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逢年过节总是免不了的习俗。其中，各地举行的集会、庙会，尤其是正月十六、二月二龙抬头以及三月三，往往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而传说或者神话的诞辰，也多依据当地举行的活动、庙会或节日庆典时间而来。
据笔者调查张金华老人和赵国鼎先生可知。
黄帝庙在1943年前，香火极为盛隆。1944年日军侵占中原,社会动荡，人数有所减少，解放后由新中国政府管理。“文革”期间，轩辕庙庙宇、殿阁遭到破坏，拜祖人群一度冷落。80年代后人数开始增多，特别是新郑大力开发黄帝文化旅游，多次举办拜祖大典,始祖山成为景区，道路得到修整，庙宇加以修葺和扩建，把原来只有一个轩辕庙，扩建成为一个拥有传说中的黄帝遗迹中天阁，碑林，鸳鸯台等众多景点，成为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前来观光拜祖的人络绎不绝。
上巳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已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
上巳最早出现在汉初的文献。据记载，春秋时期上巳节已在流行。上已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祓禊习俗和会令男女是上巳节最重要的活动。《诗经·郑风·溱洧》有关上巳节执兰祓禊之记载。曲水流觞主要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云:“幕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唐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上巳节是民间一种消灾祈福的祭祀活动，这种活动具有强烈的巫术色彩，主要通过“令会男女”、祓禊和曲水流觞等习俗，达到除灾辟邪、求偶求育的目的。
明朝新郑人高拱《文襄公集·上巳祓禊解》曰：“郑俗有执兰之事，而惟于三月上已，已之言祉也，所以昭乎福祉也，而必三月者，气淑景畅，可以除旧而即新也，点之浴沂风雩，盖有取诸此也，奈何后世之不知乎此也!”传说最早由郑子产时期郑国国君猎三牲登山拜祭始祖黄帝，从此兴起了三月初三登山朝圣的拜祖活动和习俗。因此，很明显，庙会的日期直接来源于上巳节的祭祀活动。同时，河南的其他原始大神的庙会大多也集中在三月三，如桐柏盘古庙会是三月初三，淮阳太吴伏羲庙会是二月初三到三月初三等。
从这些庙会的日期都可以看出古代上巳节的痕迹。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得到开发，并长期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帝王面日出现的原始神和历史人物作为祖先神的信仰分布密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历史的痕迹。
由于欠缺历史资料的记载，只能通过对当地老人的采访来了解庙会从解放前到现在的历史演变。总体而言演变轨迹是从庙会到有会无庙，从民间为主体到以政府为主体。据青冈庙岗上村退休教师75岁张金华老人介绍，解放前始祖山上的轩辕庙被成为祖师庙，当时庙里有道士主持，庙有田地，共180亩，田地的收入归黄帝庙所有，主要用途在于庙的日常的维护和庙会的组织。解放前的庙会以黄帝庙为中心，有各村的会首来组织本村的信众来祭拜，庙会的地点在山下，连绵几里，主要以青岗庙为会场中心，规模很大，参加庙会的人数，多达几万人，一年一次。
解放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各村委会对庙会的仪式不太积极，慢慢仪式在简化；文革期间，庙会的仪式完全被抛弃，但庙会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庙会的规模开始加大，但已经没有了与庙宇神灵祭祀的仪式，上山朝拜都属于个人行为，集体力量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新郑黄帝文化旅游的开展,始祖山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每年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朝拜者，络绎不绝，原本属于民间信仰的三月三庙会，成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拜祖游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产业。
历史上的庙会组织
“任何具体的社会设置，都是对特定人群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整和规定，规则的创设、习惯的沿袭，都表达了对特定的互动关系的维持。”由于河南地处中原，文化交流频繁，受现代化冲击较为强烈，地方宗族势力已瓦解。黄宗智先生认为：“华南许多地区中，单姓村比较普遍，在冀-鲁西北平原上，却极少单姓村，换言之，本区的村庄，极少是地缘界线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在北方，山西、山东宗族聚居较强，但仍弱于长江流域各省，河南、河北、陕西又弱于晋、鲁。”
“故河南黄帝庙会不像南方的一些庙会都有宗族来主持，如客家地区宗族势力较为强大，庙会的组织多为一个或几个宗族在组织管理，其组织和管理较为严密，这是和客家地区的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的客家乡村社会有两个明显特征：即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方式之上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
因为缺乏宗族力量，故取代宗族的是村集体的力量。黄帝庙会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吏来管理庙会，但是各地城乡也多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办法，最为常见的形式是设立会首。会首(又叫社首、会长、会头、大神头)是庙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县以下城乡为祭祀需建立的各种神社(会)都由本地民众自愿组成。如在青岗村共有四个村民组，75岁张金华老人的父亲和他本身都曾经当过会首，据老人回忆，解放前，黄帝庙会的规模很大。
会首一般为村里比较有威望、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人来担当，一般不会有什么变动。庙会的日期为三天，从三月初一开始，三月三最为隆重。庙会的准备工作要在二月底完成，庙会前会首要向村民征收会费，主要是小麦一般为每人十斤，按照贫富的差距也可以适当的调整，经济困难的就少收或者不收，经济较好的一般会有会首组织舞龙队先在其家舞龙，以示鼓励，能在自己家里舞龙是一种荣耀，因此会费也会多给，这样基本保证了庙会的需要。
三月初开始，各地的小贩开始云集山下，各地的朝拜者也会络绎不绝的从四面八方前来，外地的朝拜者很多，主要是围绕始祖山的周围县市，如密县(今新密)、长葛、许昌，主要因为当地也流传有黄帝传说和历史遗迹，因此，信仰程度比较高。从三月初一到三月初二，这两天主要以贸易为主，同时戏班开始唱戏，以活跃气氛。附近村民之所以很热衷于庙会，是因为山上交通不便，平日生活用品购买不便，通过庙会可以相互交换农产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做些小生意。
历史上的仪式
三月初三是拜祭黄帝的日子，是整个庙会的高潮。这天早上，会首要组织好人员，分工协作。舞龙舞狮队都有村里自己来组织，这并非难事，因为传统使然。早晨，村里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由会首宣布上山拜祭开始，并讲明注意事项。然后一挂鞭炮燃放后，会首带领着村民，一般有200多人，开始上山，乐队奏乐，炮手前后各有两人，边走边燃，后面是舞龙舞狮队，边走边耍，气氛热烈，信众抬着贡品，紧跟其后，贡品为猪头，牛头和羊头，有三个力壮的男丁端着，三个男丁旁边还有三人负责轮换，因为山路崎岖，路途遥远。
三牲后面是其他贡品，多用扁担挑着两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水果，馒头和烧纸、香烛之类随其后最后是信徒和其他来看参加庙会的人群，浩浩荡荡,绵延几里。在山脚下，山上的道士早已等候，因为前来拜祖的村民组共有十个，各村都有自己的组织，如果一起上山秩序很差，还容易出现危险。所以道士会按照各村到来的先后顺序和人数统一安排，有时候可能缩减朝拜的人群。秩序协调后，各村的会首会陆续的带着自己的队伍上山。上山后，有道士给安排祭拜。
仪式并不复杂，把贡品摆上后，道士会做法念经，然后各村的会首会带领村民放鞭炮，然后烧纸，一起跪拜，在道士的指引下，磕头三次，每磕一次，道士会说些祈求神灵降福的话，例如：愿祖师保佑乡亲们四季风调雨顺，四季平安，财源广进等，并无固定，即兴而来。祭拜后，要由会首单独立祖师像前，请祖师爷下山看戏，磕头后，会首捧着牌位，带着信徒下山，然后到达戏台后把牌位利于中央。祭祖仪式至此结束。
牌位由道士提早放在祖师像前,每年三月三后，会首都要把牌位送回祖师庙，以待来年。
一般来说我们判断围绕着某一所寺庙进行的信仰活动，属于何种宗教，通常要看所供奉神灵所属神统，要看所举行的是哪个宗教的仪式，要看信众和神职人员的身份，但民间信仰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即使是那些固定于本村本社的神庙中参与仪式活动的人，也并不在意它属于哪个宗教，只在于它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黄帝信仰正是如此，尽管道教意识浓厚，庙里的主持为道教人士，但作为民间信仰，在意的只是传说的感动和神灵的慰籍。
“其实，尽管前提是虚假的，神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信徒笃信神的存在，因而由宗教仪式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却是真实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归根到底源于物质生活条件，但一切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由精神所支配的，构成宗教的主要成分是意识的力量。宗教礼仪似乎是一种神秘活动，但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宗教感受进入人们的意识，鼓励他们，熏陶他们，使他们的精神进入一种神圣状态。这种精神感受尽管是人同虚幻的神的交往而产生的虚幻的感受，但却是种真实地感受，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真实的。”
庙会的祭祀仪式，使人置身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中。“主要在于实现人神之间的对话，即通过庙会中的祭祀行为，表达人们祈福禳灾的愿望。更重要的是，神秘性形成心里力量，使人敬畏神灵，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放松精神上的负担。”无论是民俗的传承，还是民俗的变异，都能够从不同侧面来表达和反映民俗事象的运动规律。”
黄帝庙会的传承和变异，充分体现了时代变迁中政府对民俗信仰的影响。解放后初期庙会也很隆重，仪式过程基本一致。约在56年之后，随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社会活动，田地归公社所有，而公社也不组织此项活动，庙会正常还有，只是没有组织，都属个人行为。文革期间，黄帝庙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庙宇的屋顶被掀掉，神像在村民的极力保护下，红卫兵未能推翻，整个神庙没有了屋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拜祖活动一度停止。黄帝信仰被认为识封建迷信，信仰的仪式活动被挤出了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与记忆，导致了民间信仰的断裂。改革开放后，信仰开始升温，但是庙会的性质已经改变，变成有会无庙的情况。
庙会每年还是三月三，但宗教信仰的成分已经淡化，成为一个农民商贸、游艺和招待亲朋的民间聚会了，从三月初一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生意人开始摆摊设点，置卖商品，庙会的准备工作由以前的会首变为村委会，村委会在此之前要拨款准备庙会事宜，经费主要来自村里提留，用途用于戏班唱戏，活跃庙会气氛。
据青岗庙村委会的领导介绍，每年村里要拿出几千元，作为戏班费用。费用每场200元左右，吃住有村委会负责。如2005年从三月初一到三月三共安排7场戏曲，邀请新郑豫剧团，前来献艺，初一上下午，初二全天，初三上下午，戏剧不能重复，主要是传统的反映除恶扬善，忠孝仁义的豫剧经典，初一《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初二《三哭殿》、《下陈州》、《唐知县审诰命》，初三《七品芝麻官》、《抬花轿》，这些剧目耳熟能详，但是还是吸引大量的人群前来观看，主要受老年人的喜爱，年轻人主要以凑热闹为主。
狮龙表演等民间杂耍，狮龙表演主要是村里自己组织，不请外人，民间杂耍则要是村委农业税的取消，村委会收入减少，再加上新郑市区举办拜祖大典规模的增大，前往庙会的人们开始减少。庙会的舞龙舞狮队偶尔举行，只有戏台依旧。
近年来，庙会虽如期举行，但远不如昔日之盛，盖民智日开，迷信风衰，且交通日便，都市勃兴、娱乐、省亲、交易等不再独依赖庙会。但信仰的意识还在，周围的农民们在这一天登山的人特别的，大部分仍然以拜祖为主要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多，新郑市的人们多选择在费用较低的休闲观光模式,始祖山有独特的风景，再加上独特的人文历史和信仰，登山休闲的人开始增多，登山朝拜也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在信仰氛围下，尽管人们并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是在信仰氛围的感召下，登山拜祖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
现在的组织及仪式
黄帝的祭拜，除了民间个别的朝拜之外，集体意识主要是在庙会，庙会上信仰氛围及其浓厚。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信仰集中体现的庙会也发生了嬗变，民间信仰不再具有集体性，祭祀的主体也由民间转向政府。
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蓬勃发展，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思归心切，寻根认祖成为海外赤子的首选。黄帝作为公认的祖先，必然成为祭拜的首选。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新郑借助黄帝文化的独特资源，大力开发黄帝文化旅游，朝拜成为旅游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扩大新郑黄帝文化的影响，新郑政府每年都在始祖山和市区的黄帝故里举行拜祖大典，游客来新郑观光旅游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寻根拜祖，于是拜祖文化得到开发。每年的拜祖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各方知名人士。
于是，每年的三月三古庙会如今嬗变成为一个以会为主体的集娱乐、商贸、探亲访友的聚会，而政府则借助“三月三拜祖先”的古庙会传统，开展隆重的主要针对外来人土的，以增加旅游收入和提高新郑知名度的拜祖文化盛会。庙会被拜祖文化盛会所取代，拜祖的仪式没有了民俗色彩，取代之的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转载自《黄帝民间信仰分析--以河南新郑始祖山为例》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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