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交流第一人——利玛窦
现在一般认为，西方的科学文化以及宗教哲学，是在16世纪后期，明朝中后期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的传教士代表人物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而中国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是“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些具有较远眼光的有识之士。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天主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天主教的分支——耶稣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
众所周知，基督教因为罗马帝国的分裂而分成了两个派别，天主教和东正教，天主教在中、西欧地区保持着绝对的影响力。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以加尔文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产生极大的冲击，为适应新时代的变革大潮，天主教也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宗教改革，而这个耶稣会就是天主教改革的一个产物。
1534年，西班牙贵族伊格拉迪奥-德-罗耀拉，在巴黎一群虔诚的信徒拥戴下，成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这是一个具有宗教狂热的修行团，主张用正确的教义来教诲人们，用更加世俗的方法来传播教义，他们不再满足于与新教、东正教和异教徒的争斗，而是想把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蛮夷”状态的非洲、美洲和亚洲。耶稣会的教士们大都是一些宗教狂热分子，而且很多人不仅具有为信仰献身的虔诚态度，还具有相当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使得耶稣会在传播事业中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久就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
由于耶稣会在成立早期，在对抗新教的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故而受到教廷的重视和扶持，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正式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在教廷的支持下，耶稣会迅速向全世界渗透，而远东的庞然大物——中国，更是得到了耶稣会的高度重视，1567年，罗马教廷颁布谕旨，在澳门成立了教区，派遣耶稣会教士前往澳门，寓居圣保禄教堂（三巴寺），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同时试图找到将教义传播进中国的途径。
这些教士不久就找到了方法，他们发现明朝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并不怎么保守和闭塞，相反，这些中国的精英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表现出非常浓烈的兴趣。于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为敲门砖，着力“培养”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早期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范里安，他被誉为“中国传教之父”，他在中国和日本活动长达11年，直到1606年病逝于澳门，他在传教的同时，也大力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而真正打开中国大门的则是马可-罗明坚，他不仅把教会书籍翻译成中文，还把中国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同时他着力结交广东的官僚、士人，终于使得两广总督批准耶稣会可以在肇庆建教堂，同时可以向中国人进行传教。
1583年，一个即将名垂千古的重量级人物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一个在东西方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拥有惊人广博知识的教士，他不仅精通神学，还在天文、数学、哲学，甚至机械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这让他能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传教事业。和罗明坚一样，他也认为天主教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关键则在于让中国的社会精英——士大夫们乐于接受。
于是利玛窦大胆的对天主教进行“修正”，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进行结合，即所谓的“合儒”、“补儒”、“趋儒”，为此他不惜修改教规，承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甚至还默许中国人可以对诸如如来观音、老君玉帝、土地城隍等其它乱七八糟的各路神仙进行参拜。要知道，天主教传教，从来都是一手刀剑火枪，一手圣经的，在其它地方传教，可是要统统消灭那些“异端邪教”的，不仅要从精神上消灭，还要从肉体上消灭的。在十字军战争中，以及对新大陆的征服中，对异教徒的疯狂杀戮可是一点也不客气的，就是在基督教内部，天主教和新教的相互杀戮也是一点情面都不会讲的。可以说，利玛窦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历来对宗教的政策，就是“和平共存”，而后来，这也给他在教廷那边带来了无穷的诟病和攻讦。当然，能让天主教“和平传教”的根本原因，还是当时中国强大的国力，迫使西方的教士们不得不扮演起彬彬有礼的和平使者来。
而利玛窦更具有“创新”的是，把《圣经》拿来与中国的四书五经进行比附，找到其中的共同性，从而让中国的士大夫们乐意接受。其实他也没辙，中国那时可是自诩为“泱泱大中国”呢，你一个来自偏远“蛮夷”之地的小教派，如果还敢死抱着“上帝第一、基督老二”的可笑教义，还敢跟孔圣人抢位置，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夜郎小儿。而当初佛教借助“蛮夷”进入中国，后来可是遭到了无数次的“灭佛”的，最后还是靠着和儒教结合成为“禅宗”才得以延续流传至今的。至于道教，本来就是儒教的补充，阴阳阴阳，儒为阳，道为阴，自古就是一家的。
利玛窦在中国兢兢业业传教15年，除了广东，他还去过南京和南昌等地，实际上他是在明朝的官绅士人以及皇亲贵族中间卖弄西方的科学技术，吸引那些中国的高层人士对他的兴趣，同时他花费大量时间专研儒家的经典，甚至还学过做八股文章，与他交往的中国官绅士人们都非常惊叹，称他为“西儒利氏”。他的代表作《天主实义》，干脆就是在拿儒家学说来解释天主教义，后来罗马教廷得知后，引起轩然大波，但中国的士大夫们却很喜欢，徐光启更是说，在读了《天主实义》后，他发现天主教和儒学没有任何背逆之处。于是利玛窦的传教事业迈入了新境界，在中国官绅士人中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不仅取得了实权官僚首辅沈一贯、曹于汴等人的支持，还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瞿太素等知名人士拉进了天主教，这使得他能够有机会达到北京，让他的传教事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1598年，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帮助他第一次去到北京，虽然没能见到万历皇帝（当时在和日本打仗），但还是收获巨大，他成为了继马可波罗之后第二个有资格进入中国宫廷的欧洲人。回到南京后，利玛窦更是大力结交中国的实权人物和社会知名人士，还和后来的首辅叶向高等人建立起不浅的交情，此时他已深谙中国官场之道，这是在学习中国士人的“养望”之道，为了最终能够觐见皇帝，真正打开中国的大门。
1601年1月，利玛窦跟随王忠铭再次赴京，这次他终于见到了万历皇帝，他向万历进献《万国图志》、自鸣钟、风琴、《圣经》以及其它一些宗教物品，这些来自欧洲的精巧物件终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万历非常欣赏利玛窦，不仅允许他居住北京城，还给他发薪水，甚至宫廷的大门也常常为他打开。利玛窦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马可波罗第二，当然皇帝和大部分的大臣们对他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更感兴趣，反而对他带来的天主教没多大兴趣，这让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多少有点尴尬，对他来说有点本末倒置了。
结果利玛窦在北京，传教事业进行得不怎么样（中国的各种神仙太多了，多个上帝和基督确实引不起多大的波澜），反而是他传播的西方科学文化引起了巨大反响，让当时中国的知识界耳目一新。“西学”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吸引了一大批有志探索新知识的士大夫们，而当时中国的知识界非常的开明，连叛经离道的阳明心学都能大行其道（想想后来的“康乾盛世”，不寒而栗），结果短短几年，中国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使得后来的西方学者干脆把利玛窦称为“科学传教士”。
梁启超曾高度评价利玛窦，说他是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是隋唐时的佛学传播。而这第二次的“西学东渐”，对中华文明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要远远大于第一次的佛学东来，它使得中国文化能够融入世界的先进潮流，而中国的知识界也不再狂妄的坐井观天，自认为“泱泱盛世大国”，从而开始真正“放眼看世界”。
利玛窦在中国的科学的引进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特别是他与徐光启的交往，成为了中西科学交流的重要事件，徐光启在他的帮助下，将西方的经典《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和逻辑推论方法引入中国，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几何学本身。
同时利玛窦还帮助中国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打破了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观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绘制地图时，聪明的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人“中央之国”的观念，把子午线向东移动170度，使得中国恰好出现在地图中央，而这种绘制模式直到今天，中国都还在沿用，所以现在中国的世界地图与世界上其它绝大多数国家的地图截然不同。
1610年，功德圆满的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经首辅叶向高的恳请，万历破天荒恩赐利玛窦葬于北京，成为首位安葬于北京的西方人。
利玛窦之后，耶稣会教士成为了大明朝廷的抢手货，他们对朝廷最大的功绩，一是历法的修订，二是火器的铸造。1629年，徐光启和李之藻主持修订历法，针对中国传统农历的严重缺陷，熟悉西方天文历法的二人，确定了以西法为基础。他们聘请了耶稣会教士龙华民、汤若望、邓玉函等人，将托米勒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运动》等先进书籍编译成中文，并以西方天文历法为基础全面编辑《崇祯历书》。明朝灭亡后，汤若望在清廷许可下，加以删改，最后以《西洋新历法》颁行于世。从此，中国告别了传统历法，迈入了近代天文历法的门槛。
耶稣会在明清两朝的军国大事上，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主要就是帮助朝廷铸造大炮，甚至在徐光启的力主下，还准备学习西方军事、改革军制，可惜被山东的官绅士人破坏了，逼使参加军改的东江官兵造反和叛逃满清。当时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特别是火器方面，当同时期的英国和西班牙海上大决战时，双方的近千艘战舰上面，是近万门加农炮在对轰，而这些舰载加农炮，就是中国引以为军国利器的“红夷炮”。明朝直到灭亡，也没铸造出超过一百门的红夷炮来（还不够配满一艘西方的大型战舰），就是这些红夷炮，也全是在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才铸造出来的。
在引入西方文明方面，耶稣会也是下了大力。1614年，耶稣会教士金尼阁回到罗马教廷，成功的募集到教皇保罗五世的五百多册书籍，再加上他和邓玉函在欧洲各地募集的共七千多册的图书，包罗西方的科学、宗教、文化诸方面。1618年，耶稣会教士把这批图书护送到中国，这是继唐朝玄奘和尚“天竺取经”以后，最重大的文化引入事件，同时其价值和意义则是玄奘取经所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批图书进入中国后，许多书被翻译成中文，经各种途径流传各地，对中国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这批书还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同时，耶稣会也将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崇，“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东学西渐”。以罗明坚翻译《大学》为始，一些中国书籍陆续被耶稣会教士翻译成拉丁文，传到西方，到17世纪，上百种中国的书籍在西方被翻译和出版，让西方第一次对中国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而不在是依赖马可波罗那天方夜谭般的传说。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的文化中找到了改革社会与国家的思想源泉，为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弹药。
耶稣会在中西方的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让中国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第一次让欧亚大陆两头的两个互不相干的先进文明获得了交流的契机，其深度和强度，是人类有史以来其它任何文化交流事件都不能比的，一个崭新的启蒙时代即将开始，人类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也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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