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自年初以來，在所謂的“301”調查基礎上，美國特朗普政府主動挑起了中美兩國的貿易爭端。從規模、強度、波及面等方面看，此次事件業已成為近40年來中國遭遇的罕有的嚴峻外部衝擊，也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經貿交往中鮮有前例。儘管在事態進展中，包括兩國元首在內的高層進行了多次會面、磋商，眾多業界、學界人士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都對此表達了擔憂與關切，但無奈美方決策層似乎決心早定，始終擺出咄咄逼人、“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架式。截至2019年1月，美國已對來自中國的價值2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10%到25%的關稅，約佔中國對美貨物出口的一半。當然，中國也旋即採取了若干反制措施，包括對美11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同時在世界貿易組織（WTO） 提起訴訟等。
中美貿易爭端的近憂與遠慮
儘管從表面看，中美貿易爭端的焦點在於持續多年的貿易失衡，但筆者認為，糾正短期失衡並非美方的主要意圖，或者說僅僅是其“近憂”。打壓中國產業升級和創新能力，抑制其長期發展潛力，乃至阻止中國這樣一個具有不同社會制度、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大國全面崛起，確保美國在科技、產業、商業、貨幣、安全、制度等多方位的全球霸權才是其最根本、最長遠的考慮。這與同時展開的美國與其西方盟國的貿易糾葛，以及20世紀80年代美國與日本、德國的經貿摩擦有著本質區別。具體來看， 可從以下四方面來理解。
美國更加重視中國對其科技優勢、產業優勢乃至所謂國家安全的威脅，若干具體舉措並不直接作用於貿易平衡，甚至不惜擴大逆差
一方面，無論是此輪爭端所依據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交的“301調查”，還是已經生效的加稅清單，藉著“竊取知識產權”“強制性技術轉移”“網絡入侵”等一系列莫須有的指責，美國將矛頭直指中國航空航天、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機器人、半導體、汽車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產業輻射度產業，與減少對華逆差並無直接關聯。另一方面，與貿易爭端相伴進行的對中興、華為等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制裁，焦點也不在貿易逆差，而是圍繞高科技的“未來之爭”。
此外，無論美方如何宣稱“逆差”之嚴重，在對華禁售高新技術、先進設備等問題上卻始終沒有絲毫搖擺。近期，美方甚至還表示將限制中國留學生在上述敏感領域赴美求學。顯然，至少在短期內，這些舉措只會減少美國對華服務的出口。
中美貿易爭端正值兩國對外失衡明顯改善時期，且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被顯著高估
事實上，約自“次貸危機”以來，中美兩國的貿易失衡狀況都在持續修正之中。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 顯示，美國經常項目餘額佔GDP的比重已從2006年的-5.8%升至2017年的-2.4%，而中國則從2007年的階段峰值9.9%降至2017年的1.3%，明顯低於同期的日本（4.0%）和德國（8.1%）。由此觀之，中美兩國似乎已經沒有太大的多邊再平衡空間。（見圖1）
具體就中美雙邊而言，儘管美方宣稱對華貿易持續出現嚴重逆差——如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統計口徑，自2005年以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包括貨物與服務）均超過2000億美元， 但這一數據包含了大量中間品貿易流，並未考慮雙方本土增加值上的差異——前者在加工貿易中尤為突出。經合組織與世貿組織聯合發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華貿易（包括貨物與服務）毛額上的逆差為2515億美元，而一旦考慮雙方本土增加值， 這一數字便大幅降至2192億美元。由此可見，在全球價值鏈深度整合、產業分工高度細化的今天，簡單的雙邊貿易毛值往來數據（或海關進出口統計數據）充滿迷惑性，以此判斷貿易失衡有失精準更有失公平，特別是對大量從事加工貿易的當事方（如中國）。對此，美方決策和諮詢部門不可能不深曉其中的道理。
儘管一再抱怨乃至譴責中國的“不公平”競爭，美國依然從現有的兩國經貿交往中獲益頗豐
首先，美國獲得了大量廉價的外部融資。由於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以及美元的霸權地位，中國因貿易順差而積累的對外資產多以美元形式持有，並將其中約三分之一（2018年10月達到1.14 萬億美元，佔中國外匯儲備的37%）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迴流其本土，以支持美國民眾高消費、低儲蓄的生活方式。而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收益甚微，一般僅為3%左右。
其次，中國龐大而富有成長性的市場為在華美企帶來了豐厚回報。與前述廉價融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外國在華資產（即中國對外負債）總體收益率通常在6%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收益率更遠高於此，往往可達兩位數。這一收益率的顯著差異，直接導致了近十年來中國對外淨資產雖為正值，但國際投資收益項目卻持續錄得負數。具體到美國，根據榮鼎集團（RhodiumGroup）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估算，2017年美國在華FDI存量達2560億美元，即使按照15%這一較為保守的收益率估算，年收益也接近400億美元（另據商務部數據，2015年在華美企利潤合計360億美元）。此外還須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又有近一半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企業實現的，在信息通訊類產品的出口中外商佔比更是高達79%。由此可見，相當數量的美國企業與公民也在分享中國的外貿收益。
最後，儘管近年來持續縮小，中美之間仍存在巨大的勞動成本差異。據大型企業聯合會估算，2013年中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報酬僅為美國的11%。顯然，通過貿易，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極大地降低了美國從機電產品到日常消費品的生產成本，廣大民眾也因此獲得了高額的剩餘。凡此種種，美方對此可謂心知肚明，但又卻在爭端中避而不談。
本次爭端更為深遠的背景在於中美兩國科技、產業競爭力出現持續消長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產業結構最顯著的變化之一便是其曾經強大的製造業相對規模不斷縮減，相應地讓位於金融等服務部門。而中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追趕迅速，中國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目前在總量上已達到美國的1.5倍。更為重要的是，在規模擴張的同時，近十餘年間，中國在產出效率、科技含量、創新能力、附加價值、工業門類齊全度等方面發展迅速，相應地縮小了同美國的差距。例如，1978年中國每位就業人員的產出僅為美國同期指標的2.5%，2000年升至7%，2018年進一步升至26%（見圖2）。2000至2015年間，中國研發支出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6%躍升至13.7%，同期美國則從39.0%降至30.4%（見圖3）。此外，反映自然科學研究能力的“自然指數”顯示，2015至2017年間，中國學者在頂級學術期刊的發文數量已經由同期美國的37%升至46%，並同德國、英國、日本等國拉開差距。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儘管美國的科技、產業優勢依舊明顯——特別是在信息技術領域，但其同中國等追趕者的“安全距離”正在受到威脅。
應對中美貿易爭端的思路與對策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中國不妨更加積極、主動、靈活地處理貿易失衡這一美方的近期關切——後者的相關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帶有“佯攻”的成分。同時，要認清其長期的、帶有戰略性的考慮或者說“主攻”所在，在產業升級、科技創新乃至建構現代經濟體系等核心利益上不妥協，但也不搞對抗。為此， 應做好爭端長期化和相應的“持久戰”準備，既積極、真誠地展開建設性的對話磋商，又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幾次談判一勞永逸地解決雙方的核心分歧。具體地講，以下政策思路可供參考——前兩項主要針對“近憂”，後兩項則意在“遠慮”。
積極主動實現中美雙邊貿易平衡
無論從發展可持續性角度，還是從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看，實現國際貿易平衡都是新時代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與一時一地的外部壓力無關。因此，應特別注重進出口活動對中國科技創新、產業轉型、人力資本積累、消費升級等方面的影響，而非聚焦在“順差”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作用—— 後者實際上具有很大的誤導性，絕非長期的經濟增長源泉。
一方面，應積極擴大對美進口，尤其是高端信息、機電設備以及健康、教育等同中國互補性較強的產品和服務。這不僅於我有利，也有助於回應美方表面上的對平衡貿易的訴求，削弱相關政策的民意基礎。另一方面，要堅決淘汰同出口相關的落後產能，特別是要嚴控附加價值低、資源消耗大、環境影響嚴重的本地生產活動。此類出口雖可在短期促進就業與增長，但從中長期看得不償失。此外，對於此輪貿易爭端的反制措施，有關決策部門也要充分考慮對自身科技創新、產業轉型、消費升級、淘汰落後產能等方面的影響，分清主次，選取重點，不一定非要按同等規模跟進，力度也不必一刀切。
力求限定“戰場”，防止摩擦向貨幣和金融領域蔓延
相較於貿易問題，貨幣和金融領域產生的衝擊甚至恐慌往往更為廣泛、更難預測，因此也更加難以控制，其後果中美雙方都難以承受，也會給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帶來巨大破壞。因此， 面對此次貿易爭端，在制定對策時需要始終保持克制，竭盡所能將爭端限定在經貿領域，特別是不應將操控匯率作為選項，更不能因此延遲以“雙率”（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金融監管體系、放寬市場準入等為核心的金融改革與對外開放。同時，還應進一步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逆週期調節功能，主動作為、提前作為、充分作為，以便在貿易摩擦等負面衝擊中穩定金融市場情緒，阻斷風險蔓延，提振投資者信心。
通過制度層面的改進與完善，持續擴大對外開放
在新的發展階段，以往的稅收減免、用地便利等以成本優勢為中心的“招商引資”模式須逐漸弱化乃至淡出，轉向通過促進規則接軌、維護公平競爭、放寬市場準入、實現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深層次、全方位的制度優化，提升中國對包括美方在內的外國投資者的優勢與吸引力。此外，在尊重規則、互利共贏的前提下，還要充分發掘在華外企的知識外溢效應。這些舉措絕不僅是回應美方訴求，更是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例如，隨著自身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成為知識產權侵犯的受害者，同時也成為知識產權的出口方——2008至2017年間，中國知識產權出口額已經從5.7億美元驟升至47.8億美元。因此，建立嚴格的、符合國際規則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業已成為中國實現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堅定不移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但相關宣傳須放低姿態
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是保持中國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中美長期角力的最關鍵“戰場”。在戰略層面， 中國就此沒有妥協餘地，相關貿易政策包括對本次爭端的反制措施，也都要在框架上服從並服務於這個總的發展目標。當然，在制定和實施相關產業發展戰略過程中，應進一步凸顯微觀市場主體的自主性，尊重市場運行、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 避免政府主導，弱化國家意志。重點也應落在上述市場制度環境的建設和維護，避免干預具體產業門類的發展，更不應以“看得見的手”直接來“挑選贏家”。而在戰術層面，中國需要充分展現靈活性與柔韌性，既不應該也不可能在封閉對抗的環境中謀求自身發展。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加積極、更具創造性地發掘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的合作共贏空間，分享中國高質量發展轉型中的機遇；另一方面應“少說多做”，在相關宣傳中保持低調、務實、審慎的態度，多做“換位思考”，既防止國人盲目自大、未富先驕的心態，又避免相關言論和主張被外方利用甚至有意曲解，以至成為煽動國內民粹的口實。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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