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子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赫爾曼
1978年12月3日，寒風料峭中的上海，“西門子公司電子和電氣技術展覽會”開幕。公司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的曾孫、公司當時的監事會主席彼得·馮·西門子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嚴佑民一起為展覽會剪綵。在隨後的十天裡，近四萬名中國工業領域的技術專家以極大的熱情參觀了展覽。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無從得知當年公司的決策者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時間舉辦這個展覽會，或者是刻意暗示著什麼，或者這僅僅是一個巧合——就在20天后，中國公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正式拉開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序幕，改革開放從此破冰開道，浩浩蕩蕩。而這次展覽會也因此被寫進了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歷史大事記中。
中國的改革開放被稱為“二戰後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1]；四十年來，中國幾乎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我來看，這種變化絕不僅僅是溫飽，也不僅僅是財富，其規模和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和商業層面。這四十年間，中國從快速追趕，到融入全球社會，到引領世界經濟；而跨國公司在中國也從逐步試水，到攜手合作，到融入中國社會，始終與中國相迎相伴。改革為中國提供了創新和技術的沃土，開放則推動交流不斷擴大，帶動更多、更新的技術應用在中國落地生根，從而最終推動社會和大眾生活不斷向好。交流與發展始終是改革開放的歷史命題。
而通過技術創新為社會創造價值同樣是西門子公司自肇建之初直到今天的責任和使命。
西門子所經歷和參與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是我們續寫在中國跨世紀情緣的四十年，是以技術驅動合作，與中國的合作伙伴一道推進中國工業電氣化、自動化和數字化進程的四十年。
一個多世紀前，西門子公司創立後不久便向中國提供了第一批指針式電報機。這個在19世紀改變了人與人溝通方式的創新產品成為中國現代化電信事業的開端。自此之後，西門子將革命性的實用發電機第一次應用於中國，為上海港提供照明，並在北京建造了當時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有軌電車線路，參建了中國第一座水電站。二十世紀初，西門子以前沿科技幫助中國積蓄著現代化的力量。即使在萬馬齊喑的年代，西門子也始終與中國保持著聯繫。1972年，聯邦德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向中國贈送的國禮就是西門子的病房監測系統。
就在上海展覽會後幾天，當整個世界還在為來自中國的消息而錯愕不已的時候，西門子與中國機械工業部就在低壓和高壓領域的應用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我欽佩那個年代的公司的前輩們，他們繼承了公司創始人的膽識和果敢。在充滿忐忑甚至是未知的那段時間裡，他們敏銳地察覺“春江水暖”，堅定地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中國決定重啟塵封多年的大門，這個決定迎來了西門子以更投入的姿態重返中國。西門子與中國合作的歷史沒有斷檔，而以更加驚人的速度留下了開放初期濃墨重彩的一筆。僅僅三年之後，西門子在北京成立代表處，並在上海、廣州等城市陸續開設辦事處和工廠。1994年，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成立。這是中國開放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這是中國第一家由外國企業組建的控股公司。
歷史總是會格外關注這些“里程碑”。但只有把這些歷史片段串聯起來，才能觸摸到西門子在中國這四十年發展的脈絡，從而以一個特定的角度探知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走向。1985年10月，西門子和中國政府在北京簽署《西門子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機械工業、電氣工程和電子工業等領域開展合作的備忘錄》，西門子是第一家應邀與中國進行如此深入合作的外國企業。進入新世紀，面對改革和國際合作新局面，在“十二五”開局的2011年，我們與中國簽署諒解備忘錄，延續了這一全面合作，代表中國政府的是國家發改委，合作內容也聚焦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節能減排和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2016年，“十三五”起步之年，西門子又與發改委續簽這一合作備忘錄，合作領域拓展到創新研發、智能製造、智能基礎設施、可持續能源以及區域發展等。一年之後，西門子與發改委又在既有框架下進一步簽署了在數字化技術創新和應用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三十多年過去了，參與討論和簽署這一系列合作協議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在中國一方，還是在西門子一方，都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更迭，但文件封面上始終不變的“合作”兩個字歷久彌新，依然閃亮。翻閱這些文件，就像查閱中國產業國際合作的歷史書。隨著合作文件從多年更新一次，到五年一次，到逐年注入新的內容，呈現的是中國產業發展不斷應時而動，節奏日益加快。合作的核心內容從傳統的工業電氣領域，到面向“十二五”的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再到面向“十三五”的創新與智能製造，直到去年新的協議所凸顯的數字化，一條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工業不斷轉型、提升和邁進的路線圖赫然在目。恐怕沒有任何其他一家全球企業像西門子這樣在四十年間如此近距離地觀察著這一進程，並以持久的熱情參與到這一變革中。如果說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決定是中國人民拒絕平庸的選擇，那麼在接下來的歲月裡西門子與中國人民共同塑造著一段追求卓越的歷史。於我們而言，幸運和驕傲，兼而有之。
西門子所經歷和參與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是與中國的夥伴一起不斷探索未知、矢志創新的四十年，是為構建現代中國傾心鍛造一個個“大國重器”的四十年。
2016年6月13日，在中德兩國政府領導人的見證下，我們與中國寶鋼集團簽署了《寶鋼與西門子智慧製造（“工業4.0”）戰略協議》，涉及數字化諮詢、先導項目、人才培養、智能製造標準的建設等方面。這個協議被譽為德國“工業4.0”與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開展對接的最佳實踐。其實，西門子與寶鋼，這兩個中德兩國最富有歷史色彩的工業傳奇企業的“對接”恰恰就始於四十年前改革開放最初的日子。
1978年12月23日，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寶鋼在上海打下第一根樁基。不久，西門子就向寶鋼提供了冷軋自動化系統。同年，西門子作為德國財團的領頭企業再為寶鋼寬帶鋼軋機提供電氣設備。1989年，西門子為寶鋼冷、熱軋鋼廠設計、提供並安裝關鍵電氣組件。2001年，寶鋼開始修建全世界最現代化的不鏽鋼工廠，西門子提供了自動化和電氣系統。2002年，西門子再次為寶鋼新建成的當時中國最大型、最現代化的軋鋼工廠提供電氣化和自動化系統。如果說寶鋼在這四十年間就像一名戰士櫛風沐雨、砥礪前行，那麼西門子則像是一位堅定的守望者、並肩奮進的戰友和志氣相投的兄弟，始終在支持著中國鋼鐵行業每一步前行，延續至數字化時代的今天。2015年，寶鋼與西門子建立起聯合工作組，共同推進探索“工業4.0”。2017年8月，雙方再次簽署協議，為寶鋼建設虛擬遠程運維的樣板工程，這兩個項目也成為中國工信部和德國經濟能源部中德智能製造示範試點項目。與此同時，西門子使用寶鋼出品的鋼材生產的變壓器廣泛應用於中國的多條高壓直流輸電項目，寶鋼還獲得西門子能源管理集團“最佳供貨商”稱號。
西門子與寶鋼歷經四十年的合作無疑是改革開放一個絕佳的側影。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兩個企業，帶著對技術、創新、品質和工業進步同樣的最高追求走到一起，最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一同創造社會價值。這種跨越時代、跨越國界的“強強聯合”，打造了一個個被時代所銘記的“大國重器”，深刻地改變和加速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同樣在上海，1998年，西門子為外高橋發電廠提供兩臺900兆瓦超臨界汽輪發電機組。這兩臺當時中國最大最先進的火力發電機組分別在2003年和2004年投入運營。通過西門子先進的燃煤發電技術與電廠多項自主創新技術相結合，外高橋第三發電廠以高於46.5%的供電淨效率稱冠全球。2002年12月31日，由西門子參與建設的全球第一條商業化高速磁懸浮鐵路開通，這條連接浦東國際機場和市區的線路最高速度達到每小時430公里，30公里的行程所需時間還不到8分鐘。2008年，西門子成功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三號航站樓提供了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先進的行李處理系統之一。這一行李處理系統每小時可分揀和運輸行李物品2萬件，使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年旅客接待能力增加到6000萬人次。截至2018年初，西門子參與了中國18條高壓直流輸電線路的建設，使遠在中西部地區的清潔能源以極小的損耗源源不斷輸送到東部地區，這其中就包括世界最長、容量最大的昌吉-古泉線。在這四十年間，眾多的大型工程項目中，西門子都有幸參與其間，其中不乏有三峽、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這些“世紀工程”。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我們的驕傲。
西門子所經歷和參與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不斷融入中國社會的四十年，是以負責任的企業公民共建現代化中國的四十年。
2010年5月14日，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考察西門子在天津的工廠時說，“像西門子這樣，按照中國法律在中國註冊的企業都是中國企業，它們製造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它們研發的產品都是中國創造，都應該一視同仁，享受國民待遇。”幾年之後，當時在場的工人們對溫總理考察的場景依然記憶猶新，而他在西門子工廠留下的一番話也成為對外企在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評價。
西門子三個字來自公司德語名稱“Siemens”的音譯。十九世紀公司進入中國後被翻譯為“西門子”，意味“來自西邊的人”，傳神地表達了中國當時對外國企業的看法。從“來自西邊的人”到被中國國家總理看作是“中國企業”，這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歷史變遷最好的寫照。
西門子在1989年成立第一個合資企業時，在中國僅有200名員工。今天，這個數字已經猛增到約34,000人，是當年的170倍。我的同事們有著豐富的經驗、純熟的技能和超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99%都是中國本地人。同樣是在上世紀80年代，西門子在北京的辦事處就設在長安街旁的民族飯店的一間客房，當年的同事告訴我，因為沒有文件櫃，大量的文件只能堆放在客房的浴盆裡。而今天，西門子在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開設了辦事機構，僅在北京望京，我們投資一億歐元建成的西門子北京中心就容納了數千名員工，也成為西門子在全球最大的房地資產項目之一。如果有什麼能解釋這些鉅變，那一定就是“信心”。
上世紀90年代，當德國一些企業對是否到中國投資踟躕不前時，當時的西門子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德國經濟亞洲太平洋委員會主席馮必樂說：“（德國企業）不去中國的風險要大於去中國的風險”。這句話在德國引起了巨大反響。此後德國企業開始逐漸擴大在中國的投資，使這幾十年來的中德經貿領域的成功合作成為一段佳話。我相信，那時他心中也是充滿了“信心”。
就在不久前，有記者問西門子全球CEO凱颯，改革開放中的哪件事情給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說：簽證——就在今年年初，他成為第一批獲得十年期中國簽證的外籍人士。他說，這是一種最大的信任。
“信心”與“信任”，這是一種超越單純的商業動機的默契與相互尊重，是對共同發展的共識，是推動合作的精神力量。西門子公司的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聞名於世的一句名言是：我不會為短期利益出賣未來。過去四十年間西門子正是以為中國社會創造可持續的社會價值贏取尊重與信任，成為改革進程中的一員。
創新科技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為社會和人們貢獻價值的力量之源。西門子人常說“創新是我們的DNA（基因）”，這一“基因”在1998年在中國繼續落地生根——當年西門子中國研究院落成，並在2004年開始迅速擴大成為西門子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西門子在中國已經擁有了21 個研發中心，超過4500 名研發和工程人員，以及大約12000 項有效專利及專利申請。他們的創新技術正在廣泛地應用於中國的各個角落：截至2017年底，中國15個城市的33條地鐵線路使用了西門子的信號系統，超過四分之一的中高端樓宇使用了西門子消防報警系統，超過45%的火力發電廠採用西門子高效透平技術，1000多家中小企業通過西門子融資解決方案完成設備升級換代。在中國，平均每天有650多人通過西門子醫療設備接受心臟手術。
推進改革開放最關鍵的因素是人。正因為如此，西門子先後與院校合作在全國建成超過350個實驗室，培訓了3500多名參與一線教學的教師，編寫出版了50多部工程類教材，為中國培養和輸送了數以萬計的創新型工程人才。西門子員工在9座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學校中教授環保教育課程，使超過兩萬餘名學生了解並增強環保意識。
這種社會價值在自然災害面前倍顯珍貴。從1998年中國南方地區特大洪水，到2008年南方冰凍雨雪災害、四川汶川地震，以及之後發生的雲南魯甸、青海玉樹在內的其它地區遭受的自然災害，我們的公司和員工快速響應，提供有效援助，充分發揮公司的技術和服務特長，貢獻一己之力。
2016年初，我們的公司總部推出了新的品牌宣言“Ingenuity for life”。關於這個表述如何翻譯成中文，我和同事們有很多的討論，很多員工也獻計獻策。在經過反覆斟酌之後，我們把它翻譯為“博大精深，同心致遠”。在這幾個字背後，既有對西門子創新科技的總結，也有對西門子在中國的跨世紀曆史高度概括，定義了我們對在中國開展運營所發揮的角色，更寄予了我們對未來的期待：共同的熱情，共同的信念，為中國社會和人們的長遠利益，穩步向前。我想，這是對西門子過去四十年在中國的歷史最準確的註釋了。
四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引領了世界潮流，並將中國帶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今天，中國已經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到全球15%，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中國企業在世界五百強中已達到120家。在這四十年間，有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當然，人們可以說，中國在環境、效率、法治建設等等方面依然有待改進；但僅僅這些數據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讓人充滿敬意，即便作為一個外國人，我也同樣為之驕傲。
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動力和社會責任。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我作為西門子公司“中國項目”的負責人幾乎走遍了中國，與中國各行各業的合作伙伴開展了密集接觸。也就是在那段時間，西門子在中國開設了眾多的辦事機構和生產工廠，直到今天，這些機構和工廠仍然在西門子全球業務網絡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開拓市場，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頗具挑戰的事情；毋庸諱言，在中國同樣如此。我們會遇到不同的意見、聽到不同的聲音、面對不同的立場。但所有這些都絲毫不能沖淡我對中國合作伙伴的敬意。他們懷有對國家和企業極強的責任心、對創新技術不懈的熱情和追求、對融入世界市場的渴望和努力、對國家利益和商業原則的堅持。隨著改革開放的演進，他們變得更加坦然、包容和自信。我相信，正是改革開放強化了這樣一種傳統精神，而這種精神又繼續推動著一輪又一輪新的改革開放，愈發強烈。這個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強不息”。歌德曾經說：凡是自強不息者，最終都會成功。
這種精神同樣推動著中德兩國之間的交流。在以西門子的醫療設備作為建交國禮的四十多年後，德國與中國在外交、安全、人文交流等各方面都實現了頻繁密切的互動。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去年德中雙邊貨物貿易額達1681億美元，增長11%，再創歷史新高。自2016年起，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當初兩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如果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我們會失去多少相互瞭解和促進的機會，會失去多少對企業和國家都至關重要的競爭力。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揭示，只有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才能實現在交流中創新，在交流中發展。
十七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他撰寫的《中國近事》一書中說，歐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不僅僅在於學習對方的歷史性的知識與文明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兩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產生新的創造性思想的火花，從而推動兩大文明的發展。他說：“我們的相遇和交流意義重大，它會孕育千萬美好成果、千萬發明創造。”
而今天，當數字化推動價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國界流動，當“一帶一路”以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推進共同繁榮，當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席捲每個角落，任何地理、文化、民族、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就更不應該成為我們的障礙。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其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巨大成就，證明這是人類實現彼此交流和共同創造的正確的道路。我也欣然聽到，中國發出“將改革進行到底”、“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的聲音；我更相信，繼續真誠支持、積極參與改革開放仍將是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商業共識。
同樣是萊布尼茨，他說：中國人應當與歐洲人交換禮物，互相取長補短，用一盞明燈點燃另一盞明燈。
唯有改革開放，才能讓交流與發展的明燈長盛不衰。
唯有參與改革開放，才能孕育千萬美好成果、千萬發明創造。
[1] 《變革中國》，羅納德·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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