社會文化新聞的倡導者”。
《遊戲報》“一時靡然從風”，被認為是“晚清文藝小報之巨擘”，李伯元也被稱為“小報鼻祖”。
小說首刊引發轟動
為炒作《遊戲報》，李伯元頻出怪招，讓讀者投票評選“豔榜三科”，即舉行妓女選美，分文榜(俱佳)、武榜(有一技之長)和葉榜(妓女的侍婢)，李親自寫詩、撰文，加以稱讚。
李伯元自辯：“慨夫當今之世，國日貧矣，民日疲矣，士風日下……故不得不假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亦覺世之一道也。”他因此被諷為“騷壇盟主”“花界提調”。
1944年4月15日，曼妙在《海報》上撰文批評說：“(《遊戲報》)簡直是太低級了，每天只有堂子(即妓院)裡新聞四條，其餘便是戲館裡的消息，此外便是官場現形記。而小報館裡人，便是以‘叫白堂唱’，‘看白戲’為自得其樂。李伯元未能免俗，自然為人所輕視了。”
著名報人孫玉聲則認為：“當其(指李伯元)橐筆遊滬時，滬上報館只《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獨闢蹊徑，創《遊戲報》於大新街之惠秀裡。風氣所趨，各小報紛紛蔚起。”
1901年，李伯元放棄《遊戲報》，另創《世界繁華報》。該報共發行10年之久，其中李主持筆政5年。《官場現形記》便首刊在《世界繁華報》上。
《官場現形記》引起巨大轟動，書中人物多有原型，傳說“慈禧太后索閱是書，按名調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
1903年，應商務印書館之邀，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半月刊，該刊是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一，是其中最有成績、影響最大者。
《官場現形記》應無代筆
李伯元編雜誌，個人創作佔據很大分量，故筆名甚多，如遊戲主人、南亭、南亭亭長、自在山民、歷劫不磨生、二春居士、天地寄廬主人等，一些作品由好友歐陽鉅元代筆。
歐陽鉅元本名淦，筆名惜秋生，據包天笑說：“歐陽和我在蘇州小考時認得，這人早慧，十六歲時，文章詞斌，典贍富華，而且筆下極快，我怕考書院，他一人可以做四五本卷子。”
歐陽鉅元兩度投靠李伯元。包天笑說：“鉅元告訴我，李伯元的《遊戲報》，完全交給了鉅元，自己完全不動筆，即小說亦由鉅元代作……不過《官場現形記》是否也有他的筆墨，卻不曾問他。若《文明小史》等，則我曾見過原稿，確有鉅元的筆墨在內咧。”
不少人認為，歐陽鉅元與李伯元風格近似，甚至寫得更好，但著名作家阿英不以為然，認為二人“文字作風實無一相似之處”，因“李伯元已經是從‘諷刺’到‘譴責’，惜秋生全從‘譴責’走到‘痛罵’……他不會作大段描寫，情感的表現過為率直。”
遺憾的是，趁李伯元病重，歐陽鉅元勾結某書店，盜版《官場現形記》。歐陽鉅元與妓女林黛玉往來密切，被傳染上梅毒，27歲便病逝了。
當時無版權法，僅1904年，李伯元便在《時報》上刊登告白102次，以申明著作權，斥責盜版。據學者劉穎慧估算，最後70次的花銷合計達43.44元，當時普通職員月薪僅4元至6元。由此可見，《官場現形記》應無代筆。
巨匠在潦倒中辭世
有種說法，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時，常看《遊戲報》，曾投稿參加徵詩比賽，位列前十。翻閱1899年12月19日《遊戲報》，確有周樹人字樣，但署籍為杭州，並非紹興，可見不是一人。魯迅、胡適不喜歡《官場現形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李伯元行為欠檢點，下筆多玩世之情。魯迅認為李在“合時人嗜好”，其實他“以文字玩世，實藉以醒世”。
其次，《官場現形記》寫作較匆忙，不免粗糙。李伯元當時連載著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還有長篇彈詞《俗耳針砭》(後更名《醒世緣彈詞》)和傳奇《前本經國美談新戲》，此外還要為版面補白。他曾對友人說：“未作《官場現形記》之先，覺胸中無限蘊蓄，可以藉此發抒，迨一涉筆，又覺描繪世情，不能盡肖，頗自愧閱歷未廣，倘再閱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
其三，魯迅、胡適秉持西方小說美學標準。他們認為《官場現形記》“聯綴許多‘話柄’做成”，“既沒有結構，又沒有剪裁”，對此學界已有不同看法，認為中國傳統小說傳統不執著於線性敘事，多以散點透視，營造整體氛圍。
1906年，李伯元因積勞成疾，患肺病逝於上海，年僅39歲，無子嗣。去世前無力償還好友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的2萬元借款，吳當場焚燬借據，還給了他20元藥金。可見李伯元晚景之潦倒。
閱讀更多 莓莓美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