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三（1896—1982），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沙河镇湾头村人，原名占恩，字锡三，民族企业家。1911年，刘锡三于天津创立“盛锡福帽庄”。20世纪30年代，老北京有这样一则民谣：“头顶盛锡福，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这身打扮，从头到脚都是名牌。盛锡福是一家专营帽子的中华老字号，以制作草帽起家，后以呢帽、皮帽为主打产品，兼营上百种帽子，当其盛时，业务拓展到国内各大城市和海外20多个国家地区，被誉为“冠冕群伦”“国货之光”“名驰中外”。
一
刘锡三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家。其父刘云松幼年读过几年私塾，种地为生，后患癔病，1933年病故。刘锡三有哥哥、姐姐、弟弟各一人。刘家家境贫寒，共有正屋5间，厢房6间，土地不足10亩 。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刘锡三的父亲却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刘锡三先是在村里读私塾，后在刘子山（东莱银行创办人）大院的学堂读过几年书。刘锡三性格刚直，为人厚道，学习刻苦用功。1914年刘锡三18岁时，家乡遭遇严重旱灾，收成不好，外出逃荒，来到青岛。在老乡的介绍下，刘锡三在一家名叫“水手”的小店里干伙计，由于手勤嘴甜，干活利落，所以很是讨人喜欢。当时，青岛的外国人很多，学习英语可为谋生提供契机。刘锡三受老板教诲启发，空暇时间刻苦学习英语，后来可以用英语与外国人作简单的对话 。20岁时，刘锡三来到美清洋行当练习生，该行的主要业务是从中国收购草帽辫运往国外。因为聪明能干，他颇受老板赏识，不久即被提升为正式职员。
草帽辫系用麦秆手工编制而成的草辫，因能用其制作草帽，得名草帽辫。草帽辫是加工草帽的半成品，欧美国家从中国以低价收购，运往本国加工成草帽，从中获得丰厚利润。在山东，“产出之地，若莱州、青州、济南、武定、兖州等处，无不有之” 。清末莱州府属“潍县、沙河镇两地则成为山东最大的草辫生产中心，其产量约占全省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 。1915年，莱州草辫的四大名产“沙河白”“沙河黄”“沙河锯条”“莱州花”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获特别奖，被誉为世界最优质草帽辫。由于中国尤其是山东的草帽辫产量丰富，品质优良，且价格低廉，故“洋行收购日增，以致输出货值年有增加” 。
刘锡三所任职的美清洋行即为经营草帽辫的洋商之一。刘锡三的主要工作就是替洋行到乡下挨家挨户收购草帽辫。在工作中，刘锡三兢兢业业，不仅对草帽辫的规格、品种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学会了制作草帽，为其日后从事帽业奠定了基础。
二
刘锡三在从事草帽辫出口业务中，看到外国商人从中国购买廉价草帽辫，再将成品高价卖出，获取厚利，十分感慨，于是在“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实业救国”等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决志改良办法”，自己办厂，生产草帽 。刘锡三先是替美清洋行在青岛收购草帽辫，后来在青岛与天津之间往返，为洋行打理购销草帽辫业务。由于部分时间离开了美清洋行本部，刘锡三就在天津哈尔滨道租了一间屋子，雇了两个人，把外国洋行验收剪下的草辫收集起来，缝制成宽边圆顶草帽出售。
利用美清洋行的弃料加工草帽，只能获得些微利润，于是刘锡三于1911年在天津估衣街归贾胡同南口租了一间门面，开了家“盛聚福”字号，自产自销草帽。后来，他在北京经商的表兄芮成竹来到天津，与其一起经营帽庄。刘锡三在美清洋行学到的经营管理方法、经营草帽辫的知识以及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此时都派上了用场。他从青岛赊购草帽辫，成本很低，因而生产的草帽价格便宜，有利可图。然而，一到冬天，产品就难以销售。经过打探商情，刘锡三冬天改弹棉花，制棉胎，代客加工，解决了冬季无事可做、无利可图的局面。
1914年，美清洋行迁到天津，刘锡三随同前往，从此就不用在青岛美清洋行和天津盛聚福帽庄之间两地奔波了。1919年，刘锡三从外国进口全套电力制帽设备，成立当时全国第一家机械制帽厂。随后，盛聚福又添设了皮帽工厂、便帽工厂、缎帽工厂。盛聚福除自产自销草帽外，还生产销售小帽、皮帽、将军盔、美式呢帽等各种款式的帽子，生意蒸蒸日上。但是，不久直奉战争爆发，从1922年到1924年间连年内战，时局动荡。为了躲避战乱，盛聚福帽庄于1924年迁到法租界天增里旁，租了一间楼房门面，楼上作为帽厂，楼下作为门市部经营。这时，帽庄只有四五名员工，开支小，成本低，帽品售价便宜，业务日渐起色。同年，刘锡三添设化学漂白工厂，所漂之草辫，洁白光亮。此时的盛聚福草帽，俨然已经“居东亚草帽业之冠”了 。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盛聚福帽庄小有规模。1925年，为了寻求更大发展，刘锡三决定扩大经营。他通过在东莱银行工作的一个亲戚，租得银行两层楼房，将帽店迁到新址。此时，表兄芮成竹病故，盛聚福帽庄改由刘锡三独资经营，暂由史训亭为代理人。出于期望帽庄有新气象的美好愿望，刘锡三将“盛聚福帽庄”改名为“盛锡福帽庄”。
“盛锡福”一名的由来，系从商人最喜欢的一句对联“财源茂盛达三江”中取一“盛”字，从刘锡三自己的名字中取一“锡”字，从福禄寿中取一“福”字组成，以表示帽庄既能使自己财源茂盛，又能给他人带来吉祥。帽庄改名后，刘锡三又向工商部门注册了“三帽”商标。“三帽”商标图案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边有“盛锡福”3字，下边画有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的四平硬顶草帽、呢制礼帽、皮制3块瓦帽，3顶帽子摆放呈“品”字，帽子下面是“三帽商标”4字，从上往下念便是“锡三”2字 。这种设计独具匠心，借以表达刘锡三发展企业的抱负。盛锡福成立之初，刘锡三仍在美清洋行任职，后来为了全力经营帽庄，干脆辞去了美清洋行的职务，从此踏上了职业企业家的艰难征途。
新帽庄开业后，刘锡三购置机器设备，不断提高制帽工艺；扩大企业规模，逐步完善规章制度，紧跟时尚潮流，及时推出深受市场欢迎的帽品。这些措施使盛锡福蒸蒸日上，一派繁荣。
20世纪20年代，西方妇女流行戴帽子的风俗渐渐传入国内，天津大街上出现了一些妇女戴草帽的现象。刘锡三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请人设计了一款女式草帽。为了及时打开销路，他聘请一个在天津打零工的白俄女人，让其戴着该款草帽，在盛锡福门市部里穿梭，对外宣传说她是盛锡福高薪聘请的女帽设计师。刘锡三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传十，十传百，盛锡福女式草帽的销售十分抢手 。
这一时期，硬平顶草帽也很流行。这款草帽是由日本厂家用中国出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样式新颖独特，颇受国人青睐。与此相比，盛锡福的圆顶宽边草帽便稍显逊色。面对这种情况，刘锡三非常着急，于是用普通漂白草帽辫加工制成硬平顶草帽，并推向市场。但效果甚微，仍不及日本产品做工精细，光亮洁白。于是，刘锡三决定再行改进工艺，以与日本草帽竞争。恰好此时有一个叫桑斯的法国人，从法国运来折式草帽机器，原打算自己设厂制作草帽，后因被天津法国工部局聘去工作，便把机器卖给了刘锡三。使用法国机器生产的草帽，不仅针脚平整，接缝均匀，品质大为提高，而且产量剧增。这样，盛锡福在与日本草帽竞争中逐渐摆脱了劣势。但是，刘锡三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从青岛专门请来漂白技师周绍熙，通过精心研究，漂白技术大为提高，生产出来的草帽质量超过日制草帽，使盛锡福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当时草帽辫价格很便宜，一把草帽辫才2角钱，可制草帽5顶，加上工料费用也不到2元，而在市场上可以卖6元，且比日本的硬平顶草帽售价便宜得多，因而一路畅销。到1926年三年大结算时，盛锡福获得纯利10万多银元。经过几年竞争，盛锡福不仅把日本草帽挤出中国市场，而且也壮大了自身的实力。
有了10万多元资金，刘锡三趁热打铁，扩大企业规模，完善各部机构。1926年盛锡福增设进出口部，办理澳洲羊毛进口业务，供给本厂作呢帽原料，同时向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出口草帽辫，并兼营其他贸易 。另外，盛锡福为扩大销售范围，在法租界天祥市场内设立第一分销处，在梨栈大街设立第二分销处。
正当业务飞速发展之际，盛锡福遭遇了一次劫难。1927年秋，由于电线走火，帽庄发生火灾，全厂机器设备、原料、成品统统付之一炬。刘锡三遭此损失，不得不辗转另外租赁3间楼房，楼下卖货，楼上当成制帽作坊，勉强维持生产。与此同时，刘锡三又积极向承保火险的法国保险公司交涉，要求赔偿。然而，法国保险公司为摆脱责任，一口咬定是盛锡福自己放的火，拒绝支付赔偿。刘锡三据理力争，一直找到法国工部局，但法国工部局为了偏袒保险公司，竟然逮捕帽庄4名工人，并逼迫他们承认放火烧厂。后经刘锡三不懈努力，另外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方不得不同意重新勘察火场，确认事故原因系电线走火引起火灾，保险公司不得不如数赔偿盛锡福10万元保险金。在拿到保险公司赔款后，刘锡三又通过同乡关系从东莱银行贷款18万元，在原来地基上重建盛锡福。
1929年新盛锡福大楼落成。大楼由德国贝伦德工程司设计并承建，为欧式建筑，连地下室共6层。新盛锡福大楼除不设印刷厂和仓库外，包括总管理处、六个工厂、批发部、零售部、函售部、采购部、会计部和存款部等企业所有机构，是盛锡福生产基地和国内外市场营销网络的调度中心。另外，刘锡三还从海外购进最先进的草帽机器设备，招募新工人，使盛锡福帽庄在废墟上重焕新生。
进入30年代，重新崛起的盛锡福走上了营业的顶峰。这一阶段盛锡福继续购置机器，添设工厂，扩大生产规模；帽子样式不断翻新，新颖时尚，质量上乘，种类齐全；销售业务迅速拓展，卖场遍及全国，远销海外。
1931年，盛锡福添设了通帽工厂、印刷工厂、毡帽工厂。1934年，刘锡三投资20万银元，从德国礼和洋行购买了一套制胎机器，筹建了毡帽胎工厂，即呢帽胎工厂，使用进口澳洲羊毛制作原料，开始自己生产呢帽胎 。1935年盛锡福高薪聘请上海经验丰富的制帽技师陈世皋和张志谦，来厂指导生产。生产工艺得到改进后，染色与上胶配方的合理准确，克服了帽子染色后膨胀松散的现象，因此生产的毡帽“虽经潮湿，永不走样，装潢雅致，料高工精，定价低廉”，深受市场欢迎 。到1935年，盛锡福毡帽厂生产能力已大大提高，各种毡帽如三角式、流行式和礼式，均能生产 。
刘锡三不仅注重在外延上扩大生产，还十分重视在内涵上发展，注重新产品的研发。1931年，盛锡福用各色毛棉线与棕丝帽辫，制成老少皆宜、新颖别致的帽子，不仅在华北各地销路很广，而且畅销于南洋群岛一带。到30年代，盛锡福实际生产的帽子款式超过200多种 。从季节上说，夏季有美观遮阳的草帽，春秋有各种各样的呢帽、毡帽、线帽，冬季有御寒的皮帽，四季皆全；从价格上说，无论是昂贵的，廉价的，还是价格适中的，顾客可以各取所需；从年龄上说，有成人帽、老人帽、青年帽、儿童帽、婴儿帽，应有尽有。
随着帽子产量增多，质量提高，销量上涨，盛锡福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供货机制。除了早在1926年成立的进出口部，负责进口澳洲羊毛做呢帽原料外，30年代又开设了福记草辫行，附设仓库，招揽山东掖县、河南辛庄、河北庆云等地客商，收购各种草帽辫。由于刘锡三多年从事草帽辫业务，关系多，行情熟，所以能够招来昔日的客商，签订供货合同，使福记草辫行有相对固定的供货渠道。福记草辫行除直接供给盛锡福生产原料外，余货还出口国外。
继192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嘉年华会上荣获一等奖后，盛锡福“三帽”牌帽子1934年又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荣获超等奖。此时“三帽”牌帽子的社会影响，已是非同一般，仅仅在天津市场上产销帽子，已经不能满足刘锡三决心要做“帽子大王”的雄心，于是他开始在天津以外开设分店，更直接地向顾客推销“三帽”牌帽子。
1936年，北京盛锡福开业，帽庄位于西单北大街路东，主营礼帽、皮帽、毡帽、童帽、草帽、马猴帽、呢子帽、老太太帽等，产品多数由天津总号监制。西单店开业不久，为满足市场需求，刘锡三后来又在沙滩、前门和王府井大街开设了几家分店，其中门面最大的是王府井盛锡福。
虽然天津总店和北京分店生意红红火火，但刘锡三并不满足事业仅在北方的现状，于是1936年盛锡福设立了南京分销处。同年，刘锡三又委任牛致斋为经理，在武汉开设“盛锡福帽厂汉口发行所”，门市部设在汉口中山大道，销货以天津本厂产品为主。由于盛锡福商店地处汉口闹市，门面装修得富丽堂皇，橱窗霓虹灯闪烁，报纸广告大肆宣传，加上久负盛名的“三帽”牌商标，所以盛锡福一开业，很快就在武汉市场打开了销路。
30年代前期，除了在国内北京、南京、武汉、青岛、济南、徐州等地设立分号外，盛锡福还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销处和交易商行 。到“七七事变”前，不包括临时工在内，盛锡福全厂正式工人已发展到280多人，全年生产各种帽子40万顶，呢帽产量最高达到24万顶 ，堪称盛锡福历史上最为红火的时期。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盛锡福总店开始由盛转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艰难中爬行。
抗战期间，盛锡福营业有所调整：一是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夕，刘锡三将武汉盛锡福搬迁重庆；二是1939年创办了上海分店，其他乏善可陈。1939年，刘锡三到上海办事，被万商云集、十里洋场的南京路深深吸引，心中萌生在上海开设分店的想法。经过仔细挑选，最后相中南京路747号，于是用重金买下一家商店，设立“盛锡福帽厂上海发行所”。刘锡三将楼房风格改建成和天津总店外表相似，作为盛锡福帽厂在上海的分店，盛锡福招牌字体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手笔。盛锡福上海分店主要向市场推出款式新颖、做工考究的“三帽”牌草帽、呢帽、皮帽等各类帽子。同年，刘锡三又让上海盛锡福帽店以中国最大帽业的资格，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结果获得荣誉奖。这一时期盛锡福生产的草帽，特别是“平顶金丝草帽”和“高级兔子呢帽”，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喜爱，誉满海外。在上海，盛锡福成为名副其实的“帽业之冠” 。
抗战期间盛锡福除了在上海、重庆业务有所拓展外，总体营业不佳。天津沦陷后，盛锡福的出口业务完全停止，许多产品没有了销路。由于战争，高级金丝草帽无人问津，产品因滞销而大量积压。漂白平顶草帽也因防空关系而不能销售，盛锡福只好将已生产出的草帽染成灰色，名曰“防空草帽”。此外，盛锡福在外地的各项账款也收不回来，帽庄资金链存在断裂的危险。恰在此时，企业内部又有人落井下石，要求分账。刘锡三提议延期一年结算，遭到其内弟卞某强烈反对。卞某还带头起哄，煽动工人罢工闹事，其目的是想借此逼迫刘锡三让步，尽快分账，以弥补自己因吃喝嫖赌而落下的亏空。后来，经法国工部局出面调解，刘锡三与股东达成协议，只分天津总店的部分盈利，才算解决了罢工事件。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随后而起，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由于各地交通阻塞，帽品原料来源中断，盛锡福度日艰难。1946年，北平盛锡福不再由天津总号供应帽子，改由自己在北平找小帽作坊加工，从而渐渐从天津盛锡福总部分化出来。1948年后，天津盛锡福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全厂工人由原来的280多人，锐减到120多人，陷入极度困境 。无奈之下，刘锡三于1948年转往台北经营盛锡福分号，由其长子刘大奎负责南方几个分号业务，由其次子刘洪杰负责经营天津盛锡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代发生变化，盛锡福依旧在曲折中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的衣着风气发生变化，长袍改短服，呢帽、便帽改为圆顶干部帽。由于呢帽没有了市场，盛锡福改做干部帽。原来生产呢帽的机器也都用不上了，只能改用缝纫机做，营业状况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刘洪杰干起了拔丝厂，但是刘家是做帽子的，对拔丝厂的业务不熟悉，营业很不景气。
50年代后期，盛锡福经营略有所好转。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进一步发扬盛锡福老字号和著名三帽商标的优势，更好地为首长、外宾和首都人民服务。” 此后，王府井盛锡福改建为北京盛锡福制帽厂。1957年，盛锡福恢复毡帽生产，并成立第二车间，职工达到四百多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盛锡福业务又陷于半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盛锡福再次焕发青春。1980年1月恢复了盛锡福字号，工人增至600人。1984年，北京市政府下达了进一步扩建盛锡福厂房以及筹建毡帽厂的决定。1986年，“全国盛锡福帽业联合会”成立，共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汉、上海、青岛等地的帽厂（店）8家，职工总数一千八百多人。
四
刘锡三如同许多近代优秀企业家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他虽然远在天津，但是很注重乡里感情，无论乡亲个人求援，还是村中因办学堂、救灾等募捐，他总是慷慨解囊，尽力相助，因此乡望较高，村中曾赠他一块“见义勇为”匾。同时，作为山东旅津同乡会副会长、华商工会监察委员、天津商会董事，刘锡三还积极为在津的乡民谋利益，为天津的商民谋利益。
早在清末就有人提出成立“山东旅津同乡会”的动议，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时机才算成熟，此时在天津的山东人达10万之多。随着人数增多，实力增强，他们迫切要求“联络乡谊、发挥互动、培养道德、增进同乡福利”。一开始，章丘巨商赵春霆、掖县吕海寰提出组建山东公学，但此想法因为资金不足而流产。1930年秋天，费县王燕泉和济宁骆午唐两人再次倡议建立山东公学，并组建了山东公学筹委会，徐皆平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刘锡三为委员会成员。在1931年筹委会召开的会议上，刘锡三提出：“如果只筹办公学，对旅津的山东商人来说，其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也不利于同乡之间的联系。” 因此，他提议先成立山东同乡会，以同乡会为依托，再筹办公学。在刘锡三的建议下，1931年“山东旅津同乡会”正式成立，会长为吕海寰，刘锡三担任副会长。
“山东旅津同乡会”虽然成立，但因资金短缺，无法置地建房，只得暂借“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房屋作为会址。1933年，“山东旅津同乡会”将会址从杏花村庆喜里9号迁到大沽路上的95号楼，同时改名为“山东会馆”。同乡会随即向旅津鲁商募集资金，刘锡三捐款300元。由于资金筹措不理想，同乡会又向银行贷款，但是仍然相差很多。1935年，刘锡三提出一个筹款办法，即发行山东同乡会“六厘债票”，经董事会同意开始印制发行推销。原计划发行2万元债票，以其款半数还欠款，半数用以增建可供出租的临街楼房，收取租金。但是，此时华北政局不稳，风雨飘摇，人心惶惶。在此情况下，认购“六厘债票”者不甚踊跃，推销结果并不理想，勉强售出半数 。
山东会馆成立后，刘锡三积极投身会馆慈善活动。由于山东同乡子女要求入山东公学者逐年增加，原山东公学校舍狭窄，不敷使用。1940年，徐皆平觅得会馆附近两个大四合院，院落地势宽阔，适合学校使用。为了买下这片房舍，山东在津各大商号开始募捐，刘锡三积极出资，山东公学终于得以扩建。
抗战时期，药价飞涨，贫困者有病无力医治，富有者无医院可投。刘锡三大力支持张纪正医学博士创办医院，并将会馆房屋开辟为山东医院，后改名为津光医院，不久又扩大为红十字医院，从而使家境贫寒的市民看得起病 。
刘锡三不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而且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1932年5月25日，上海各商会联合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得到各地的普遍支持。当张伯苓等人在天津发起后，刘锡三积极响应，参加废止内战联合行动，以安内御外，强国利民，彰显了近代企业家的民族气节。
1982年，刘锡三在台湾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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