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行經太原市南華門，不由拐進趙樹理故居西側，南華門13號楊愛源故居一觀。兩年前五一路在修之際，我曾遊探路兩旁古之遺蹟，領略晉地明清民國之歷史文化，無意之中見到了在修故居。小院是長方形的四合院，南北長東西窄不大也不小，沒有距此地不遠東北方向的東華門旁精營東邊街徐永昌故居之府地的寬闊，也沒有西出五一路一路之隔的西華門街王靖國故居之公館的奢華，但同樣帶給了人們歷史的厚重。那時院門照壁陳舊，院中西南房、東房部分已維修見新，北房和部分東房卻有人居住尚未動工。今見故居，北房和部分東房依然有人居住破損如故，但見西房修復好的門窗上方，青磚立面凸出的民國建築簡約裝飾風格令人感到清新，思緒中不僅晃動起民國時期曾經在這裡生活，後走出此院各奔東西的人們。
楊愛源，閻錫山的首席高幹，熟悉民國史的人大都知道，山西人則知之更多。我是在退休後追尋我的祖父（李榮桂，保定軍官學校二期步科生，晉綏軍少將教官）從軍足跡時，得知楊愛源是保定軍校一期步科生，而當時保定軍校一至九期6000餘畢業生中山西籍學生近200人，基本都在畢業後被閻錫山攬入晉軍，在軍閥割據時期，歷經大小戰事血雨腥風，成長為了晉綏軍各級軍官，故這些人既是同學校友又是同僚。殊不知在楊愛源40年代末隨閻錫山去臺灣，50年代末於臺灣辭世，30多年之後的新中國步入改革開放的80年代、90年代中，我在太原曾經的同事張教授、謝教授竟是楊愛源的後人，想想也算是有緣。如今我和當年的同事都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故將所知記敘如下。
楊愛源，山西省五臺縣門限石村人。門限石，位於五臺山腳下，清水河上游，東臨河北省平山縣，西距五臺縣城百十來里路程。這裡是多石山區，村裡人世代務農，楊是家中老大長子，曾過繼給大伯為其子嗣，兒時讀過私塾，1907年考入清政府所辦的全國招生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堂督辦段祺瑞），自此棄耕習武。1911年在太原參加辛亥革命起義，1912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期步科，1914年畢業後在段祺瑞部見習，期滿任職晉軍。之後追隨閻錫山，曾參加過赴湘之戰，討馮（馮玉祥）、討奉（張作霖）之戰，中原大戰，忻口戰役等，直到蟄伏克難坡。多年征戰中，從晉綏軍連長起，連連晉升至軍長，北伐勝利後任察哈爾省主席，中原大戰後任晉綏警備副司令，1935年被授予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抗戰時期任集團軍總司令，1939年任二戰區副總司令，日寇投降後隨閻錫山返並，1946年出任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官位僅在閻錫山之下。
楊愛源與校友同僚王靖國（保定軍校五期步科生，晉綏軍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後至太原守備司令）等是閻錫山的同鄉，從這個角度看會得到閻錫山的偏愛比其他同學校友同僚要多些；儘管多年追隨閻錫山歷經大小戰役，所取得的戰績比起校友同僚傅作義（保定軍校五期步科生，晉綏軍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後至華北剿總司令）的涿州守城經典戰例等是有遜色的；而他同期同學同僚好友孫楚（保定軍校一期步科生，晉綏軍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後至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的軍事才幹也是在他之上的；然他卻以世人著稱的萬事審慎忠於職守深得閻錫山信任。
1930年底中原大戰後，閻錫山下野避之大連，楊愛源時任晉綏軍34軍軍長、晉綏警備副司令，作為晉綏警備司令徐永昌的副手，在時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帶部離晉的情況下，他撲下身子打理山西軍政一大攤子事。期間蔣介石予以重金拉攏，他不為所動，將錢公開發給晉軍各部，並將將領簽收單據寄回於蔣智拒收買，於艱難維持山西局面中為閻錫山保留住了晉綏軍主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閻錫山返回山西，授意成立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楊愛源任主任委員，他團結晉軍將領，協調穩定各部，使晉綏軍軍權一直牢牢把握在了閻錫山手中。1936年紅軍東征渡黃河入山西，晉綏軍沿黃河東岸由北向南防衛堵截，之後閻錫山命楊愛源任晉綏“剿匪”指揮部總指揮，原任34軍軍長一職由楊效歐（保定軍校三期炮科生，晉綏軍師長，後至軍長）接任，事實上就此將他推送至了不直接領兵的軍事統帥位置。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曰軍攻陷平津後隨及向平綏線推進，閻錫山出任山西、綏遠、察哈爾等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領晉綏軍、赴晉中央軍、八路軍抗戰。參戰部隊整編為三個集團軍，楊愛源出任第6集團軍總司令，轄晉綏33軍（孫楚）、34軍（楊澄源，保定軍校一期步科生，晉綏軍軍長，後至集團軍副總司令）；傅作義任第7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後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任第18集團軍總司令。9月南口、張家口、天鎮相繼失陷，閻錫山不得已放棄大同會戰計劃撤軍於雁門關、平型關一線。閻錫山在雁門關內代縣太和嶺設指揮部，命傅作義指揮雁門關戰、楊愛源指揮平型關戰，兩頭防守，雁門關為重，不料日軍將主攻方向直指平型關。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楊愛源即於1931年11月在太原上馬街農業專門學校辦起了抗日義勇軍訓練所，自兼所長組織學生軍訓，為山西抗戰積蓄力量。1933年2月日軍鋒指熱河之時，他與張學良、閻錫山、宋哲元（西北軍將領，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後任察哈爾省主席，曾率部長城喜峰口抗戰大捷）、傅作義等多名北方將領聯名通電抗日。此時，楊愛源赴抗日前線，作為平型關戰役的前期總指揮，其指揮部就設在關內繁峙縣大營，他於關前關後關西佈陣，分別有第6集團軍的33軍、34軍，中央軍第17軍（高桂滋，國民革命軍第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曾率部參加長城抗戰）正面防守，關東有18集團軍（林彪，時任八路軍115師師長）協同側擊，並派孫楚為前敵指揮。關前正面部隊到防即與日軍激戰，期間33軍陣地殊死堅守，17軍團城口陣地慘戰失守，八路軍115師喬溝伏擊大捷，晉綏預2軍（郭宗汾，保定軍校九期步科生，晉綏軍軍長，參謀長，後至華北剿總副司令）被封堵澗頭迷回和六郎城，危急下閻錫山調傅作義參戰並指揮平型關戰。
就在團城口陣地馳援晉綏預1軍（陳長捷，保定軍校七期騎科生，晉綏軍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後至天津警備司令兼城防司令）經反覆血戰奪回雙方相持時，日軍選擇了平型關與雁門關間要隘茹越口突破，閻錫山不得已第二次全軍後撤至忻口一線防守。蔣介石急派南京政府軍委作戰部長黃紹竑（新桂系創建人之一，與李宗仁、白崇禧為新桂系三巨頭）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襄助閻在娘子關指揮對日作戰；派中央軍第14集團軍援戰，並由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後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任忻口戰役前敵總指揮，中央軍郝夢齡（國民革命軍第9軍軍長，犧牲在忻口戰役）、晉綏軍傅作義在中段主戰場，楊愛源在寧武西線、朱德在五臺東線協同作戰，全線鏖戰對峙近一月，終因後方娘子關失守，閻錫山不得已第三次全軍後撤回到太原大本營。1937年11月4日，鑑於軍情緊急，閻錫山決定由傅作義守城，省政府南移，餘部南撤，楊愛源先行南下急奔臨汾打理安排。1938年2月，日軍大舉南下侵犯臨汾，閻錫山不得已再次撤軍晉西南，遊弋於黃河兩岸山西吉縣與陝西宜川縣，後於1940年5月駐紮在了吉縣克難坡，山西抗日進入相持階段。
期間，楊愛源於1939年3月出任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原任第6集團軍總司令由陳長捷繼任。並在此之前（1938年2月）閻錫山成立的“民族革命同志會”政治組織的“高級幹部委員會”中，被確定為“十三高幹”之一，之後下設實體管理機構，在高幹實行分職負責制中，被確立為首席高幹；在此之後（1939年11月）閻錫山責成王靖國著手成立的“三三鐵血團”軍隊組織中，任“三三鐵血團”的最高權力機構一一整軍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有閻錫山口諭：今後無論什麼公事，須送副長官核辦，不得越級呈報；故楊在特殊時期山西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的克難坡，著實擔負起了閻錫山副長官的名份和職責，協助閻主持、處理日常軍政事務等。楊為人處事，恪守忠和之道，上對閻錫山效忠，下對同僚下屬寬容，在克難坡這容納了2萬人的彈丸之地及外圍轄縣艱難的生存環境下，在國情省情軍情及內部人事關係複雜的社會背景下，他集智慧、韌性等一身，在閻給他搭建的副長官平臺上協助閻年復一年維持著閻政，今之反觀也實屬不易。
1945年抗戰勝利，楊隨閻返並，閻錫山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楊愛源任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仍然處以閻的副手位置，勤勉謹慎維持著閻政。期間常是黎明即起，閱批文件、接訪傳見、主持會議等等忙至星夜，本職之外不問其他。不久閻錫山發動上黨戰役，拉開了國共內戰序幕，1946年1月國共在重慶簽訂《停戰協定》，成立了美、國、共三方組成的軍調部，隨及派軍調小組赴並調停，楊愛源的外甥張雋軒，託軍調組中共代表給楊帶來一封信。張雋軒，北平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實是中共黨員，1931年即任楊的秘書，後任閻政離石縣長等職，以其當時合法的身份開展地下黨工作。抗戰期間曾將薄一波引薦於楊，以取得楊對犧盟會及新軍創建工作的支持，還曾安排楊去延安秘密拜見毛澤東主席，見識了中共領導下的延安實況，1939年12月晉西事變中，時任閻政省府第四行署專員的張雋軒在保護犧盟會新軍後，脫身回到了中共晉綏抗日根據地，其中共地下黨的身份也即公開。此時，面對這封策反信，楊選擇了將信件原封不動交給了閻錫山，更使得閻錫山對他信任有加。
不久，蔣介石食言，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48年冬，就在太原已成為中共解放軍包圍下的一座孤城時，閻錫山免去楊愛源所任各職，以“交涉補給事宜”名義，賦予重任，派駐南京，於上海專門回收閻錫山在各地所控工商企業的變現資金。同時命王靖國出任太原守備司令，孫楚出任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與城邊幾千大小不一樣式繁多的碉堡一道，死守太原。
1949年初，就在陳長捷被俘天津解放，傅作義接受中共和平改編北平解放，繼之4月太原破城解放，王靖國與孫楚被俘時，楊愛源遵閻錫山之命，已攜帶著回收的資金與先期離並的閻屬軍政人員及部分家眷去了臺灣。而閻錫山則先於3月借國共北平和談之名離並飛往南京，6月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倉惶從成都撤到了臺灣。兩人相聚於臺灣，楊愛源即將所帶去的四萬五千兩黃金全部交給了閻錫山。
1950年3月，蔣介石於臺灣改組國民政府，閻錫山無奈中先辭去國防部長，後辭去行政院長，從此與其殘部在臺灣開始了隱居淡泊清涼的暮年生活，而楊愛源便是自青年時代追隨閻錫山至終的少之又少的身邊人之一。1959年1月，楊愛源在追隨閻錫山45年後，73歲時於臺灣離世，閻錫山為其主喪，蔣介石親送“忠勤永念”輓額。1960年5月，77歲的閻錫山也在孤寂中於臺灣終了此生。
楊愛源一生中有迎娶進門生兒育女的兩房夫人，五個子女。大夫人劉竹如，山西五臺人，楊上保定軍校前與其成婚，婚後生有一女名慧生。二夫人徐筱如，河北人，楊定居太原後與其成婚，婚後生有三女一子，女兒名玲生、睿生、敏生，兒子名日生。
大夫人劉竹如（上圖右），孃家是五臺縣耀子溝村大戶人家書香門第，20年代初攜女與楊的父親和弟弟們舉家遷居太原南華門13號院。她個子不高，纏足小腳，卻有著容人的胸襟，大度為懷，恭儉持家。當年在南華門小院裡，如母親般地帶著楊愛源的還在上學的幾個弟弟楊愛滋、楊愛澶、楊愛淇和楊愛源早逝妹子的兒子張雋軒；她視二夫人所生兒女為己出，在兒女繞膝歡笑中與二夫人和睦相處；她一手操持帶大了丈夫楊家四女一男子輩，帶大了女兒張家五女一男孫輩，一輩子無怨言。由於孃家所處抗戰開始後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家中多人參加了革命，每當做中共情報工作的侄女劉俊月和丈夫前來太原南華門小院“探親”時，劉竹如總會盡力小心掩護。1948年在楊愛源去臺之際，她選擇了與女兒慧生一家由太原遷居北京，50年代初，楊愛源曾又派人與之聯繫，意欲接之去臺灣，然她婉辭，堅持選擇與女兒一家留在大陸。1965年她隨女兒一家返並定居，住在太原六中家屬大院，日常做飯洗涮縫補，清晨主動把院中旱廁打掃乾淨並墊上一層幹爐灰，以至院裡的人們很難把這個和藹勤謹的老太太與楊愛源大夫人的身份相聯繫起來。1977年，86歲時，劉竹如在太原離世。
二夫人徐筱如（上圖左）， 孃家早年即從河北來太原謀生。她天生麗姿，溫良體貼，自進入太原南華門13號院，便與大夫人姐妹相稱，她為楊家生了兒子，卻沒有以子為貴驕縱，自己及兒女們都對大夫人十分敬重。1948年她帶著女兒睿生、敏生，兒子日生去了臺灣，誰知世事難料，在臺灣的日子並不好過，由於閻錫山無奈退出政界，楊愛源也閒居臺北草山，一向沒有為生計操勞過的二夫人，擔負起了一應家務瑣事。在清苦生活中她斷不了思念留在大陸的親人和女兒玲生，時隔不久又遇到了女兒睿生重返大陸的離別，以及日後女兒敏生、兒子日生赴美的離別。後何應欽、徐永昌將楊家實情報知蔣介石，楊愛源被聘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楊家經濟狀況才得以緩解，而無論境遇如何，她始終陪伴在了楊愛源的身邊，不離不棄至楊離世。楊愛源離世後，她於1960年初隨女兒敏生、兒子日生移居美國，1983年回國後在太原隨女兒玲生、天津隨女兒睿生定居，1984年增選為山西省政協委員。1987年，82歲時，徐筱如在天津離世。
楊愛源的長女楊慧生，從小在太原接受教育，上學至高中，1935年與張炤成婚。張炤，山西五臺人，其父張淑琳是清末舉人，山西辛亥革命中“忻代寧公團”的創辦人續西峰（桐溪）的門客，曾為續撰寫了碑銘。張炤與楊慧生婚後，1944年西北大學（陝西城固）中文系畢業，抗戰勝利返並於進山中學任教。楊慧生有兒女6個，大女兒張天蓉生於成都，二女兒張天青生於克難坡，三女兒張天孫生於太原、四女兒張天麟、五女兒張天麒和兒子張天安生於北京。1948年楊慧生一家與母親由太原遷居北平，之後張炤入選華北大學（北平）接受中共幹部培訓後，分配到新中國國家政務院監察部工作，1959年隻身下放太原工廠，後落實政策重返太原中學任教。期間楊慧生在北京弘善寺小學任教，與母親帶著子女生活在一起，直至1965年返並全家團圓，這裡從兒女的出生地，可見當時動盪年代顛沛生活一斑。楊慧生返並後於新城街小學任教，197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民革），後任大原市政協委員，熱心聯絡臺灣、港澳僑胞，積極促進海峽兩岸的統一。2012年底，93歲時，楊慧生在太原離世。
楊愛源的二女兒楊玲生，從小在太原接受教育，上學至女師，1938年與謝益棠成婚。謝益棠，山西五臺人，其父謝維輯留學日本，回國後在山西川至醫學專科學校任教，抗戰時期兼任二戰區中將軍醫監，抗戰勝利後任閻政山西衛生廳廳長，解放後供職山西省醫藥公司，為山西省第一屆政協委員。謝益棠與楊玲生婚後，1943年山西大學遷入克難坡（山西吉縣）辦學時，考入山西大學工學院機電工程系，抗戰勝利後隨山西大學返並，畢業後留校任教，1953年山西大學改制，隨工學院獨立辦學至太原工學院任教，是學院熱能動力專業的奠基人。楊玲生有兒女6個，大女兒謝岫雲生於成都，大兒子謝克明生於克難坡，二兒謝克昌、四兒謝克文、二女兒謝岫嵐生於太原，三兒謝克平生於北京。1948年楊玲生的母親帶著兩個妹妹和弟弟去臺灣時，她和丈夫全家留在了太原，多年沒有外出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文革期間，她曾被遣送回鄉，住在謝益棠的老家五臺東冶，之後落實政策返並。晚年她與母親和妹妹弟弟分別幾十年後擁泣相見，母親定居太原時於身邊照料，並代母親將其存款向太原工學院子弟小學捐贈，完成了母親遺願，深感欣慰。1996年，72歲時，楊玲生在太原離世。
楊愛源的三女兒楊睿生，於太原進山中學讀書時曾受到中共進步思想的影響，1948年已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的她，於時局緊迫中匆匆與母親和妹妹弟弟去了臺灣。1950年初，在臺灣與王靖國之女王瑞書（曾受中共黨組織之託，由北平回太原勸諫其父起義未果，被送往臺灣）相遇，共同的志向促使她倆與幾位進步青年相約重返大陸。她向同學借錢買了機票，臨行給家中留下紙條，母親趕往機場勸阻不下，只好交給她一根金條，囑託她走好自己選擇的路。她決然登機飛離臺灣到達香港，中途換乘假去日本的輪船前往天津，當船駛出臺灣海峽時，船上突然飄起了五星紅旗，船上的進步青年手拉著手熱血沸騰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船滿載著她們追求民主自由的情懷，慢慢駛向大陸到達了天津。之後她於南開大學經濟系復學，畢業後留天津工作，並與同學陳大鈞成婚。陳大鈞，天津人，婚後於50年代末與楊睿生一道被調往新疆工作，之後落實政策，全家返回天津定居。楊睿生有兒女3個，女兒陳繼先、陳繼忠，兒子陳繼超。80年代初，她終於盼來了母親與妹妹弟弟的回國團聚，1985年家族親人在天津為母親80祝壽後，她便留母親在身邊照顧陪伴至終。2010年， 82歲時，楊睿生在天津離世。
楊愛源的四女兒楊敏生，1948年隨母親和三姐、弟弟一塊去了臺灣，50年代初單純的她曾懷揣複雜的心緒，隨母親奔機場，送別了由臺灣返回大陸的三姐，之後留在父母身邊繼續讀書，直至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大學畢業後，她前去美國求發展，定居加州，在洛杉磯州政府做公務員，後與美籍華人程子敦成婚。程子敦，上海人，是動力機械工程師，在美從事設計工作，中美建交後，80年代初，受太原工學院邀請前來講學，是楊家第一個從美國回到大陸探親的人。楊敏生有兩個兒子，程義文、程偉文。60年代初，父親在臺灣離世後，楊敏生與弟弟楊日生將母親接到美國贍養。70年代末，她與多年未曾聯繫的大陸親人有了信件往來，並寄回母親照片，大姐夫張炤曾作《遙寄》長詩一首回信，詩的開篇“骨肉重洋外，音容久相違。”，中段“細審阿婆面，身健展壽眉。儔箋字字雅，勝似老儒為。新陸古稀客，隨像衣著緋。定省賴敏妹，殷勤奉慈緯。”，篇末“翹首盼青鳥，幸帶好音回。”，誇讚她深厚的中華語言文字功底，傳統的侍奉母親孝道，以及期盼團聚的心意。1983年，楊敏生帶母親回國探親，母親自此定居國內，圓了落葉歸根之夢。楊敏生，如今已88歲，仍定居在美國加州。
楊愛源的兒子楊日生，1948年隨母親和姐姐去了臺灣還在上中學，在臺灣陪伴了父親幾年，高中畢業後便於1953年前往美國求學。初到美國時，也曾是在課後奮力打工等，艱辛付出多年後才取得美國綠卡。楊日生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機械工程系，擁有加州機械、防火、控制系統工程師執照和美國其他13洲以及華府（華盛頓）工程師執照。後與美籍華人（上海人）馮月輝成婚，婚後兩人創辦了自己的工程顧問公司，夫人管理公司運營，他做公司總裁任總工程師一心搞設計，曾做過美國國防工程海陸空基地機電工程等無數設計，曾獲美國亞裔建築工程師協會傑出工程師稱號。1979年中美建交，國門初開，大陸民間對外渠道漸通，海外僑胞很多人都積極與大陸親人聯繫，80年代初，楊日生回到大陸，與分別了30多年的親人團聚。此後在往返中美兩國間，積極為山西省有關部門及人員傳針引線，促成了多渠道訪美交流，後參與國內多地工程建設，曾擔負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大廈機電工程等設計，為促進國內的進一步開放和繁榮，引進新的理念和技術等付出很多，得到薄一波的讚許。2009年最後一次回國探親後，2011年，79歲時，楊日生在美國離世。
楊愛源的外孫女，長女楊慧生的三女兒張天孫，便是我80年代的同事。張天孫出生在太原，1948年1歲時與全家遷居北京，在北京上學至高中，1965年正值就讀北師大女附中高二時，隨家返並轉學到太原六中至畢業。文革期間被分配在古交鋼鐵廠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時，以古交區第一名的高考成績被太原工學院熱能動力專業錄取，師從其二姨夫謝益棠，1982年畢業分配到太原電力高專任教。記得在校期間她首創傳熱學課程雙語教學，主講了熱動專業多門專業基礎課，編撰出版了多部專業教材，其科研項目還獲得國家專利一項，在評聘為教授的同時曾任學校動力系主任、科研處長、成教處長、教務處長等職。退休後，受聘運城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至今仍為山西高職高專人才培養評估專家，先後到過省內30多所高職高專學校報告演講指導評估工作。對於她的姥爺楊愛源這一家庭關係背景，她一直以來是坦然低調應對，前段時間見面聊天，才知當年她是在學校黨委書記徐奇的關懷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而做為一名黨員，堅守著一份世界大同的信念，腳踏實地工作在黨的教育陣地，成就了她為之奮鬥的追求，從中也讓人感受到了她上進執著的精神所在。
楊愛源的外孫，二女兒楊玲生的大兒子謝克明，是我90年代的同事。謝克明1944年出生在動盪年代的克難坡，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全家返並，後在太原上學，高中就讀於太原五中，1962考入清華大學自動化專業，文革中1967年畢業，1968年分配工作，先後在水電部工程局，撫順石化局等單位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後，他於1978年考取了太原工學院電機工程系碩土研究生，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與父親成為了同事。多年在太工任教中，他成長為了控制理論與工程的學科帶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除本科教學外，指導在讀碩士生、博士生多人，編撰出版了多部專業教材，發表了多篇論文，其科研成果被應用於電力、化工等企業和山西的引黃工程，同時擔任自動化系主任、信息工程學院院長等職。90年代他有幸去了美國做高級訪問學者，雖然在美親友有條件幫其留美髮展，而他卻沒有為美國優越的物質條件所動，如期回國回到太工繼續堅守在自己的教學科研崗位，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1996年夏，他調入太原電力高專任校長，在這裡雖僅任職短短一年時間，卻讓人感受到了其認真率直的學者風範。
楊愛源的外孫，楊玲生的二兒子謝克昌，如今已是響譽社會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工程院外籍院士。謝克昌，1946年生於太原，從小在太原上學，高中就讀於太原五中，1963年考入天津大學化工專業，1968年畢業，分配在河北化工企業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後，1978年與大哥謝克明雙雙考入太原工學院，在化工系讀碩士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教，與父親謝益棠和大哥謝克明共為一校同事。在太工任教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除本科教學外，指導在讀碩士生、博士生多人，發表論文專著多部，於煤化工科技領域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獲得專利多項，成長為了教授、博士生導師，煤化工專家，同時在日本取得工學博士學位，1995年曆任太工校長助理和副校長後升任校長。
鑑於謝克昌的姥爺楊愛源這一家庭背景關係，在國家對臺灣統戰工作進一步加強，各民主黨派納新工作推進中，謝克昌受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山西省委員會第七屆主委李蓼源的舉薦引進，1997年至2012年當選連任民革第八屆至第十屆山西省委員會主委，並於2007年當選為民革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兼職忙碌於祖國統一大業。2005年、2015年作為中國抗日將領楊愛源遺屬代表，他榮獲國家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70週年紀念章，並應邀前去北京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70週年紀念大會和觀禮。
謝克昌於民革任職期間，正逢香港迴歸祖國之際，“一國兩制”的國策也由偉大構想到落地實施，臺灣及各地海外華僑與大陸同胞的互往增多，他在繼續推動尋根、探親、聯誼、接待來訪等活動的基礎上，率大陸高校校長團隊等前去臺灣、美國開展學術交流，廣泛接觸在臺在美山西同胞，多方位多層次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同時將參政議政的內容與科研成果和國情省情緊密結合，代表民革山西省委向山西省提交了《從21世界我國能源供求形勢談山西省煤炭轉化發展對策》（1999）（72號）提案，被遴選為省優秀提案，引起省政府高度重視和採納。
2010年，謝克昌離並赴京出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2011年當選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歷年中還有多種兼職等此不贅述。做為我國煤化工科技領域開拓者之一 ，現今他在所任首席科學家主持的《煤炭清潔高效可持續開發利用戰略研究》項目已出成果的基礎上，依然在國家能源革命大數據平臺建設等中探索創新，不斷為國家提供戰略性、前瞻性、持續性的科技諮詢，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重大問題科學決策做著努力。
回想中美建交距今已近40年，當年，國門敞開後，楊愛源在美國的二夫人以及四女兒和兒子回到闊別了30多年的太原與家人團聚。親人們喜中述說著相互的思念之情，同時感嘆著時間的無情，今日南華門小院還在，卻再無離時兒女的年少，少了大夫人慈愛的身影，更少了再也回不來的南華門13號院的主人楊愛源……楊愛源之墓離世時立於臺灣，後臺灣因用地性質改變，眾墓遷移，於是兒子楊日生在美國加州為父親重新選了墓地，將其遺骨由臺灣遷入了美國。楊日生離世後，其墓地也立於美國加州，就此永遠地與父親相守相望在了大洋彼岸。楊愛源的兩位夫人，相繼離世後，卻將骨灰葬到了五臺縣門限石村，雙雙默默守候在了楊愛源的老家。時間仍然在緩緩地流動，無情地衝刷著人間歷史的變遷，楊愛源如今在美國的四女兒楊敏生，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楊家後人們，卻每逢佳節仍然都會思念著親人故土，依然都懷有一個共同的心願，那就是盼望著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國泰民安，不再有非所願的骨肉分離。
後記：楊愛源，身經我國清末、民國等重要歷史時期，親歷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山西閻錫山當政期間任過多種軍政要職，自打從太原南華門小院離並，再無緣回到故里。感慨世事的難料，家人的別易會難，今憶史紀實，成就了此文。在此向楊愛源後人提供的幫助，一併表示感謝！
本文作者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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