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思凯先生系著名书法理论家，该文2019年1月2日被《书法导报》在第十六版整版刊发。）
一
认识张珂先生的同时，也便认识了他的《意造宋代》。这大概是一种缘的魔力与心灵选择的必然驱动，使得我们在兴趣相投的情境中走到一起，而成为我在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且能够谈得来的挚友。期间，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自然意味着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更孕生着一个有关书法文化历史观念的形成。
去年初秋的一次道友聚会中，我认识了张珂先生。眉目清秀、儒雅沉静的精神气度与落落大方而不乏真知灼见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那副眼镜背后所投射出的睿智目光与精神颐养，使人不由自主地与印象中的传统文人与古君子之风相勾连。这其中也许与此前在朋友处见到他的书法专著《意造宋代》，并粗略翻检的感觉有关。然而，就在三天之后我便收到了一本由张珂先生亲笔题签的《意造宋代》，感动与珍重使我一头扎进这部出自于一位集记者、诗人、作家与书法家为一身的纯文人朋友笔下，而绝非专业研究机构专家教授之手的书法理论与文化研究专著之中，仔细拜读，掩卷长思。窃以为，张珂先生在长期的自我书写体验与笔墨精神体味的基础上，以纯文人的独特感悟与认知思维，在对书法文化精神价值的历史回望中，而努力坚守和恢复失落已久的书法文化根性与艺术传统的精神本真，并以人的意识自觉、文的情感内力与书的意蕴品格，点燃了中国书法理论与史学研究中长期有烟无火的生命之焰。于是，我给他发了这样一条短信：
通读《意造宋代》，颇为感动，此乃一部诗化书法断代史。选题新颖，视角独到，主线清晰，史料翔实，评述切贴，意味盎然。专著紧扣文人这一书法的根基和主脉，以其文人独具的情感、命运、心性、精神内力为主线，以书法为主体，大处着眼，精微证之，评述有致，新颖独到，娓娓道来，其意实至。虽说宋代，触及整个书史，评古喻今，令人遐思。尤其是散文笔致，诗化语言，文的意趣，史的论断，揭橥真谛，一扫史家考据之正襟与冷漠，而践文人治史之道统与纯真，当为当代书坛理论研究的不可多得者。是说书法，实指文化，叩问学统，渡人金针。诚表祝贺！
然而，就是这段私聊，竟在《意造宋代》再版时被张珂先生付印在了该书的封底。因之，也便有了再说与细说的必要。是为《意造宋代》，更是一种态度与责任的规使。
二
任何艺术现象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一个观念之上的生发与判断。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都试图以自己的文化认知和艺术创造来对其对象化的事物所表现的突出特征，进行合理调整和有机组合，以期实现与自己观念相符合的理想化的艺术杰作与自我认知。而这个观念及其自身所携带的内涵与价值，便成为决定这个艺术现象与自我认知高低判断的精神内核和思维坐标，同时也成为认识、解读和阐发其价值指向及其存在意义的文化密码。那么，与张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而言，则自不例外。因之，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隐含于其精神高处的思想观念及其思维坐标，则是我们走进并打开《意造宋代》思想内涵与价值构成的一把钥匙。
毫无疑问，张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的主体观念是伴随着当代书法复兴运动的持续发展，在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哲学反思、本体回归与主体意识崛起，三大艺术思潮相继兴起与交织缠绕的态势下，以记者的敏锐、文人的情怀与诗人的感悟直面当代书法创作现状及其问题情境，并紧扣中国书法这一民族文化的本体特征、诗意品质与主体意识这一核心，以文化寻根思维为主导，在冷静观察与理性思辨的动态缕析中而渐次形成并不断显现的。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张珂先生是否在理论上将这三种思潮综合审视而作为自己思维建构的观念预设和前提，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在三大思潮的内联关系中，从书法文化本体意识的高度来思考宋代书法文化的主体精神及其艺术表现的。尤其是抓住“从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字完成蜕变、定型开始，书法这玩意从来就是文化人，或者有文化的人从事的勾当”这一主体特征，以书法本体、时代精神和个人才情为背景，以文人书家的内在情感、主体心性、心理纠结、情操意志与艺术表现的整体格调和精神意蕴为张力，而全面架构起自己宋代书法研究的观念主体和思想坐标，并于逻辑理性地分析中自然揭示出“宋代书法，文人的书法”这一核心。因而，抓住了文人及其内在心性，也就抓住了宋代书法研究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视点的关捩，同时也就能够比较集中地回答书法在这三大思潮中所提出文化根性与精神主体的品格问题。
蔡襄书法
应该承认，尽管当代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由于发端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下的群众性书法热，是在传统文化断裂、文化艺术哲学思维缺失，以及作为文化人的书法家本身应有的那种独立判断意识的消退的状态下而自发兴起的。从而使当代书法创作在本体认识不清与主体意识不强的语境中，偏离了文人与文化这一核心，而出现了新的与书法精神本源不相协调的问题和情境。最集中的表现则是书法创作的价值指向离开了人的精神主体与书法文化的诗意性品格，以致把形式当内容、视手段为目的，而花样翻新、盲目追风、丢失自我成为当今书坛一道“靓丽的风景”。同样，与书法理论与史学研究而言，则更是偏离了掘发书法现象与艺术思潮背后的精神内因，特别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价值与作用。或以西方艺术理念套用书法文化研究，或以纯文化与哲学观念解构书法现象与创作规律，或以史料堆砌与考据论证来替代真正的思想分析与艺术思考，而没有站在民族文化与审美心理，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个性特质与主体表现，这个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时域与思维基点而予以全面审视与甄别。因而，其认识和判断的结论自然是肤浅而蹩脚的，根本不能触及书法问题的本质。究其根荄，则与当代社会文化转型期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界所呈现出的“哲学空白”，以及人们思维意识与主导观念偏离中国文化中人文关怀这条主线不无直接关系。那么，以此反观张珂先生的宋代书法研究，则不难发现，其《意造宋代》所呈现出的思想内力与观念体系，则完全体现着一种文化还乡与主体回归的鲜明特征。也正是这种还乡与回归，才使得其立意与论证超越了一般意义之上的书法本体与结构、笔墨与流派的研究，而是于人的内在心性与生命意义的本源阐发中，揭示出宋代书法所独有的文的超迈、书的高贵、意的勃发与韵的雅致，生动、鲜活而富有感染力。
这里，需要率先指出的是张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的“意”，绝不是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所说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概念的简单移植与主观延展，而是建立对宋代书法历史环境、时代征候与文人主体的自觉，以及唐代书法在审美意识和精神表现上所带来的挑战与突围的具体分析中所得出的认知和结论，更是一种建立在思维逻辑和历史逻辑之上的观念统括。
那么，这种建立在以人的主体与文的意象之上的观念统括与思想坐标到底是什么？
其实，真正的文化理论与史学研究，除了抓住其显著特征（历史的真实）与传承演变的精神主脉（深层的真实）之外，一定还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哲学真实（本体真实），而后者正是前者的超物性（意识和观念），并使前二者组成的作品或成果在主体意识与本体结构上具有了一种精神的价值和指向。张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正是在这样的真实框架内构成自己的观念内核和思想坐标的。（如图所示）
在这个体系中，横轴是人的精神主体的双向辐射，纵轴是艺术本体的双向承接，其交汇点则是作为哲学真实或主体观念存在的思想内核与精神内力，并由此而生发出其一种深度与广度的结构张力，且在状态上呈现出正向增长的趋势，其内涵越大越具有哲学的真实性和观念的准确性。这便是张珂先生及其宋代书法研究在三大思潮共同作用下的整体思考，是对人的主体意识、文人才情及内在情感的演变在书法本体中所带来的精神创造与文化观念的关照。
这个体系表明，张珂先生及其宋代书法研究，不仅抓住了人特别是文人这一文化艺术产生发展的根本，而且直接决定着《意造宋代》在思维定位和分析判断的基调处理上紧贴传统文化与史学研究之正脉，以与中国学统与道统的相契合，从而彰显出心性的主体与观念的价值。也正基于此，才使张珂先生不得不在这个观念构成与思想坐标的关系链中发出了“中国书法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东西，它是一门关于书写的艺术，但从来都不单单是关于书写的艺术，甚至从来都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小小的一管毛笔，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千百年来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道德情操、文化积淀、审美感受。甚至无时无刻不折射出一个时期、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人心百态和价值取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很可能也如此”的喟叹!
苏轼书法
三
那么，顺着这个基本观念和思想坐标寻去，则不难发现，张珂先生及其宋代书法研究，在其本体意识（书法文化规定）与主体意识（人的内心情感）的双向推进中则具有着一种鲜明的自我选择与诗意化表达的色彩，并为《意造宋代》在理想的陈列室中凭添了一份文人情怀下的文化掂量与慎思。
宋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主要接点和特殊时期。因为，唐以前的书法在完成汉字文化的基本定型和书体风格的演变之后，晋人尚韵与唐人尚法的主流意识簇拥着一大批书法大家精神标高与异彩纷呈的书写风貌的形成。在将书法文化推向一个历史高峰的同时，也为后世的发展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是每位书家以其共同遵循的书写法则与独具主导特质的笔墨追求与个性创造，为紧随其后的宋代书家在没有留下更多可供选择空间时，也就客观地迫使着宋代书家的创造发展不得不旋身后视而迂回前行。这其中，既有着对书法文化溯源顾本的无奈，又有着对文人才情与内心情感的有力凭借，更有着宋代文人意识的自觉与担当。历史地看，尽管以书法为载体的汉字及其书写之道是人类文明化进程中的有机构成，其文化人的主体作用功不可没，但其品格与作用则始终处于王权意识与教化功能的役使与左右之下。帝王将相的嗜书品相、儒士抄经的惯常行为，以及科举考试的强制性要求，不仅使书法与生俱来的品格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且作为文化人的书法家也因其特殊的智识与作用而天然的成为最高权力集团斡旋的工具和力量。因而，书法及其价值表现只能成为帝王的爱好接纳与达官贤臣自娱消遣中的一道文化景观，而并非文化人尤其是文人的专利。其文人的才情意志与自在性情只能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笔墨情境中悄然吟唱。而这种才情和性情的自我吟唱则恰恰又是文人书法的特质所在和生发基元。自唐入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重建，文人地位与文人作用，尤其是草根文人及其才华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和提高。因而，在促进其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地为书法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皇帝们的爱好倡导与实践引领，以及文化思想环境的相对自由、其文人生活的丰富多彩，再加之尚书风气的熏染和催生，才使得“宋代文人用他们细腻的情感、横溢的才情和柔弱的双臂撑起了大宋书坛那片天空”的同时，也为中国书法走入以意蕴表现为内质的当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动力。而张珂先生及其宋代书法研究正是站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定与主体意识的独自表现这个定位上，沿着“宋代书法——意造特征——文人主体——精神内核”的思维逻辑，在视域收窄的过程中聚焦到宋代文人主体与精神内核上，并将它置之于书法文化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来予以阐发的。因而，《意造宋代》的对象确立与视角切入当不失为一种大视野下的智慧选择，并在时空意识与文人心性深度探究的交织点上，叩响了宋代书法文化意向与时代特质的精神丽音。
米芾书法
以文选人，以人论书，以书求意，以意立像，是张珂先生以《意造宋代》来展现宋代书法风潮大观与意象根脉的思维主线。因而，在其精神向度上则明显地超越了以时间顺序与人物事件谋篇之轴心，而力图以文人情感与触觉张力来实现书法史学研究的自在特质。
首先，文人标尺的矗立，为宋代书法研究设定了一个身份判断的独立标准与特殊定位。
作为书法文化研究，《意造宋代》的认知对象自然是建立在宋代书法的基本形态与文人特质的内涵意象上。因而，这就必然决定着在其重点内容与书家遴选上必须是与文人特质相一致的某些带有鲜明特征与精神指向的人物与现象，而非整个宋代书法的全部面貌。而这种标准与判断则又完全存活于两个基本认知之上，一是对宋代书法继承、创新与自娱三条线索及其基本面的洞察分析与整体把握；二是文人书家的天纵心智与内在情感对书法创造性发展的突出贡献。而张珂先生及其《意造宋代》文人标尺的设定，正好是对这一阶段性历史特质与文人尚意追求及其艺术创造价值的总括与提纯，体现出一种史学思维认知视野下的历史认定。此其一。
黄庭坚书法
其二，在其精神向度上则又显在表现出研究视角的广度铺设与深度探索，并在文人自娱心性的关涉中全面揭示出尚意书法的风采意蕴与个性创造。无论是帝王将相、文豪硕儒，还是将军武士、才子佳人，张珂先生将其全部收列在“文人这张网”下而绝少有遗漏者。其数量之多与成就之高，当为宋代书家阵营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并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罕见。然而，抓住最具代表价值的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则又是《意造宋代》以深度研究而走向学术高度的重要保障。在这里，每位书家都是一个典型，都集中代表着各自特定的文化环境、精神追求和独特命运下的情感表达与笔墨情趣。也正是他们以其鲜明的个性风貌构成了整个宋代书法求新求变的主体格调与起伏前行的多彩场面。因而，对每个书法现象与人物的分析，也都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概念点化生发，而必须是在动态的视角转移中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感觉，并从各自文学造诣、尚儒思想、文化命运，生活本能与日常习惯的心境状态与相互依赖中，分辨出作为艺术主体的精神元素与笔墨状态的逻辑必然。蔡襄“官职最高，辈分最高，但不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人”；苏轼“几乎是一位无懈可击的天才”，“在宋四家中，唯一做到真正‘尚意’的就是这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毫不犹豫地享受生活的四川人”；黄庭坚“这位宋代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过度地夸张和刻意的过度，成了其书艺的致命伤，使其无法进入中国书法历史上一流书法家的方阵”等书法艺术成就与史学价值判定，都是在这样的思维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以点带面，由表及里的全景式描述与重点深入的论证思维，所呈现出的则是宋代文人书法的整体格局与精神意向，宏阔、厚重、鲜活而大气。
宋徽宗书法
其次，皇帝书法特殊贡献的历史评判，为宋代书法研究提供了社会文化的主导观念与文人情怀的独自理解。
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一路发展并丰富壮大，与历朝历代皇帝的爱好和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汉章帝、梁武帝、唐太宗等均在书法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宋以来，随着崇儒尚学风潮的再起与书法名家的辈出，皇帝好书愈加成风。据统计，有宋一朝，凡18帝，其中13位皇帝都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壮观之势，可见了得。宋太祖亲自组织编撰的《淳化阁帖》堪称宋初年间影响最大的书法活动，并开有宋以来尚书风气之先河。然而，皇帝们的书法梦大都是建立在个人爱好、教化功能，以及所设立与遵循的教育制度与书法活动的组织之上，并以主导意识带动着书法环境的优化与文化地位的提高。张珂先生深知此理，但却没有受此观念的影响和拘囿，而是将皇帝置放于纯文人与艺术家的标尺之下，在其才情本性、书法成就、政治诡秘、党羽之争、个人命运的综合考量中，做出客观合理的解析，尤其是对宋徽宗赵佶与宋高宗赵构的创造性贡献与生活情调做出了活灵活现的刻画和描述，并由此而得出“皇帝爱书法，宋代尤甚之”，以及“皇帝爱书法，不爱书法家”，却又“例外对奸臣网看一面”的基本判断与历史真实。与一般书法史学研究相比，这种建立在文人主体意识之下的深度历史关怀，以其情境还原与过程探寻的自在特质而所做出历史认知，必然决定着在其价值判断当为一种文化史学意义之上的本质认定。
宋高宗赵构书法
再次，文人书法成就与弊端的客观分析，为宋代书法研究史观的确立做出了合理的注脚。
宋代书法“尚意”格调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文人书家主体心性与内在情感的创造性发挥。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苏轼、黄庭坚、米芾、“二蔡”、宋徽宗等纯文人一路的书法实践与创新引领，但同时宋代书法流弊也因随从文人们的精神散乱而丛生，直至衰落。对这一“成也文人，败也文人”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真正原因地揭橥，则是张珂先生《意造宋代》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构点。客观地讲，唯有站在文化制高点上的苏轼，才能举重若轻地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一面旗帜。而聚集在他身上的那份从容、自由，不求功利、忘情物我的自然心境，才是中国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中国文人书法的最高境界。然而，就是这种难得的精神高贵却随着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善和宽松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和流变。尤其是文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个人主义、享受生命、及时行乐与享乐主义倾向，以及与政府不即不离的自由主义情绪和功利思想的泛滥，使得宋代文人在盲目追求个性表现的思潮中而呈现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局面，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像唐代书风那样，凝聚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最强音中的一个音符，进而形成全民审美的共识。因之，他认为：“宋代尚意书风是书法发展规律的结果，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撑起上层建筑的人们一开始就更多地视书法为个人雅好的结果。如果说唐代尚法书风是皇帝、大官僚知识分子，和民族主流审美意识共同打造的产物，宋代代表国家意志的皇帝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这么做，取消以书法取士的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佐证。”其史学价值判断的文化指向，则不言而自明。
第四，问题意识下的当下关怀，为宋代书法研究的时代性价值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现象的研究和分析都是出于一种历史意识的当下观照。读史明理，借古喻今，更是“鉴前人之兴衰，写当今之得失”的史学致用思想的体现。因而，表现在张珂先生的宋代书法研究，以及《意造宋代》的思想状态与历史视域，正是在宋代与当代书法现象的交织跨越中而呈现出的一种思想的现实化与精神的历史化。从对宋代书法崇尚技术性突破的利弊分析，到“趋时贵书”的影响；从被当时奉为官方书体或翰墨准则的权势书风标准的盛行而导致的艺术标准让位于利益标准的本质错位，到以模仿当朝权臣为时尚而使得文人写字就像赶场子一样的追星与高频变换心中偶像的功利时风与倾向，特别是对宋代书家浮躁心态与狂妄自大等流弊现象的分析，我们不时能够看到在其论证思维的另一端直指当下书法问题情境的思想触觉。这种产生于宋代的书法流弊，以及由宋代文化环境与主体心理的变异而派生出的与书法文化本体精神特质相背离的创作现象，在当代书法发展中都能找到现实的存在和思想的影子。那些活跃于当代书法展厅机制催生下的“王铎风”“米芾风”“书谱风”“章草风”等思潮的相继登场，以及以流行为主张的片面化艺术追求与盲目张扬个性的审美主张，甚至以西方艺术理论来解构书法文化与艺术品质的现代派创作，在其本质意义上则与恪守传统书家某种面目而墨守成规、神态呆滞一样，都是历史时间跨度上认同失范、丢失自我的同质化的表现。而作为书法文化主体的思想认知在其心态与生态文化作用力上则是一脉相承，具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在这里，张珂先生是在对历史尘埃的复检，更是对当下死灰复燃的忧心与书法未来发展的关切。利弊功过，昭然若揭，其思想的穿越带给人们的是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批判。
第五，诗意化的语言表达，为宋代书法研究的风格定位奠定了独自的特色与意蕴。
“思想美、意境美、文辞美”是中国文人的基本追求，也是文章学的最高范式。张珂先生凭着自己坚实的语言锤炼和文学功底，在一种诗意化的表达中努力演绎着个性化的自然陈述。在其风格指向上，张珂先生的《意造宋代》虽然具有史学研究的思维与视野，但在人物选取与整体考证的情境转移与心绪变换中，以强烈的散文化的诗性语言与意蕴格调荡出浓郁的文人品格与精神韵致。尤其是在论据选择和史料攫取上，能够仅仅抓住“真情出诗人，挚情出诗人”这一中国诗性文化的生命本真，以历代文人经典诗词与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为佐证，以韵律节奏为特质而有机地融入意象表达之中，以诗的真声与和谐以达情景交融、意趣盎然之妙境，一扫传统史家考据的僵化与呆板，而颇具叙事小说与明清话本之魅力。然而，在其论证过程中则又以严谨的态度，大处着眼，精微证之，并在论据的自我考量与时间观念地穿插推移中以辨析论证来求得判断的可靠与合理。评述有致，认识独到，娓娓道来，意味悠远，往往使人在阅读的惬意中得到精神的享用和思想的启迪。
当然，作为张珂先生宋代书法研究思想与主体精神集中显现的《意造宋代》，其思维触角与主体定位的历史观照自然有着自在的理路与特色。而这种历史观照则与当下文化学术研究中那种带有西方理性思维色彩的概念化、程式化、模式化与逻辑化相比较，则自有一份中国学统的本土情愫与文化基因，并在人的主体精神分析中以自己的情怀与认知做出了属于自我解读的历史判定。其文化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定当独在而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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