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成立。
南開校長張伯苓，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
教育部令他們輪流擔任三校校務常委會主席。
但張伯苓在重慶另有任事，
便把自己的職責委託給了蔣夢麟，
用一句天津方言說“我的表你戴著”。
蔣夢麟又將擔子壓給了梅貽琦，
用他的話說就是“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張校長在重慶另有任事，
在齊邦媛《巨流河》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張伯苓）
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
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
日機轟炸多麼猛烈，
在張校長的帶領下，
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早在日方佔領東北後，張伯苓深知局勢危急，
戰爭只是早晚的問題，
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
盧溝橋開戰後，
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燬的學校，
也是第一所在後方以長期抗戰為信念重建的學校。
齊邦媛清楚地記得——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
爸爸帶著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
送我去上學——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
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
教育了數萬青年，
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伸。
張伯苓從捐資者盧木齋手中接過木齋圖書館的鑰匙
七
西南聯大組建後，南開規模最小，
教授僅佔聯大總數的十五分之一。
鑑於“將來複校必感才荒”的預感，
張伯苓於太平洋戰爭後即開始提前謀劃覆校事宜。
1942年，張伯苓拜會蔣公，
就南開復校問題進行溝通。
蔣公本著當年“有中國即有南開”的諾言，
允諾南開復校時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
1946年，教育部宣佈南開大學改為國立，
張伯苓任校長。
從此，南開大學進入與北大、清華並駕齊驅的國立大學時代。
那年，已七十高齡的張伯苓，
對南開抱有雄心壯志。
他對同事及校友說——
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南開事業是無止境的，發展是無限的。
讓我們拿出以往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同心協力，使南開在建設祖國的事業中，
成為重要的一員。
1948年5月，
蔣公邀請張伯苓出任政府首任考試院院長。
有感於蔣公的多次關照之情，
更有以此職位可以為南開募得更多資金的考慮，
張伯苓同意去南京“跑跑龍套”。
有人評價，他“官極一品卻毫無宦場官氣”。
醉心於教育，本是他的初心，而不是做官。
由於時局和身體的雙重原因，
張伯苓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
就飛往重慶養病。
1948年，蔣公曾兩次專程到重慶沙坪壩
會見在此養病的張伯苓，
請他隨國民政府遷臺，並許諾——
只要他樂意行動，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
親屬均可隨行。
蔣公轉往成都後，
再令兒子蔣經國催請張伯苓——
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
張伯苓與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師生合影
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
張伯苓的老朋友傅作義，
擔心張在重慶的安全，便找到周公周恩來。
周公正想辦法透露消息給張伯苓，
不讓他去臺灣。
隨後，輾轉託香港的南開校友，
以"無名氏"署名的信件——
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向張伯苓傳達了上述信息。
張伯苓知道，
這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他的關照和愛護，
頓覺豁然，下決心婉言拒絕蔣氏父子之邀。
畢竟，在大陸，有他一手創辦的南開。
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機北歸。
在周公安排下，暫住傅作義家中，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如此，是周公考慮到張伯苓即時返津，
可能會遭到激進學生的鬥爭。
9月，張伯苓返回天津。
第二天，他就去了魂牽夢繞的南開中學。
沒有受到歡迎，
教務處職員帶他到會客室待了一會兒，
之後來了一個人，說要開會，
把他轟了出去。
他到南開女中去，沒幾分鐘，
學生就起鬨“張伯苓！張伯苓！”
此時的張伯苓，已意識到，時代變了，
這裡已不是他記憶中的南開了，
他已不再是那位受人尊敬的張校長了。
1950年10月17日，南開校慶。
1950年10月16日晚，
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師，
到張伯苓家找張的三子談話，
大意是不要讓校長去參加第二天的校慶。
轉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細雨，
張伯苓早早起來，興沖沖地穿起雨衣，
要去南開中學。
三子張錫祚說——
外面下雨了，爸爸您還是別去了。
見父親一楞，深知父親對南開中學的特殊感情，
三子直言——
學校來人了，他們不太歡迎您去。
張伯苓頓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頹然坐在椅子上。
作為南開的創始人之一，
張伯苓被婉拒參加南開的校慶典禮，
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刻骨的意難平，
這幾乎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南開校慶，南開中學不許他跨進大門；
而南開大學，也只允許他在校慶後的小型活動中坐後排不顯眼的位置聽眾人演講。
遙想1947年，張伯苓從國外回到天津時，
整個城市，夾道歡迎。
幾千人到了天津東站，
基督青年會幾乎決定整個城市的鐘，都要鳴響。
兩相對比，張伯苓深感——
我是被新中國拋棄的！
經此一擊，張伯苓變得沉默寡言，
常常呆坐居室，以手擊頭，神情頹喪，
再也沒有抗戰初時的神勇之氣了。
1951年2月14日，張伯苓中風不語，
生命危在旦夕。
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議為校長寫一遺囑，
大家公推和張伯苓最接近、
相處時間較長的黃鈺生執筆。
那時，他雖然不能說話，
但聽力還好，心裡也清楚。
黃鈺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點頭表示同意。
當時在場的還有王夫人，
校長的兒子、兒媳三人。
最後，兒媳還大聲地問——
您說寫得行不行？
張伯苓挑起大拇指，表示讚賞。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於鬱悶、孤獨中，
告別了這個世界，終年76歲。
1946年，張伯苓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九
逝世44天后，在朋友及老學生的張羅下，
張伯苓追悼會，在南開女中禮堂舉行。
下午2時許，追悼會開始，
致悼詞者乃前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
黃鈺生雖然是在讀講稿，
但他的語調和表情中傾注著對校長的深情，
表達著對一代教育家的愛戴，
寄託了對逝者的無限哀思。
臺下的聽眾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動了，
會場一下子寂靜下來，
人們仔細聆聽著悼詞中的每個字句。
這是一篇用心良苦的文字——
……張伯苓四十多年間為教育、為中國，
辛辛苦苦，勞碌奔波，到處碰壁，
失敗了再起來，起來了又失敗，
愈失敗越奮鬥，他是中國新教育的啟蒙者，
也是一代人師。
……他懊悔晚節的失足，
他嘆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工作，
他悲傷他是被新中國所揚棄的人，
他悲傷在新社會里無他的地位，
他悲傷他不如他的老友顏惠慶，
他悲傷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
他悲傷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
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
黃鈺生一時哽咽，講不下去；
臺下的聽眾，無不為之動容而潸然淚下。
重慶南開中學校長喻傳鑑，
原本來北京參加全國中等教育會議，
聽到召開張伯苓追悼會的消息後，匆匆趕來。
他說——
我到北方來，
未曾想到參加張伯苓先生的追悼會。
剛講了這一句話，他就開始摘眼鏡擦眼淚；
當說到“但我看到這個追悼會如此悽慘”時，
已是泣不成聲了。
此時，臺下也已是一片嗚咽，
悲痛的氣氛充斥著整個會場。
他接著說——
張伯苓一切都是為了南開，
他當考試院長也是因為他想把南開搞好，
希望蔣介石幫助。
如果張校長要做官，早就做了，
南開就沒有今日了！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更為動情——
我們今天追悼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他不僅是中國的教育家，
而且是全人類的教育家！
他為新中國準備了各種人才，
並且他有許多學生是共產黨員，甚至還有共產黨的領導者。
最後，他更是哭著說——
我從小就失去了父親，
讀書時張校長沒要我一分錢，
張校長培養了我，
是我一生都無以報答的！
家屬致謝詞，張伯苓的長子張希陸並未講什麼，
他只是不停地給大家鞠躬，不停地說著——
謝謝大家參加這個追悼會。
1951年2月27日，
當蔣公得悉張伯苓逝世的消息後，
在日記中寫下了“痛悼無已”的字句。
未幾，臺灣為張伯苓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蔣公親寫“守正不阿，多士所宗，
伯苓先生千古”的輓聯以誌哀悼。
張伯苓生前，
曾有“願故後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的遺願。
南開大學黨支部稱，
現在南大的同學與張伯苓的關係不深，
同學們認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
因此最好不要葬於南大。
聽了這話，黃鈺生不無情緒地說——
現在南大代表著落後勢力的仍有一部分群眾，
如葬張伯苓於南大，
可能會使落後勢力更加囂張，
更恐怕進步群眾有意見！
張伯苓去後，先葬於天津永安公墓，
後遷至楊家臺祖墳。
1962年夫人逝世後，
合葬於天津北倉烈士公墓。
1975年火化後，
兩人骨灰置於北京長子張希陸家中。
1979年，天津水上公園烈士陵園，
舉行了張氏夫婦骨灰安放儀式，
後遷至北倉烈士陵園。
1986年南開大學張伯苓銅像落成後，
他們夫婦的骨灰合葬於銅像後，
實現了張伯苓的最後遺願，
他重又回到了鍾愛一生的南開大學。
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教育，醫療，法律。
無論社會多麼不堪，只要教育優秀公平，
底層就會有上升希望；
只要醫療不黑暗墮落，
生命就會得到起碼的尊重；
只要法律秉持正義，
社會不良現象就能被壓縮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線全被擊穿，社會將深陷苦難。
當年，張伯苓在總結他的教育人生時說過：
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
我終生努力小小的成就，
無非因為我對教育有信仰，
有興趣而已。
這是張伯苓為其一生從事教育寫下的有力註腳。
是他把“信仰”變成一生的“教育堅守”；
是他用從不稍減的“興趣”演繹了一生的教育輝煌。
一個人就是一部傳奇，
一個人就是一座豐碑，
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
縱觀張伯苓的一生，
折射出國家、民族的命運。
今天，我們特以此文，
紀念張伯苓張校長，
一位啟迪學子心靈的人師，
他依然活在愛他、敬他的人們心中……
張伯苓逝世時，群眾送葬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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